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象为文用
刘勰取象以论文：文立而象显，象具而文生，水乳交融，相得益彰。分析《文心》所取卦象，意义大致有四；象为文原，象通神理，象示通变，象以明义。
其一，象为文原。
如上所述，《原道》取了三极之象。三极卦象是以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出现的。这个整体便是文原。刘勰先述道之文，再叙人之文。“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这里的“心”是“实天地之心”的“心”，是指人。这就是说，有了人才有人之文。天之文表现为“象”，地之文表现为“形”，人之文表现为“言”。天、地、人都有各自的“文”，因而都是文之原。正因为如此，所以刘勰开篇便强调：“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这里的
“文”，当然包括人之“文”。人之文的出现，必须以人的产生为前提。这就意味着人是“与天地并生”的。可见刘勰是将三才当作一个整体看待的。同时，也可推知刘勰是以人产生之后作为立论起点的。我们今天认为，人是后天地而由猿慢慢进化来的。但刘勰不计较其先后，从“文”的角度谓“与天地并生。”换句话说，这里的基本意思是，刘勰认为当天、地、人产生之后，才能产生一个包含天文、地文、人文在内的完全的“文”。
既然天、地、人都是文之原，为什么刘勰只称文原于“道”呢?{原道》的“道”，源于道家思想。道家学派认为“道”是产生万物的本原。{老子》四十二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天、地、人都是由“道”生成的，当然天之象、地之形、人之言也是自“道”发展而来。“道”的内涵为阴阳。由于“人法地，地法天”的缘故，“阴阳”便可包含与之相对应的“柔刚”与“仁义”。因此在三极卦象中，天极、地极、人极虽只表现阴阳的分别，却包含了“柔刚”与“仁义”的不同。
天
象、地形是“道”的产物，今天称谓自然的产物；人之言也是自然的产物吗?是的。
“言立而文明”。人之文也是自然的产物。人之文是人的思维和意识的反映。恩格斯说：“如果进一步追问：究竟什么是思维和意识，它们是从哪里来的，那末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不言而喻，人脑的产物，归根到底亦即自然界的产物。”[13]既然作为人的思维意识的一种特殊形态的文是自然界的产物，那末，自然界也就是文之原；即“道”为文原。
当然，这里刘勰所谓的“文”，是指文的原始萌芽。这与鲁迅称未有文字之前就有“杭育杭育派[14]的逻辑是一样的。所以《原道》称：“人文之原，肇自太极。”
但《原道》的目的，不仅在于说明文的原始因素原于“道”，更重要的在于阐述人之文是在“道”的基础上发展、成熟的。“道”的具体内涵就是三极卦象。“幽赞神明，《易》象惟先。”隐微曲折地表明变化莫测的道理的《易》象，是最早的人文，也就是人文之原。顺着这个逻辑，所以《宗经》称：“三极彝训，其书曰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很明显，这里也是就三极卦象来立论的。在刘勰看来，三才为文之原，反映三才的三极卦象则是人文之原。
对于《原道》之“道”，《龙》学家的认识颇为分歧，唯心、唯物、心物二元论三者都有。我想，既然《龙》学家都承认《原道》的基本观点来自《周易》，就可顺便追问一句；是否取有卦象呢?如果上面关于《原道》取三极卦象的论述基本符合事实的话，那末，似乎可以在三极卦象基础上寻求“道”的涵义。如此，《原道》之“道”的哲学归属便只有唯物一家了。
其二，象通神理。
“幽赞神明，《易》象为先。”《易》象能含蓄而微妙地阐明神明之理，刘勰取象的根本原因正在于此。象赞神明与字载神明，其理相通。《易》，运用阴阳(-- 一)简单的符号组成卦象；文，则是运用文字复杂的符号构成篇章。两者的目的都在于表达“神明”之理。
《原道》认为：人之文原于“道”，又表现“道”。故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意即人之文是“天地蓦本精神的体现”。[15]在这一逻辑的指导下，把“道”之文融合于人之文，所以说：“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辞之所以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天地之辉光”、“道之文”，即“道心”，即神明、神理。《系辞上》云：“阴阳不测之谓神。”所谓神理，意即变化莫测的道理。此道为圣人所研讨，故而引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的结论。圣人研讨神理的目的在于设教。所谓“道心惟微，神理设教。”
神理、圣人、设教，皆系于{易》象。“神理设教”是《文心》取象的根本目的。
“神理设教”这一思想，贯串整部{文心》自不待说，也是贯串所取卦象的基本内容的。《诏策》的取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诏策》：“《易》之《姤·象》；“后以施命告四方’。诰命劝民，若天下之有风矣。”《姤·象》：“天下有风，姤。后以施命诰四方。”天下有风”是由《姤》的卦象来的。这里的卦象为上乾下巽，所以谓“天下有风”。这里取此象，说明《诰》、《命》这类文体，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的情形。《风骨》云：“《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天下有风”，喻化感天下之意。
