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已述及，郭沫若把孔子向子游讲论“大同小康”之义确指为“孔子晚年返鲁”后的事，其最主
要的理由便是“蜡乃岁终报田大祭，一国之人皆得参与”，“孔子晚年返鲁,与鲁国君臣上下之关
系在师宾之间。……‘与于蜡宾’的资格，当然是有的”。我们不妨先来讨论“与于蜡宾”的问
题。
所谓“与于蜡宾”，从字面上讲就是参与蜡祭并担任蜡祭的助祭人。根据《礼记·郊特牲》的记
载，可知蜡祭早在尧帝时便已开始，于每年的十二月举办，具体是合祭百神。蜡祭是古代从天子
到各诸侯国，无论收成好坏，都要郑重举行的一个重大祭礼。正因为是一个重大祭礼，所以它对
助祭人的身份必有严格的限定，普通百姓是肯定与之无缘的，孔子周游列国14年而无一次受邀担
任蜡祭的助祭人便足以证明。《礼记·杂记下》有“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
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的记载，郭沫若据此而断定蜡祭“一国之人皆得参
与”，这不免有偷换概念之嫌——他把“观于蜡”等同于了“与于蜡宾”，把“一国之人皆若
狂”等同于了“一国之人皆得参与”。其实，“观于蜡”并不等于“与于蜡宾”，就好比观看剪
彩并不等于作为贵宾参与剪彩一样，它们是性质根本不同的两回事；再者,“一国之人皆若狂”也
并不意味着全都城的人都是蜡祭的参与者,而且根据“狂”这个字,亦可断定“一国之人”皆属旁
观者，因为庄重的合祭百神的蜡祭典礼上是不可能允许参与者“狂”的，只有旁观者才可以无拘
无束地放纵自己的身心。我们认为,既然《礼记·礼运》明言“仲尼与于蜡宾”，那么“蜡宾”的
身份规定在当时便肯定是明确的,郑玄生活在东汉，去春秋战国之际不过数百年，他应该是明白这
种身份规定的，所以他在《礼记注》中所言“时孔子仕鲁,在助祭之中”绝非“一时疏忽之语”而
肯定有事实或文献依据；也正因为郑玄的注解有事实或文献依据，所以三国王肃才会将“仕鲁”
确指为“为鲁司寇”,唐代孔颖达才会在《礼记正义》中进一步明确说：“云‘时孔子仕鲁，在助
祭之中’者，以其与蜡祭，故知仕鲁也。鲁臣而称宾者，以祭祀欲以宾客为荣，故虽臣亦称宾
也。”很难想象，在东汉领一时之风骚的经学大师郑玄会在祭礼的常识性问题上出现如郭沫若所
说的那般“疏忽”,而在三国、唐代经学领域同样具有领袖地位的王肃、孔颖达会对郑玄的“疏
忽”失察而以讹传讹。一言以蔽之,郭沫若关于“与于蜡宾”的解释及基于这种解释作出的推断是
不成立的，孔子向子游讲论“大同小康”之义只能解释为“是依托孔子表达出来的”[14]，是一
种杜撰。
以上分析说明，孔子在周游列国归鲁后是不具备“与于蜡宾”的资格的，所谓蜡祭事毕向子游讲
论“大同小康”之义纯属向壁虚构。这里我们再退一步，姑且不论孔子是否有“与于蜡宾”的身
份，只就孔子晚年是否有可能参与蜡祭典礼加以考辨。
《左传·哀公十一年》曰：“冬,……鲁人以币召之，乃归。”《史记·孔子世家》谓:“孔子之
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集解引郑玄曰: “反鲁，鲁哀公十一年冬。”是年孔子68岁。《孔子
世家》又谓:“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察此，孔子晚年返鲁可以参与蜡祭
的年份不过乎自哀公十一年至哀公十五年，凡五度。蜡祭于每年的十二月举行，因此我们只需考
证孔子这五年冬天的情况。
先看哀公十一年。据前引《左传》、《史记》已知，孔子于是年冬返鲁。那么他是否参与了当年
的蜡祭呢?没有。这从子贡观蜡之事中可以取得佐证。子贡观蜡事已见前引郭沫若《十批判书》。
李启谦考证说：“在孔子周游列国前，没有子贡活动的任何资料。孔子周游时(定公十三年，前
497年)首先到卫国，可能就在这时拜孔子为师的。”[15]这就排除了子贡在孔子周游列国之前观
蜡的可能性。关于孔子返鲁直至去世这一阶段子贡的行踪，李启谦的考证表明，子贡只有哀公十
一年和十五年在鲁，而哀公十五年,《左传》记载说：“冬，及齐平。子服景伯如齐，子赣(即子
贡——引者注)为介，见公孙成。”这显然意味着子贡是年不可能观蜡。既然子贡不可能在哀公十
五年观蜡,那么哀公十一年观蜡也就顺理成章了；既然子贡在哀公十一年观蜡，孔子又问他观感如
何，那么孔子没有参与这年的蜡祭便自不待言。
再看哀公十二年。《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孔
子家语·本姓解》曰:“(孔子)至十九，娶于宋之亓官氏，一岁而生伯鱼。”据此，孔鲤当死于哀
