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费耶阿本德的师承谈起，简略地介绍了他对科学哲学中基本问题的看法，他对经验传统和理性传统的历史分析，以及他批判那种超越时代的理性主义方法论，主张一种具体内容不断变化的历史传统的主旨。
关键词：历史传统　经验传统　理论传统
　　　　

象T.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一样，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认识论纲要》(1970)已成为当代科学哲学的权威性著作。它在当时的传统或主流哲学中投下一颗炸弹，引起了广泛的强烈反响：或则批评、谴责，或则同情、支持。影响所及，转移了当代科学哲学的方向：实用主义、历史主义的新潮流取代逻辑经验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的旧传统。当今关于真理与意义、工具主义、实在论和相对主义的争论被赫西(Marry Hesse)称为库恩之后和费耶阿本德之后的(post-Kuhnand post-Feyerabend)大辩论。[1]
我在拙著《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一书第六章中对费耶阿本德的这本权威性著作已经作出详细的阐述，现在趁这本名著的中文译本即将出版的机会，把当今受人注目的、被一些人谴责和嘲笑，却被另一些人拥护和同情的这位反传统哲学家的基本观点描画一个大体的、全面的轮廓，使读者对这本名著能够有更深刻的理解。
费耶阿本德年青时研究戏剧，接着在维也纳大学的奥地利历史研究所研究历史，辅助科学，还有物理学和天文学。他当时和一些同学组织了以维也纳学派哲学家克拉夫特(Victor Kraft)教授为主席的哲学俱乐部，定名为“克拉夫特小组”。其成员大部分是学生。冯·赖特(vonWright)、安丝康(Anscombe)和维特根斯坦等著名哲学家曾经参加小组的会议和讨论。小组讨论断断续续，从1949年开始直到1952年或1953年结束。费耶阿本德的博士论文就是在小组会议上宣读和讨论的。1951年他获得维也纳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维特根斯坦当时准备接受他在剑桥大学研究哲学，但在他抵达英国之前，这位哲学家已不幸去世。于是，他到了伦敦，在波普门下研究哲学。1953年，波普邀请他担任助手，他未接受。两年后经波普和薛定谔的推荐，担任布里斯托大学讲师。1958年到美国，任加利福利亚大学（伯克利）副教授，1967年升任教授。以后曾在英国、德国和美国其他大学任教，后来又回到伯克利。同时兼任瑞士苏黎世联邦技术学院科学哲学教授。主要著作有《反对方法》(1970,1975)、《自由社会中的科学》(1978)，哲学论文集第一卷《实在论、理性主义和科学方法》(1981)、第二卷《经验主义问题》(1981)、《告别理性》(1987)。
在哲学思想上，费耶阿本德最初受逻辑实证主义者克拉夫特影响，后来又受维特根斯坦和波普影响。但在形成自己独特的观点时，他既反对逻辑实证主义，也反对波普，却受益于另一位逻辑实证主义者弗兰克(Philipp Frank)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1960年起他同库恩的广泛讨论对他的思想的成熟产生了更深刻的影响。
他认为基本问题是理性和实践的关系问题。传统科学哲学家的错误在于强调理性，满足于公式和简单规则的讨论，而忘记科学实践。维特根斯坦的功绩就在于批评这个方法，揭露它所含的错误，强调科学不仅包括公式及其应用规则，而且包括整个传统。库恩进一步把这种批评展开，使之更加具体。他指出，库恩的范式就是一个传统，它既含有容易识别的特点，也含有以隐蔽的方式指导研究的倾向和方法，这些是不为人所知的，只当和其他传统相对比时才会被发现。库恩用这个可以称为“行动中的理论”(a theory in action)的复杂和精巧得多的概念，来代替向来支配科学哲学中讨论的没精打彩的“理论”概念，这是很大的进步。
按照费耶阿本德的看法，一切传统都是历史传统，这一点维特根斯坦已经弄得很明确。但我们能够把经验的传统(empirical traditions)和理论传统(theoretical traditions)加以区别。理论传统企图用带有抽象概念和概念之间的抽象关系的抽象模型来代替它们的成员所使用的似直觉的和仅仅部分地标准化的方法。人们相信人心的发明最终将取代我们一切已知和未知的、明显和隐藏的适应能力，包括情绪和常识，所以整个的创造工作能够仅仅在人类理性基础上重新建立。较有批判眼光的理性之友则承认这样一种全部取代是决不可能的；他们认识到理性顶多能够改造我们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一小部分，而且这样一种改造将仅仅部分地符合它的要求。但他们仍然敦促我们在任何可能情况下应用抽象思维。经验传统的维护者则否认这样一种方法的普遍适用，他们断定为了道德的及经验的理由有些领域能够但不应当引进理论传统。在这些领域中，理性顶多能够作为生活的工具起作用，不能用它来决定人生的基本轮廓，赞成理论传统的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传统维护者之间的争论贯串着自古至今的整个思想史。
费耶阿本德还指出关于历史传统的以下简单的基本事实。
(1)经验传统和理论传统两者都有自己的规律、对象、研究方法和有关的哲学，本身都是一个传统。理性主义者并非在混乱和无知的地方引进秩序，却是引进了和历史传统的秩序和方法不同的一种由特殊方法来确立的特殊秩序。
(2)理论传统的方法在天文学和数学这样的领域中很有成果。希腊天文学家遵从柏拉图关于构造抽象模型的建议获得超乎意料的成功。但成功是不能够预见的，而且它并不立即导致较之建立于不同的和更富经验性的原则上的巴比伦天文学家的观测更准确的预测数值。
(3)理论方法在其自身内部以及在其克服象医学这样的经验传统时都遇到严重的困难。内在的困难是众所周知的：巴曼尼德和芝诺的悖论、无理数的发现、语义悖论、感性－理性问题、心－身问题等等。因此有些哲学家和数学家建议甚至在数学的中心部分也回到较富经验性的传统（布劳威［Brower］、维特根斯坦、波利亚［Polya］等）。
(4)理论方法的外部困难表现在：科学医学和象美洲印第安人医学、草药学、针灸等等之间的争论并未解决。在这些传统之间作不出令人满意的评价。我们知道科学医学在特殊领域内取得的治疗效果是其他系统所不易达到的。但是，怎么样进行全面估量是不清楚的。例如，并没有证据表明传统医学的非科学方法的使用不能够结束科学的癌症研究的停滞不前。
(5)科学史给我们提供一个明显的悖论。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和数学是理论学科。它们是当希腊理论传统取代巴比伦人和埃及人的经验传统时兴起的。但有趣的是：在起初的抽象步骤之后，这些学科成为经验的（历史的）传统。尽管使用抽象概念和方法，却是以常常和它们的抽象定义相冲突的直觉方式来使用的。这是最近在给予科学变化以“合理的”说明的一切努力都归于失败之后才认识到的。只有把学科中所包含的抽象概念转变为不是由规则（除局部地以外）而是由一个历史传统授予其实践者的机智和直觉来指导的概念，这些学科才能变成复杂的和成功的：“严格地说，一切科学都是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