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变易是易经的核心思想，可以说，《周易》就是一部讲变化、发展的书。庆历改革派们是把握住了易经的这一基本精神的，并且经过他们的解释和发挥，更加适应了时代的需要。11世纪中期的赵宋王朝，离太祖赵匡胤立国已有七、八十年，统治者政治不修，吏治腐败，他们耽于表面的太平与繁荣，骄奢注侈，守内虚外。一方面，对外用重金换来对辽、夏的休战局面，另一方面，在国内又大行封禅，大兴土木，增设官吏和扩充军队，滥施恩荫，仁宗庆历和皇佑中，内外官员增至2万多人，军队从开国初的37万猛增到125万。正如《宋史·食货志》记载的：“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藉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外国耗蠹中土，县官之费数倍于昔，百姓亦稍纵侈，而上下始困丁财矣”。内外的大量耗费又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朱熹说“历代刻薄之法，本朝皆备”②。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必然激起人民的反抗，农民起义之频繁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国家陷于积贫积弱，内外交困而不能自拔。范仲淹尖锐地指出；“今四方多事，民日以穷困，将思为盗；复使不才之吏临之，赋役不均，刑罚不当，科率无度，疲乏不恤，上下相怨，乱所由生③。面对这种困境，他认为，不改革，不革其弊，”国家就不可能得到振兴和拯救，这是“国之深忧”，“不可不更张以救之”④。怎洋革除弊政?韩琦提出先行“七事”，即一清政本、二念边事⑤、三擢材贤、四备河北、五固河东、六收民心、七营洛邑田，范仲淹条陈“十事”，即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这些可以看做是改革派的政治纲领，特别是范仲淹的“十事”，实际上是庆历革新的总政纲，而这个总政纲的哲学理论基础，就是《周易》关于变易的思想。
范仲淹认为，《周易》的“大旨”就在“变易”二字，他说：“圣人设卦观象，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非知其变者其能久乎?此圣人怍易之大旨”⑥。他还说：“天下之理有所穷，则思变通之道，既能变通，则成长久之业。我国家……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盗贼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⑦，直接由《周易》的变易理论引伸出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当然，归根到底还是北宋中期深刻的社会危机决定了的，但是，《周易》确实给改革派增添了理论的力量和政治上的胆魄。范仲淹喜渎《周易》和《春秋》，他谈改革的文章和奏疏，几乎都要引易以为据，始终把《周易》作为改革的理论武器，他的《易义》、《穷神知化赋》、《乾为金赋)等篇更是集中阐发了《周易》的义理。他说：“惟神也感而遂通，惟化也变在其中。究明神而未昧，知至化而无穷。通幽洞微，极万物盛衰之变，钩深致远，明二仪生育之功。大《易》格言，先圣微旨，神则不知不识，化则无终无始，在乎穷之于此，得之于彼”⑧。这里把变易看做无穷无尽、无始无终’，并且认为是一条客观规律，而且这条规律载入易经、经过“先圣”肯定，然后，他进一步指出：“大哉乾阳，禀乎至刚。……中含变比，知从革之靡常。原夫圣人之作《易》也，八卦成文，百代为宪”⑨。这就是说，变易、变革是先王、圣人确立的普遍原则，这条普遍原则是百代万世不衰的。《周易》下经中的革卦、鼎卦、艮卦，渐卦；睽卦都是几个言变革的卦，范仲淹一解释。革卦，“离下兑上”，上卦兑，是泽，是“悦”，下卦离，是火，是明智。范仲淹说；“革，火水相薄，变在其中，圣人行权革易变之时”⑩。泽中应有水，而革卦中泽有火，水火相克相生，范仲淹说，这“是反常”，而相反相成，才必然产生变革。“天下无道，圣人革之”，“以此之文明易彼之昏乱，以天下之说(悦)易四海之怨，以至仁易不仁，以有道易不道”[11]。鼎卦，“离上巽下”。卦辞说鼎卦的形状象鼎，上卦离是火，下卦巽是木，木放火内烹饪。古代的鼎不但是煮食物的器具，而且也是君王权威的标志，又是祭器和供贤士的器皿，圣王用鼎烹饪以祭祀天地和顺养圣贤。同时；内卦(即上卦)“巽”是顺：外卦(即下卦)“离”是目、明。鼎卦的“六五”即第五爻一一，相当于鼎的耳目，象征内心顺从，耳目聪明。鼎卦来自巽卦，第四爻(阴爻)即“六四”升进到第五爻即“六五”，占有中位，又与下卦的，“九二”即第二爻(阳爻)相应，是一吉卦，所以“元亨”即大有亨通。范仲淹在分析革卦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鼎卦”以木顺火，象征“圣人开基立器”。他说：“天下无道，圣人革之。