《诏策》：“《易》称‘君子以制数度’”。《易·节·象》：“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君子用以制数度、议德行的是《节》。何谓“节”?“泽上有水”为“节”。《节》，作为卦名的解释很多：“节者俭也”[16]“泽上有水，容量有限，所以是节制。”[17]前者未从卦象说；后者虽从卦象解，但难以圆其说。《节》的卦象是上坎下兑，故称“泽上有水”。河水漫出，才谓“泽上有水”，至于漫出的“容量”，那是没有一定的。
到底“节”为何义?我以为泽里有水，泽上又有水，两水相合为“节”；“节”者信也。尚秉和说：“古剖竹，合以取信。故《说文》云，‘节，竹约也。’《序卦》云：‘物不可以终离，故受之以节。’节之用在合，故与离对文。又曰：‘节而信之’。是《序卦》即以节为符信也。凡卦名皆从象生，震为竹，而二至五正反震，两竹相合，则信成矣。[18]节为信，君子凭信制定数与度，凭信品评德行。《诏策》取{节》象，虽是为了说明古人“本经典以立名目”，但设教思想自存其中。
《诏策》还取有《离》、《震》、《涣》诸卦象，都贯注了设教思想。
除《原道》、《诏策》之外，《徵圣》取《夬》、《离》卦象，《宗经》取《蒙》象，《论说》取《兑》象，《事类》取《大畜》卦象，也都含有设教的目的。
象通神理，圣人作象，教由象生，文亦如此。
其三，象示通变。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系辞下》)爻，交也，道变动使阴阳交，等，群也，阴阳交而生群物，群物相杂之谓“文”。“文”乃道变运动阴阳的结果。刘勰取六爻阴阳相错之象，运用于文，加以发挥，敷成《通变》之说。
《通变》云；“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系辞上》云：“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象三才的内卦，由一爻至参(三)爻而终；数至五而极，因为天数只五(一、三、五、七、九)，地数也只五(二、四、六、八、十)。爻终、数极则必反初，故谓“参伍以变”，地数、天数表阴阳，阴阳相错，故谓“错综其数。”变、错之中有因有革：因则
通，革则变。所以刘勰称；“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可见，《通变》的思想源于《易》的爻变之象。
《通变》云；“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堪久，通则不乏。”《系辞上》云：“日新之谓德，生生之谓《易》。”《系辞下》云；“《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谓典要，唯变所适．”将《通变》与《系辞》对照看，无待分析，可知刘勰立论仍本于爻变之象。
卦三画，只有三才之象，卦六画，始成爻。即所谓“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系辞下))爻为交。初爻与四爻交，二与五交，三与上交。一奇一偶，一阴一阳，即所谓“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所以说“变则通，通则久。”
《易》象这种通变思想，用之于文，则表现为继承和创新的辩证关系。
《通变》云：“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朋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譬诸草木，根干丽土而同性，臭味唏阳而异品矣。”通变，即常变；常中求变，变中存常，常变互用。按《通变》的意思，常指文之体，变指文之数。体，不仅是指“诗；赋、书、记”这些文章体裁之名，更重要的是指这些文章赖以立体之理。这个体的内涵；即《宗经》的“六义”；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事信而不诞，义直而不回，体约而不芜，。文丽而不淫。“六义”是一个整体，象一个人的“神明”、“骨髓”、“肌肤”(《附会》)。这是讲作文的总体原则需要继承。数，不仅指字法，句法、章法，更重要的是指用事创意之法。所谓“文辞气力，”“文辞”是形式因素，“气力”是内容因素。“气”，对于盲来说，内涵虽然复杂，但一个基本的方面则是指事理。“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是集义所生者”(《孟子·公孙》)“义”为正义之事，道即理。文章的“气力”，正是由事理所构成。由此可知，继承的是刘勰所总结和提倡的创作原则，创新的是事理与语言等等。
《通变》的思想，表达了文学发展的规律。任何一个伟大的文学家，都是在人类文化的土壤中，首先是在民族文化的土壤中，耕耘播种、开花结实的。文学的创新，必须以继承为前提，创新决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比较地说，继承易而创新难。如何创新呢?{通变)认为：“数心酌于新声”，“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望今制奇。”时”与“今”，即作者所处的时代。这就是说，文章必须随时代而变革。因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序》)。这个思想也是来自《易》的爻变之象的。《系辞下》云，“变通者，趋时者也。”趋时”、“望今”，是文学创新的关键所在。“新”存何处，一般地说，“新”生于时。一个新的时代，是以新的思想、新的人物、新的事业、新的成就为标志的。文学表现人民的新风貌、事业的新开创、社会的新局面、历史的新进程，而又具有与新的内容相统一的新的艺术形式，就是创新’。
