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还会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或许《礼运》篇关于孔子向子游讲论“大同小康”之义的场景
描述存在着谬误，但是孔子讲论“大同小康”之义本身——不管是向子游还是向其他弟子——总
还是可能的。这里便牵涉到对孔子思想的基本特征与“大同小康”之义的思想倾向如何认识的问
题。
众所周知，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有着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变革现实的政治抱负。在礼崩乐坏
的春秋晚期，孔子矢志追求的是建立文、武、成王、周公时代的那种社会政治秩序，他曾一再宣
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8] “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19] 他不
能容忍“今之从政者”对维系社会安定的礼制的破坏，当听说鲁国的仲孙、叔孙、季孙三家祭祖
时僭用天子之礼、唱起了《雍》诗，孔子愤怒地说：“‘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
堂?”[20]季氏僭用天子的八佾之舞，孔子又愤怒地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也!”[21]季氏冒用天子诸侯之礼去祭祀泰山，孔子让子有制止不得，不禁仰天长叹：“呜呼!曾
谓泰山不如林放乎!”[22]晋国铸刑鼎，孔子以其将会造成“贵贱无序”的混乱局面而极力反对
[23]；季氏要实行田赋，通过子有征询孔子的意见，孔子说：“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
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
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24]凡此种种，充分说明
了孔子对礼制的重视和维护。孔子认为文、武、成王、周公的时代是有道之世，他说：“天下有
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
下有道，则庶人不议。”[25]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26]是孔子心目中理想的社会角色行
为模式。“大同小康”之论的思想倾向又是如何呢？从其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它对
大同之世极尽赞美，充溢着向往之情，而对以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为代表的小康之世却
多有贬抑，认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等等是权谋和兵争的根源，从根本上排斥
和否定礼义道德，这也正是宋元学者认为“大同小康”之论“杂而不伦”、“有老氏意”的依据
所在。孔子向往文、武、成王、周公之治，“大同小康”之论则认为文、武、成王、周公的时代
是“大道”沦丧的社会，彼此之间截然对立，而前说出于孔子之口无可置疑，那么“大同小康”
之论非关孔子，不也就是理之必然了吗？
综上所述，“与于蜡宾”只应当发生在孔子仕鲁期间，而孔子仕鲁期间，子游尚不足十岁，
孔子不可能向他讲论“大同小康”之义，此其一；其二，即使如郭沫若所理解的那样，“与于蜡
宾”不必具备“仕鲁”的资格，那么,考察孔子周游列国回到鲁国直至去世的五年的经历，他亦无
携子游参与蜡祭的可能，“仲尼与于蜡宾”只能是后人的伪托,孔子向子游讲论“大同小康”之义
纯属子虚乌有；其三，“大同小康”之论的思想倾向与孔子的政治追求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
的矛盾和尖锐的对立，它不可能出自孔子之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