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光武中兴后，在易学领域，古文费氏易学渐兴，但属于今文的象数易学特别是《易纬》的象数易学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且广泛、深刻地影响着当时的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发展。《白虎通义》吸收、借鉴《易纬》之说，构筑了一个以太初、太始、太素、三光、五行为次序的宇宙生成模式。它曾称述《易传》“汤武革命”之说，强调改朝换代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同时倾心于《易传》的天尊地卑、乾坤定位之说和董仲舒的三纲五常思想，系统阐述了三纲六纪理论，目的在于营造一个上下各安其位的和谐的社会氛围，实现天人整体和谐的文化价值理
关键词：《白虎通义》；易学；《周易》；东汉
Bai hu Tong yi and the Yi-ology
Abstract:Since the Guangwu Restoration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FEI Zhi’s Yi-ology based on the Yi written in Chinese script before the Qin Dynasty was gradually springing up. In spite of this, the imagenumber Yiology, esp. that conceived in Yi Wei (The Apocrypha of the Yi) still played a guiding role and extensively and deeply affec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politics and ideological culture at that time. Taking in and drawing references from the theories embraced in Yi Wei, Bai hu Tong yi (Thorough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lassics Passed in the Conference Held in the White Tiger Temple) constructed a producing pattern of the cosmos in the order of Taichu (primordial state of Qi), Taishi (primordial state of forms), Taishu (primordial state of matters), Sanguang (three lights, i.e. sun, moon, and stars), Wuxing (Fiveelement). It had approvingly recounted the revolutions at the end of the Xia and Shang dynasties mentioned in Yi Zhuan (Commentaries on the Yi), to stress the necessity and rationality of the dynasties changes. Meanwhile, it admires the principles of “heaven (symbol of the trigram Qian) superior with the earth (symbol of the trigram Kun) inferior” conceived in Yi Zhuan, and DONG Zhongshu’s thought of the Three Cardinal and Five Constant Virtues. It systematically expounded the moral principles to create a harmonious social atmosphere in which each enjoys its own proper position, to realize an ideal of cultural value by which the heaven and human attain to a holistic harmony.
Key words:Bai hu Tong yi; Yiology; Zhouyi; the Eastern Han Dynastysm
汉武帝以后，儒家经学成为统治思想和官方学术。随着经学的演变和发展，随着它与政治、经济利益的日趋密切，经学中今文学、古文学及其内部各学派的矛盾、纷争亦愈加严重。这不利于刘汉皇朝在思想文化、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大一统。最高统治者需要统一儒家经义，于是，汉章帝亲自主持召开了著名的白虎观会议。会议的结果，由班固编集成《白虎通义》，亦省称为《白虎通》。