文学以社会生活为源泉，以表现时代精神为归宿。社会发展了，时代前进了，文学不仅要随之变革，而且往往须走在前头，为新时代的到来，呼风唤雨，鸣锣开道。所以《徵圣》云：“夫鉴周日月，妙极几神，文成规矩，思合符契”。《系辞上》云；“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变通离不开时间观念，任何事物的变化发展，总是通过一定的时间来显现的。因此刘勰以为文学创作须周密地考察时间的前进，所谓“鉴周日月”，从而认识时代的发展。这样
写出的文章，‘就有先见之明，美妙到了神奇的地步，即所谓“妙极几神。”《系辞上》云：“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系辞下》云；“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文学的创新也要“极深而研几。”几，对于时代来说，就是新的苗头，新的事物，新的动向，它预示着历史前进的方向，表现着生活的必然逻辑，反映着事物的本质。所以说“数必酌于新声”，“望今而制奇”。这些思想都是从《易》的爻变之象而引申、生发的。
此外，《宗经》、《议对》、《丽辞》、《隐秀}诸篇，都取有爻变之象，分别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文变思想。
其四，象以明义。
上述三个方面，是通贯《文心》的基本思想。这里拟言的所取卦象，则是说明局部文意的。
《论说》：“说者，悦也；兑为口舌……”《兑·彖》：“兑，说也。”说，是悦的同音通假。悦义自《兑》象而生。《兑》，一阴见于二阳之上，阳得中而遇二阴，阴阳相吸，故谓之“悦”。《说卦》云；“兑为口舌”。《说文》臣铉等注“兑”云：一一古文兖字。……当从口、从八，象气之分散。”所以称兑为口舌。《论说》取《兑》象，是要说明“说”从口出，须取悦于读者。因为“说”以服为目的，心悦才能诚服。
《书记》：“符者，孚也。徵召防伪，事资中孚。”《中孚》中间四爻为反正“震” 象相合。《说卦》云：“震为竹，”即两竹符相合，故谓“中孚”。孚，信也。此与《节》卦同。所以刘勰说：“徵召防伪。”伪，则不能取信于民。
《丽辞》云：“序乾四德，则句句相衔，龙虎相感、，则字字相俪；乾坤易简，则宛转相承；日月往来，则隔行悬合；虽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乾》的四德“元亨利贞”，即春夏秋冬四象。《乾·文言》云；“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元“生物开始”；亨，“生物顺适”；利，“生物发展”，贞，“生物成熟。”[19]除春夏秋冬四象外，这里还
取有爻变之象。《系辞下》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周易》运用阴阳相推的道理，以爻变的形式，构成一年十二个月的卦象。自夏历十一月《复》始至十月《坤》止。《复》卦始生一阳，经《临》、《泰》、《大壮》、《夬》至《乾》阳极；阳极反阴《姤》卦始生一阴，经《遁》、《否》、《观》、《剥》至《坤》阴极，一岁成。日月相推，寒暑往来，月卦的爻变之象将其表现得明确而具体。《丽辞》取上述两象，在于从文条角度说明偶义。
《隐秀》：“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渍之韫珠玉也。故互体变爻，而化成四象；珠玉潜水，而澜表方圆。……辞生互体，有似变爻。’”勰称“互体变爻，而化成四象”，则“四象”是指“四营”，只有“四营”中有“变爻”现象。《系辞上》云：“四营而成《易》。”《周易集解》引荀爽语：“营者，谓七、八、九、六是也。”七、八、九、六”是以占卜过程中“三变”之后的余策而定。”“三变”之后的余策有四种：余三十六策，“揲之以四”，揲数为“九”，是为老阳；余三十二策，为“八”，即少阴；余二十八策，为“七”，即少阳；余二十四策，为“六”，即老阴。根据阴阳相推、物极必反的道理，“七”、“八”为不变之爻，因其“少”；“九”、“六”为可变之爻，因其
“老”。本卦成，必循可变之爻而求“之卦”。变，为互变，“九”变为“六”；“六”变为“九”。故云；“爻象之变互体。”《隐秀》取爻变之象，是为“辞生互体”寻找理论根据。
《物色》云：“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易》之月卦，以《坤》为夏历十月卦。《坤》，为老阴；老阴必变。变则反，反为《复》；《复》一阳下生，其时为十月冬至。《复·象》云：“雷在地中，复。”《复》上坤下震，故云“雷在地中”。《说卦》谓“震为雷，为龙。”《乾·象》云：“潜龙勿用，阳在下也”。故雷为阳。“雷在地中”即“阳在地中”。因而“阳气
萌”，取《复》象。
“阴律凝”，取的是《观》象。《吕氏春秋·音律》将律历相配，使十二律与十二月相对应。刘勰这里用其义，称“阴律”。这样也可避免与上文的“气”字相重复。“阴律凝”，实为“阴气凝”。“阴气凝”是对《观》的卦象而言的。《观》象阴气过半，将很快经《剥》发展至老阴《坤》，所以说阴气开始凝聚。其时在酉，即夏历八月。就律历说，即“南昌之月”。《音律》云“南昌之月，蛰虫入穴，趣(陈奇猷注：“趣”，读为“促”。)农收聚，无敢懈怠，以多为了：务。”冬天将到，一些虫蛇之类将冬眠，冬眠前，要进食以储备冬天所需营养，因此刘勰称 “丹鸟羞”。
《物色》取《复》、《观》卦象，以明“四时之动深”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