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首先，有必要对中医学的存在形态和中医现代化所遇到的种种困扰作些探讨。
l．中医学的存在形态是自然哲学，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医学。与一般自然哲学不同的是，中医学侧重于用气化论建构人体生理病理等基础理论，由此而深入到宇宙结构、四季递迁、气候变化，以及大小宇宙的同构性和同步节律，二者之间的信息传化。于是经络腧穴系统、藏象表里系统、五运六气天人系统等这些不能用直观途径认识和理解的种种理论逐渐完善起来。这些理论不仅在当时无法证明，即使在科学如此昌盛的当代，它们依然还是一些令人迷惑不解的谜。张介宾曾说：“医者，意也。”不少人对这个说法有异议，然而这个说法却准确地说出了现在许多人不愿意正视的中医学的存在形态，即无论从生理、病理、诊断和治疗上看，中医学都不是人们想像中的所谓纯粹医学，而仍然只能是一门自然哲学。
2．在古代医学中，中医学与古希腊罗马医论的理论层次是否相同?李申兄认为“《内经》或中医的最大特点是整体观念”，并说这个特点是一切古代医学(如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古罗马的盖伦等人的医学)共同具有的。把中医与古希腊古罗马医论放在同一理论层次上考察，是不可能把握中医理论实质的。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整体观，只是一种朦胧的直观的粗涩的整体观；而中医至《内经》成书时，早已跨过了这一阶段，并在古代医疗实践条件范围内进行过分析类型的研究，然后凭借传统文化所能提供的综合型思维方式对分析型研究的成果进行综合整理，初步建构了独具特征的理论体系。中国的传统医学作为一门自然哲学，自身已在古典的范围内走完了由朦胧的直观的整体观到分析再回到综合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内经》不是成于一人一时的著作，从中我们可以找到这一过程中各个阶段的代表作。皇甫谧著《甲乙经》时，批评《内经》“其论遐远，然称述多而切事少”，正是对《内经》中存在的那些早期的粗涩的整体观念和水平参差不齐的认定，所谓“删去浮辞，除其重复”，亦不过是去粗取精而已，不存在对《内经》基础理论的否定问题。
李申兄注意到，“中医学建立之初，中国古代医学家就极力想了解人体各部分的结构和功能。《内经》中记载着人体各部，包括内部器官的大小、形状、长短、重量、位置、颜色，这是古人曾作过解剖的证明。”但李申兄却没有注意到这正是中医在古典医学范围内走过的分析阶段，更对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综合医学不以为意，甚至深为中医未能在解剖学基础上得到发展而遗憾。中医为什么未能选择解剖学作为理论基础?这是因为它在综合阶段完成了对经络腧穴系统和脏象学说等的认识，这些学说较之解剖学更深地揭示了人体生命现象的奥秘。
李申兄多次说到《内经》作为中医基础理论著作，并不总是受到医家器重，“张仲景以后，直到孙思邈，《内经》很少有人过问”，“几百年间，《内经》受到了冷落，人们所注意的，主要是方剂和药，能治病就行”。如张仲景就不怎么受《内经》的限制，皇甫谧甚至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内经》，孙思邈讲的都是方剂，好像中医学已成为从自然哲学中分离出来的纯粹医学。《内经》果然在这几百年间受到冷落了吗?中医基础理论在这期间就成了赘疣而遭到医家的抛弃了吗?
《汉志》存目有一本书称名为《黄帝太素》，共二十卷。颜师古注：“刘向《别录》云：或言韩诸公孙所作。”班固则去掉《别录》“或言”二字，径直说为“六国时韩诸公子所作”，这个说法是靠不住的。钱超尘先生在比较了古本《太素》与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的篇名与卷数之后认为，杨上善的《太素》，是在古本《太素》的基础上，“将大篇化小，详加注释，撰成《太素》三十卷”。这说明古本《太素》是西汉人在《内经》编成之后，又打破原来篇章结构，按内容作了一次分类编纂。至隋朝，杨上善又据之作了详尽注释，何尝冷落过?唐朝王冰补入的七篇大论，学者们认定约在西汉末已成篇，那里面也没有什么药方，可见中医基础理论也没有被抛弃，反而得到进一步发展。《内经》在治疗方面针灸讲得多而汤药涉及少，这本身与本草学发展的状况有关，脉学和针灸等方面的说法也较紊乱。后出的著作补足这些缺陷是很自然的现象。这正是《内经》的发展，而不是受到冷落。仍以皇甫谧的《甲乙经》为例，该书属于编辑性质的针灸书，第一卷“精神五脏论”，就是将《灵枢》的本神篇、九针论，和
《素问》的举痛论、五脏生成论、宣明五气篇、阴阳应象大论等篇之内容集中在一起，以系统说明精神五脏的形成、生理和病理等基础理论。至于针法、针感、禁忌和补泻手法等，也都以《内经》为主要编辑对象，这难道可以说成是对《内经》的冷落?