既革而制作兴，制作兴而立成器”[12]。他以殷汤王；周武王革命为例，认为汤武顺应天时人心而取代夏殷，接着“改正朔、变服章、更器用”，厉行新政，他说，这就是所谓“革去故而鼎取新”，是“天下治”又“盛乎”的根本原因。。
欧阳修论易不仅敢于打破传统，不囿于前贤旧说，第一次提出《系辞》非孔子所作，而且特别注重发挥《周易》的变易思想，提出“物极必反”的命题，认为这是处理人事问题的基本原则，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他在解释恒卦卦辞时说，“恒之为盲欠也，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也。久于其道者，知变之谓也”[14]。接着欧阳修用自然界生生不息的娈化造成宇宙的长存来证明这条普遍法则，进而得出“圣人者尚消息盈虚而知进退存亡者也，故曰圣人久于其道而化成的结论[15]。根据著名易学史家朱伯 先生的研究成果，认为欧阳修“将变通解释为‘尚消息盈虚’，将变动不息解释为对立面转化的过程”，这继承和发展了前人之说[16]。易经的剥卦 ，艮上坤下，阴盛阳衰，欧阳修认为这是“君子止而不住之时也”，但物极必反，“剥尽则复(卦)，否极则泰，消必有息，盈必有虚，天道也”[17]圣人纩(据“天道”法则，能顺应时势，该止就止，该进就进，然而，静与止并非绝对不动不行，而是待时以动。在欧阳修看来，“天地之心见乎动”，“动”是“天地所以生育万物”的根本原因，这一反王弼以静止为天地之心之说，也摒弃了老庄玄学观点。历史上“文王之 里，箕子之明夷”，就是君子固穷不失去信心，“困极而后亨”，“物极则反，数穷则变，天道之常”的明证[18]。这样解释《周易》的变通思想，包含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在易学史上是一大贡献，对后来者有很大启发，直接为庆历新政提供了哲学理论根据，也表现了改革派不怕困难，对改革充满希望和信心的精神状态。
二、“损上益下”，厚农兴商、减赋役、裁冗员
景佑元年(1034年)范仲淹知苏州，他在南园买了一块地，本是准备建房安家，阴阳说风水好，是块宝地，要世代出公卿，而他却因此改变了计划，在这块地上盖起了学舍。范仲淹说：“吾家有其贵，孰若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贵将无已焉!”[19]不愿一家贵，而愿天下人都贵，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和崇高情操，是古代民本思想的光辉典范，永远令人崇敬。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大多出身基层，对民生疾苦有切身感受和比较深入的了解，他们把保民、富民看做是维护封建国家的稳固的根本，而这也恰恰是《周易》经纶治国的重要思想。
《周易》六十四卦的卦辞中包含有极为丰富的民本思想，“顺乎天而应乎人”是这一重要思想的高度概括，而“汤武革命“则是”顺天应人”的典范。宋人的历史感很强，“堂上绘昔贤，阅古以儆今”[20]。“顺天应人”是历史的总结，改革派们以此为据又去总结新的历史，作为革新除弊的理论根据。在改革派的论著中，比较多地吸收和发挥了易经中损卦与益卦的卦辞中阐述的保民、养民、富民思想。损卦，艮上兑下，艮为山、兑为泽。这是个吉卦。范仲淹根据卦辞与传的解释，他又作了进一步发挥，他说，“下卦二阳，上卦二阴，取阳资阴，”[21]即损下益上。“然则下者上之本，本固即邦宁。今务取下乃伤其本矣，危之道也”。[22]可是，治理国家，又不能不取之于下，怎样解决这个矛盾?他认为，统治者要依据形势变化，取之有时，要考虑到人民利益。“损之有时犹说也，损之无时泽将竭焉”，反对竭泽而鱼，“故曰：川竭必山崩”，“下涸而上枯也”，然后得出历代进步思想家共同的结论：“百姓不足，君孰与
足”[23]。他对益卦的解释把这个原则阐述得更充分。益卦，“上卦阳多，故曰育余，下卦阳少，故曰不足”，因此“刚来而助柔，损有余补不足”[24]，他说，这个卦象告诉我们，治国有十条原则，就是“自上惠下”，流治者减损，使人民增益。”天道下济晶物咸亨，圣人下济万国咸宁”，是“为道大矣”[25]。为什么是一条大原则?因为“益上曰损，损上曰益。何也?夫益上则损下，损下则伤其本也，是故谓之损；损上则益下，益下则固其本也，是故谓之益。本斯固