公十二年。鉴于鲁哀公曾以币招孔鲤做官，孔鲤称疾不行，可知孔鲤身体不是很好，故而以死于
秋冬季的可能性为大。《左传·哀公十二年》曰:“冬，十二月，螽。季孙问诸仲尼。"此正说明
是年冬天气反常。《孔子文化大典》所附“孔子生平系年”正是将孔鲤的死亡时间确定在哀公十
二年冬。老来丧子，孔子的心绪肯定不佳，故哀公十二年的蜡祭他也不可能参与。
再看哀公十四年。《史记·孔子世家》记载说:“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鉏商获
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曰: ‘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 ’颜
渊死，孔子曰: ‘天丧予!’及西狩见麟，曰: ‘吾道穷矣!’喟然叹曰: ‘莫知我夫!’ ……子
曰: ‘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 ’乃因史记作
《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
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 ‘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由
这段引文可以得知，孔子在哀公十四年春，先是遭受了最喜爱的弟子颜回早死的沉重打击，接着
受到西狩获麟的触动，内心已有“此生已矣”的预感。在日薄西山的暮年，他“病没世而名不
称”，于是作《春秋》。孔子把作《春秋》看作一项伟大的使命，他不会让庸常的礼仪性活动冲
击《春秋》一书的写作的，更何况，哀公十四年夏，当齐国陈恒弑君的消息传来，孔子郑重地斋
戒沐浴了三天，然后向哀公恳请伐齐，哀公让他“告季孙”，孔子抑制着内心的屈辱，又向季孙
请求出兵，结果遭到拒绝，此事在《左传》和《论语·宪问》中都有记载，孔子当时的沮丧和悲
愤是可以想见的，由此也导致了他和鲁国执政者关系的冷淡和僵化，此后史籍中再无孔子答复季
孙等问政的记述便是明证。孔子为了《春秋》的写作已是惜时如金，再加上与当政者的关系已然
冷淡和僵化，那么哀公十四年孔子不可能受到参与蜡祭的邀请，即使受到他也不会参与蜡祭的。
再看哀公十五年。《左传》、《史记》记载说:哀公十五年冬，卫国蒯聩与孔悝作乱，袭攻卫出
公。孔子弟子子路时为孔悝之邑宰，闻乱即挺身而出，不幸死难。孔子听说了子路的死讯，曰:
“噫!天祝予! ”得意门生横遭人祸,孔子的悲伤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可能去参加蜡祭
活动的。所以，哀公十五年孔子参与蜡祭的可能性亦可以排除。
最后,我们再来看哀公十三年。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无法考辨清楚是年孔子是否参与蜡祭，但
是，《礼记》说孔子向子游讲论“大同小康”之义，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子游的生平，间接确
证孔子参与蜡祭的是与非。据李启谦考证，子游“可能在孔子周游列国的晚期拜师的,……子游最
早是在孔子六十九岁(鲁哀公十二年)时，才可能当‘武城宰’”[16]。而子羔则“在孔子去世前
后，他又‘仕为武城宰’”[17]。再揣摩《论语·阳货》“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和《论语·
雍也》“子游为武城宰。子曰: ‘女得人焉耳乎?’曰: ‘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
至于偃之室也。”的记载，参之以《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澹台灭明,……状貌甚恶，欲事孔
子，孔子以为材薄。既已受业，退而修行”，“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名施乎
诸侯。孔子闻之，曰: ‘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的说法，则哀公十三
年子游任武城宰无可置疑。既然是年子游在武城宰任上，那么他陪侍孔子参与蜡祭也就无从谈起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