3．中医学既然是一门在古代医学中远较古希腊古罗马理论完善且医术高超的自然哲学，那么它在近现代的发展趋向就不应以西方医学的发展模式作为唯；—的衡量标准。西方古代医学所具有的仅仅只是一些粗涩的整体观念，所以当西方近代文明兴起的时候，很快便被分析科学所获得的各种细节描叙所取代。中医学却没有这么容易，它所具有的整体观念是通过综合思维方式所得到的众多观念中的一种，而且深入到医学理论和医疗实践之中，造成了直到今天还无法用分析手段使其脱离自然哲学而成为独立存在的实证医学。
李申兄说：“《内经》以后，无论中医理论有多少变通，可说都是小修小补，超不出《内经》的框子。真正有所突破的是吴有性。他从医疗实践中发现，致病的原因乃是别有一种异气，而主要不是伤寒。循着吴有性的方向，中医理论可望有根本突破，可惜历史未能给中医这样的机会。当西方突破希波克拉底、盖伦医论而发展新医学时，我们中医却又转回了自己的起点。”为什么历史未能给中医这样的机会呢?在李申兄看来，是“吃了夸大哲学作用的亏”。吴有性所创的戾气学说，以传染病为主要研究对象，其成就不仅丰富了中医的病因论，而且在辨证和用药方面都为中医学提供了新的途径，其中有些传染病的药物治疗离开了中药的传统配方至今尚无其他药物可以取代。吴有性的戾气学说未能发展成为实验医学，不是夸大哲学作用造成的，根本的原因在于当时缺乏丝毫的实验手段(诸如显微镜之类)。相反，在没有实验证明的情况下，吴有性的戾气学说得以生存，倒是得益于中医学的自然哲学形态。由于戾气学说不能取代六气致病论，也不能被六气致病论所淹没，因此后来被作为温病学说的一个分支而得以保全。清人吴瑭说：伤寒与温病之辨，是“水火两大法门之辨”，亦即“阴阳两大法门之辨”。可见，温病学说的形成与发展，标志了中医学的进一步完善。李时珍《本草纲目》那样庞大的百科全书式的本草学著作的出现，以及后人的补充订误等，也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当西方突破古典医学而发展实证的分析医学时，中医学
仍在自身的形态中进一步充实完善，并没有马上转回到自己的起点。
4．中医学的现代化是一个十分困扰人心的课题。如果照李申兄的说法，此事倒也可以化繁为简。李申兄说：“中医现代化是否必认识自己本来面目?如同六祖教人成佛先识自己本来面目。”中医学是一种古代医学，若主张识本来面目，岂不是向后看!因此李申兄建议，中医要前进和发展，“第一要从医疗实践中吸取营养，第二要从现代医学中吸取营养，第三要从现代哲学中吸取营养”。这样既堵住了向后看的路，又解决了向前看的方向。但世界上的事情并不都是义无反顾的，有时候又不得不留连再三。
六祖教人成佛先识自己本来面目，那么凡识自己本来面目之说似乎都成蹈佛之辙。然释家还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说，堪称修行径路，无须识本来面目之烦，只要“放下”即可，是此则不识本来面目也难逃释家渊薮。既然识与不识释家都有所言，则取譬类推之法不足以尽理，明矣。历史上墨家学派擅长此道，但该学派对此法的局限性却有清楚的认识。《墨子·小取》说：“辟(譬)……之辞，行而异，转而危(诡)，远而失，流而离本，则不可不审也，不可常用也。”因此，中医现代化有没有识本来面目之必要，既不能靠取譬推论而定，也
不能靠文化进化论的一般原则而定，只能看中医现代化这一时代课题是否有这种实际，需求。
事实上，无论愿意不愿意正视中医现代化有识本来面目之必要，只要具体涉及到中医学的发展问题，都离不开对它本来面目的起码认识。如李申兄认为，在技术手段落后的古代，中医对人体的认识有许多错误，“比如肾主生殖、命门、三焦之类”，而“近代医学已经实现了我们的先人世代追求的目标”，“在这些问题上，应该胸怀博大，以能者为是”。我同意李申兄的原则见解，中医学应尽一切可能地去学习近代的和现代的所有医学成就，用以纠正因古代技术手段落后所造成的种种错误结论。但如何学习和怎样才能发现自身的错误，则是一个与识本来面目大有关系的问题。
以李申兄所举的中医错误结论之一例“肾主生殖”而言，李申兄认为纠正这个错误，“只须在五脏之旁，实事求是地添上第六脏睾丸，使它主生殖，而让肾主管泌尿就行了，而不应再讲什么肾藏精之类的呓语”。根据河图五脏功能模型，“肾藏精”的“精”并非指精子，它是五脏整体功能的组成部分之一，不是用西方有形。器官与单项功能对应的分析方法所能把握的。五脏主藏而不泻，故满而不能实；六腑主泻，传化物而不藏，故实而不能满。睾丸不具备藏而不泻的功能，不可能成为“第六脏”。至于肾主泌尿、睾丸主生殖这类通过分析途径所得的结论，早巳包容在中医学经过综合所得的五脏整体功能模型之中，至少早一