矣，干斯茂矣，源斯深矣，流斯长矣”[26]。范仲淹把“民”当作国家的“本”、“源”，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上与下、统治者与民之间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下之益上则利有竭焉，上之益下则因其利而利之，何竭之有焉?”[27]如果无限制地搜刮人民、减损人民，统治者不过是收一时之利。相反，如果人民富庶，“君育黎庶如彼身体”[28]，民富则国强，统治者就可永享太平，其利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益卦的上卦是“巽·，是木、风，下卦“震” ，是动、雷，因此，“木以动也”(上木下动)即木在水上飘浮，发挥了功用，“涉大川而无患，雷风与也”(上风下雷)，即风雷相互助长，气势增益，有利涉过大河而不出现凶险。因此，这个原则无论从长远或现实看，对统治者都是有利的，“明益之道何往而不利哉”！[29]欧阳修也是这样解释损、益卦辞的；“童子问曰：损，损下益上，益，损上益下。何谓也?曰上君而下民也，损民而益君，损矣。损君而益民，益矣，语曰百姓足君孰与足，此之谓也”[30]。李觏特别强调统治者要“损
欲”，损欲无祸，“圣人寡欲，故能得所欲，众人多欲，以所欲奉他人耳”。“夫损上益下，与百姓偕乐，其谁曰不可?”[31]
怎样去损上益下呢?庆历改革派们主张养民、安民，重民兴商、减赋役、裁冗员。范仲淹在《陈十事》中说，“臣观书曰：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此盲圣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养民，善民之政必先务农，农政既修则衣食足，衣食足则爱体肤，爱体肤则畏刑罚，畏刑罚则寇盗自息，祸乱不与，是圣人之德发于善政，天下之化起于农亩，故诗有七月之篇，陈王业也”[32]。他还说，“善民而可取，必重谷而无抬，惟农是务，诚天下之本与[33]。食惟民天，“民食为贵，王者崇本”[34]。这是说，农业发展，民有粮有食，知礼义廉耻，自觉守法，社会安定，统治稳固。把农业当作是立国安邦的基础，经济变革的核心，因此，统治者要“重农”、“爱农”、“劝农”，建议设专职大臣领管农业。北宋中期，不仅“国家不务农桑”，消费大大超过生产，而且继续推行秦汉以来的榷卖重税制度，商品经济受到极大的压制，结果是经济不活，人民生活不利。庆历改革派肯定商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怍用，“昔闻商者云，转货赖斯民；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周官有常藉，岂云逐末人[35]，没有商，就没有货物的流转；没有货物的流转，就没有社会的正常生活，因此，商业利国利民。这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商品市场经济对于国计民生的作用，同秦商鞅的极端重农主义有了一定的区别。他们要求改革禁榷制度，欧阳修揭露了禁榷专卖制度的“五害”，而最终的受害者是广大农民。范仲淹认为现有的禁榷法是“绝了商旅之路”，建议“驰茶盐之禁及减商税”，请求“诏天下之茶盐之法，尽使行商，以去苛刻之刑，以息运置之劳，以取长久之利，此亦助陛下修德省刑之万一也”[37]。
赋税、差役，历来是封建地主阶级国家剥削人民的手段，《周易》卦辞说“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38]，就是剥削要有节制，赋税适中，反对超经济剥削。庆历改革派以周易为武器，揭露北宋中期赋役制度违背“下者上之本”的原则，“务取其下”，造成赋税不均，科率无度，疲乏不恤，上下相怨。范仲淹指出，这是“伤其本”，是“危之道”[39]。赋役适度，“损之有时，民有说(悦)也”，赋役无度，“损之无时，泽将竭焉”[40]。因此，他们主张减轻赋役，通过“减县并省”来实现“平差役”、“减徭役”。同时，希望统治者“节用”、“节俭”，即“损上”，从而削减耗费，减轻人民负担。
冗官、冗员是赵宋王朝政治体制的一大难题，机构重叠、臃肿，人浮于事，尸位素食，这对节人民自然是沉重的负担。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坚决主张裁冗，“诸道知州同判耄者、懦者、贪者、虐者、轻而无法者、堕而无政者，皆可奏降，以激尸素”[41]，庆历新政“十事”中“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覃恩信”、“重命令”等七事都直接关系到裁冗及其官吏制度的改革，这个问题成了庆历革新的中心内容，这当然是由社会现实决定的，但与改革派从《周易》吸取思想营养和力量也是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