我们注意到，在《白虎通义》中，《周易》和易学的影响表现得较为突出。《白虎通义》在阐述儒家经典的重要作用时，肯定了《周易》的非凡特殊价值和特殊地位。它说：“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人情有五性，怀五常，不能自成，是以圣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它还称述《礼记·经解》之文曰：“洁净精微，《易》教也。”（《五经》）［1］在《白虎通义》看来，五经是五常的载体，其中《易》是“智”的载体，而“智，知也。独见前闻，不惑于事，见微知著也”（《性情》）［1］。《白虎通义》又将五常与五谏联系起来，将“智”与“讽谏”联系起来。它说：“人怀五常，故知谏有五。其一曰讽谏，二曰顺谏，三曰窥谏，四曰指谏，五曰陷谏。讽谏者，智也。知祸患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讽告焉。此智之性也。……孔子曰：‘谏有五，吾从讽之谏。’”（《谏诤》）［1］这就突出了《周易》和易学在准确认识社会隐患方面的作用，是其忧患意识的一种反映。此外，《白虎通义》还承于《易纬·乾凿度》之说，将五常与八卦联系起来，指出：“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以为常，仁义礼智信也。”（《性情》）［1］结合上面提到的“《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之语，五常所由出的五气既然本于八卦之体，那么，《易》在五经中的独特地位也就不言而喻了。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结合五常之说强调《易》为五经之首，虽是承于《七略》而来，但亦与《白虎通义》的说法有一定关联。
关于《周易》的成书，《白虎通义》依据《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云云，论述道：“文王所以演《易》何？商王受不率仁义之道，失为人法矣。己之调和阴阳尚微，故演《易》，使我得卒至于太平日月之光明，则如《易》矣。”对伏羲作八卦，它更是直接引用《系辞下》之文：“伏羲作八卦何？伏羲始王天下，未有前圣法度，故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象万物之情也。”至于孔子作《易传》，它虽然没有明确提及，但却指出：“周衰道失，纲散纪乱，五教废坏，故五常之经咸失其所，象《易》失理，则阴阳万物失其性而乖……”。故孔子“追定五经，以行其道”。（《五经》）［1］这些反映了《白虎通义》对易学的特别重视，而且班固“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之说与此也不无关系。
《白虎通义》继承、发挥《易传》以来特别是董仲舒天人之论中的神秘主义因素，再次强调天是至高无上的，具有镇服、治理人的种种威严和权力：“天者何也？天之为言镇也。居高理下，为人镇也。”那么，以天为主导的宇宙万物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它在论及人类嫁娶之道时说：“《易》曰：‘天地氤氲，万物化淳。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人承天地施阴阳，故设嫁娶之礼者，重人伦，广继嗣也。”（《嫁娶》）［1］很明显，这是对《易传》阴阳说和汉易元气说的继承和发展。《白虎通义》还接受《易纬·乾凿度》“太初”、“太始”、“太素”之说，认为在元气之前，存在“太初”阶段：“始起先有太初，然后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混沌相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然后剖判，清浊既分，精曜出布，庶物施生。”他还指出：“精者为三光，号者为五行，五行生情性，情性生汁中，汁中生神明，神明生道德，道德生文章。”（《天地》）［1］这就构筑了一个太初——太始——太素——万物的宇宙生成模式，而创造者则是作为宇宙万物的最高主宰——天。此说表明，除了正统经学，谶纬尤其是《易纬》之学在《白虎通义》的理论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们知道，兴于西汉末年的谶纬之学，在进入东汉以后更为繁盛，光武帝甚至宣布图谶于天下，从政治上给以全力支持和扶植，使之与古文经学、今文经学鼎足而立。《白虎通义》的宇宙生成说与这种学术形势是密不可分的。
对于《周易》的变化之道，《白虎通义》也有所注意、有所取鉴。它曾称述《周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民”，承认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论述三皇、五帝之号的来历时，这种意识表现得尤为明显。它说：“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而不能覆后，……茹毛饮血，而衣皮苇。于是伏羲仰观象于天，附则察法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画八卦以治下，下伏而化之，故谓之伏羲也。”（《号》）［1］它继承董仲舒三统三正说和改制说，强调：“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袭也。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所以变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王者改作乐，必得天应而后作何？重改制也。”