这表明柏拉图并不象通常被认为的那样把自然界和理念界并列起来：有自然界，有理念界，后者是前者的来源和根据；而且首先他是不是把自然理解为自然界、把理念理解为理念界，都还是应该考究的。
至于亚里士多德则更不是以一种“界化”的方式思考自然。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既没有纯粹的质料，也没有纯粹的形式，有的只是质料和形式结合在一起的具体事物（当然，鉴于亚里士多德的复杂性，这只是大致说来如此）。亚里士多德经常说要象研究塌鼻子的塌的形式那样来研究物体的自然本性。Ειδος与卑俗事物的联系在柏拉图对话里还是一件令苏格拉底深感难堪的事情，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则自觉地被当作一个基本的原则。
但是，从柏拉图开始，西方思想史上确实发生了某种“非自然化”的转变，这一点甚至是可以感觉出来的。但是仅限于感觉到这一点以及指出它来是远远不够的，要紧的问题是要解说清楚：究竟是在一种什么意义上，我们说柏拉图开始了一种“非自然化”的转变？
首先，凭什么把这个开端归之于柏拉图？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完全可以以一种黑格尔式的或类似的方式说：人只要思考，就不再是自然的生物。所以“非自然化的转变”如果有的话，何必非要等到柏拉图不可呢？苏格拉底以前的自然哲学家们虽然只是一味地从自然里面寻找自然的原因（αρχη，本原，原则，根源），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一针见血”地指出：爱奥尼亚哲学家们的水、火、气什么的，其实只不过是尚不自觉其为思想的思想：因为他们毕竟寻找原因。
寻找原因这样一种努力似乎毫无疑问不是自然的（φυσις）。然而为什么？可能的理由至少有两个：1，因为它是人为的（τεχνη）。无论作为一种什么样态的努力，思想也好，直觉也好，实践经验也好，只要它是属人的，它就不是自然的。2，因为它是思想，不管这思想是属于人的还是不属于人的，反正思想的就不是自然的。
这两个可能的理由并不能“归根到底归结为一个”：它们说的不是一回事。不管它们成立与否，前一个理由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考虑问题，后一个理由是从思想观念与自然的关系出发考虑问题。我们说从柏拉图开始了一种非自然化的转变，并不是说人类或者说西方人只有从柏拉图开始才有了超出自然思维的纯粹的真正的思想。这只是柏拉图主义的、或者说是西方主流形而上学的观点。它是从一种特殊的对思想的理解和限定出发来考察哲学史而得出的判定。而我们在这里试图要做的事情正是要指出这种思想理解的特殊性和狭隘性：从柏拉图开始，一种特殊的思想形态开始形成了；这种思想形态的特殊之处在于：思想与自然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思想的主要问题。当然在柏拉图那里这个问题还没有演变成“观念界”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这样的极端形式。在柏拉图那里发生的非自然化转变，其主要特征既不是从专注于自然到专注于人的转变，也不是从专注于自然到专注于观念的转变。柏拉图转变的主要方面在于从根本上打破了运思在二元因素中的自然思维方式，而引入了一个第三因素：作为客观思想的ειδος. 这个ειδος既不是属人的，也不是自然的，也不是从属于人的“主观思想”的。倒是这一切人的或自然的因素都从属于它；而且它并非外在于这一切而自成一个世界，而是内在于这一切当中充当这一切事物的自然、本性、本质。这样一个第三因素的特别之处并非它的内在于一切事物之中的内在性，也并非它的外在的独立实存性，而在于它的绝对的超越性和绝对的中介性：在它面前，一切都成为“时间内的”事物。具备前两种特性的“灵魂”、“心灵”一类的观念早在柏拉图之前的希腊就有了，在别的诸多文化形态中也屡见不鲜。而始自柏拉图的这种绝对第三因素的引入却是一件很特别的事件。
在柏拉图那里尚未明确地形成唯一的超越性理念。桌子有桌子的理念，勇敢有勇敢的理念。理念的超越性还没有达到唯一性的地步，它只是表现在：它既不是象桌子那样的一件东西，也不是象勇敢那样的一种属人的品性或状态，而桌子或勇敢却从它而来，受它规定；而且当某个桌子甚至所有桌子或者某个人甚至所有人的勇敢都消失不在的时候，它们的理念还在。由于我们已经深受基督教和现代科学技术世界图景的影响，柏拉图的理念论很容易被现代人解释为一种有关一个“理念世界”的景观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