千多年便已实现了近代医学所追求的这一目标。《灵枢·本输篇》说的“肾合膀胱，津液之府也”，可证对肾与泌尿之关系的认识非始于近代医学。睾丸主生殖，中国封建帝王推行了二千多年的太监制度足以对此作出肯定的回答。肾与生殖以及性生活之关系，近代医学对此一无所知，而现代生理学和病理学证明了中医这一结论的正确。在中医与西医之间，没有必要抑此扬彼，二者各有所长。但如果不认识中医本来面目，不仅现代化会成为一句空话，即使要学习西医之长，也不可能学到点子上。事实上，越学越少的教训到处都是，只是缺少这方面的专题调查和研究报告而已。
中医学的继续生存，如果说还会遭遇到什么危险的话，那么它的表现形式将不再是像民国初期出现过的那种粗暴的行政干预；而在很大程度上有可能出自那种思维方式完全不合拍的真诚的热心的指导和关怀，以及对本来面目似识非识而又热衷于摄取各种经济思维法则及其成果以取而代之的谦虚精神。
5．从中医学的存在形态上看，中医学现代化的根本出路，不在自身的医疗实践，也不是靠向近代医学甚至现代医学学习所能解决的。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能动行为，行为的效果如何与实践主体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水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中医通过自身的医疗实践，在改善药房管理等诸多条件配合下，有可能实现对历史最佳医疗水平的回归，亦有可能在治疗新时代出现的某些疑难杂症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时代需要产生集中医药学之大成的人物，以宣告中医学的终结。但这还不是中医学的现代化，只是为中医学现代化营造了一个高起点。
中医学现代化的首要任务是结束中医学的自然哲学形态。近代医学乃至现代医学承担不了这一任务，因为它们所遭遇到的不是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以朦胧的整体观为特征的古典医论，而是在东方这块广袤的大地上实践了几千年，并饱经传统文化各个层面长期熏陶而充分成熟和完善的古典医学。中医学依赖哲学维系并在医疗实践中行之有效的许多理论，今人可以把它们当作是科学假设，尽可能地采用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设计合理的试验方案，逐一地加以证明。一旦这一工作完成，中医学就不再需要哲学的维系，而真正成为纯粹意义上的实证科学了。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十分渺茫的。以经络腧穴系统为例，几十年来世界不少科学家为之做过不少实验，几乎都归于失败。但针灸术的有效治疗，证明它是一种真实的活生生的存在，这一事实战胜了近现代人高傲的鄙视，也给那些不屈不挠的科学家们坚定了信念。最近我读到一则消息，说前苏联科学家用一束强光照射人体，在不是穴位的部位，光线最多只能透入皮下30毫米，而用伺样强度的一束光照射某一穴位，却可在距该穴位100毫米的同一经络的另一穴位上，用光电探测器接收到光的讯号。这个实验证明，经络腧穴系统是一个具有光纤性质的传导系统，可以引导光线弯曲传送。我没有条件对此作重复实验，因此无法对这一实验的结果表示认同或否定。但我认为这个实验的设计是合理的，它要证明的是经络系统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的传导功能，它所传导的不是有形可睹的实物，而是无法言传的“气”。这一功能一旦得到科学证实，那么中医的生理病理和辨证论治都将为之改观。如果对中医经络系统的论叙毫无所知，甚至拒绝认识它的“本来面目”，这样的实验设计根本不可能产生。反之，若对中医经络系统的论叙有详尽的了解，又会对这个设计深感不足，还会提出更周密的设计方案来。
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医学的现代化之日，就是中医学从自然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纯粹的实验医学之时。因此，对它的本来面目的认识是一个亟待先行解决的问题，否则它所蕴含的众多具有潜科学意义的理论，将会被人们当作“呓语”一个一个地遭到遗弃。
6．中医学作为一门古典医学，既未能被近代医学摧毁，也不能为现代医学包容，以致于至今尚且安然存在的这一文化现象，足以证明文化进化论的苍白无力。文化进化论在民国初期就曾遭到中医学的强烈反击，它在中医学面前的败退，剥夺了它对其他文化现象的随意滥用。因为它既不能回答一维时间范围内文化发展的跳跃现象，也不能说明不同空间所造成的多元文化流之间的差异及其交叉会合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