（《三正》）［1］《白虎通义》强调“受命各统一正”，是为了论证刘汉皇朝与夏、商、周一样是受命于天，有着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白虎通义》的三统三正说虽然承自董仲舒，但又用文质说对其作了必要的修补、发挥和完善。它指出：“王者必一质一文者何？所以承天地，顺阴阳。阳之道极，则阴道受，阴之道极，则阳道受，明二阴二阳不能相继也。”“帝王始起，先质后文者，顺天地之道、本末之义、先后之序也。事莫不先有质性，乃后有文章也。”（《三正》）［1］在它看来，三统三正的循环含有先质后文、阴阳变化的意义，这就比单纯的循环之说有了进一步发展。此外，对与三统三正说相联系的夏忠、殷敬、周文之三教说，《白虎通义》也作了一定程度的补益。它强调以忠为本，忠、敬、文三者，“王者行之有先后”，又强调“三教一体而分”，指出：“教所以三何？法天地人。内忠外敬文饰之。故三而备也。即法天地人各何施？忠法人，敬法地，文法天。”（《三教》）［1］它要求“通天下之三统”，兼备三教，从而将三统三正说与三教说巧妙地结合起来，并为王者政典提供了天道依据。“《白虎通义》援引天道论证人道的思想在书中随处可见，应该说这是此书诠释典制意蕴的主导意向之一。”［2］而这明显是受到《易传》天地人一体观和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整体思维方式的影响。
同时，《白虎通义》又注意到《周易》的不易之义：“王者受命而起，或有所不改者，何也？王者有改道之文，无改道之实。如君南面，臣北面，皮弁素积，声味不可变，哀戚不可改，百王不易之道也。”（《三正》）［1］章帝之时，经过建武、永平之治，东汉的社会经济有了较为明显的恢复和发展，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政治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强化，所以《白虎通义》强调，作为天在人间的代表，君王的权力是神圣不可侵犯，永远不可更易的。它借助《易传》阴阳刚柔之说和天尊地卑、乾坤定位的思想，全面发展和神化了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学说，系统阐述了三纲六纪理论：“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君臣、父子、夫妇，六人也。所以称三纲何？一阴一阳谓之道，阳得阴而成，阴得阳而序，刚柔相配，故六人为三纲。”它认为，“三纲法天地人”，“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信，归功天也。父子法地，取象五行转相生也。夫妇法人，取象六合阴阳，有施化端也。”（《三纲六纪》）［1］《白虎通义》还特别强调：“地之承天，犹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其位卑，卑者亲视事，故自同于一行尊于天也。”（《五行》）［1］《白虎通义》还承于儒家经义，将象征天子“至德之道”的八音与《易》数联系起来：“八音……，法《易》八卦也。万物之数也。八音，万物之声也。”（《礼乐》）［1］显然，此论的目的在于维护以刘汉皇权为中心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
与此相应，为了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白虎通义》继承以《易传》为代表的中和理论，强调中和是人的自然之性，要求人们互相和睦，彼此亲爱，举止适中和顺，自觉遵守纲纪，服从宗法等级制度。在这里，它要求统治者力行中和之道。如在分析古代帝王称号时说：“黄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万世不易。黄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万世长存，故称黄帝也。”又：“殷者，中也。明当为中和之道也。闻也，见也，谓当道著见中和之为也。”（《号》）［1］实现中和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礼乐之制的真正贯彻。它说：“礼者，盛不足，节有余。使丰年不奢，凶年不俭，富贫不相悬也。”它还继承了《易传》天地合德、天人合一的观念，指出：“圣人者何？圣者，通也，道也，声也。道无所不通，明无所不照，闻声知情，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鬼神合吉凶。”（《圣人》）［1］将社会和谐与自然和谐有机地结合起来，提出：“君父有节，臣子有义，然后四时和。四时和，然后万物生。”（《礼乐》）［1］可见，《白虎通义》所追求的同样是一种天人和谐的文化价值理想。为了实现这一理想，《白虎通义》继承和发挥了《易传》的“生生”、重德和养贤、尚贤思想，呼吁帝王推行仁政，为民造福，“施生爱人”，（《性情》）［1］“和其民人”（《社稷》）［1］，要求"张官设府，非为卿大夫，皆为民也“（《封公侯》）［1］，强调"圣人虽有万人之德，必须俊贤”，主张“择贤而封之，以著其德，极其才”，呼吁“开贤者之路”，“选择贤良”。在它看来，“封诸侯以夏何？阳气盛养，故封诸侯，盛养贤也”（《封公侯》）［1］。谈及辟雍、明堂，它说：“天子立辟雍何？辟雍所以行礼乐，宣德化也。”“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宗有德，重有道，显有能，褒有行者也。”（《辟雍》）［1］这些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