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显然是可以相抗衡的部落，而周部落则弱小得多。同时代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形态，这一现象并不为怪。

    《左传·昭公元年》有：“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故参为晋星。”这是传说，不可实论。按袁珂考证，帝高辛即为舜之化身。可能舜时，商之先人与夏之先人同事于政。二者皆为舜之得力助手，互不相悦。但实沈冷静而有力，参星主冬之到采，在西方白虎象内，而阏伯则热情而活跃，辰为心宿，在东方青龙之末，主夏之到来。这很容易使我们想起希腊文化中冷静的
阿波罗与狂热的酒神狄尼索斯的形象。

    郭沫若认为“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玄鸟，即为凤凰[9]。帝高辛二子的传说商主辰，辰为大火星。与玄鸟合则为火凤凰之象。《说文》释凤：“神鸟也，见则天下大安宁。”大风凰之象，正是幸福安宁的象征。而母性精神正是以顺应大势求得安宁和乐，坚韧执著为其特征。

    与母性精神不同，父性精神所强调的是征服与占有，往往表现为刚健激烈。夏启生于石虽不同于生于父的禹，但石有下列意味：一、石当为启所在部落的图腾崇拜物。其祖鲧封于崇山。另古人常以山石为刀。因此，石是能在征服敌对部落时的一展神威的力的象征。现在的羌族都还有白石驱邪的习俗。[10]二、石为刚象，启生于石，正可以言其部落所崇尚的精神。三、石头北裂生启，北为坤位，为寒象。与实沈主冬之到来有异曲同工之妙。

    综合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夏的始祖传说与《连山》卦象精神是统一的。而商的始祖传说则与《归藏》精神是统一的。今人彭邦炯在《商史探微》中也认为：“商族人关于契母吞玄鸟而生子的传说，实则透露了他们刚由母系氏族跨人父系氏族社会。”[11]又说：“商人的历史，可以视为早熟的儿童。”[12]。由于商人以母系氏族生活于夏的时代，显然使他们不能像夏人一样正常地成长，从而在精神历程上必然打上早熟的烙印。他们既不可能放弃自己的文化精神，又不可能漠视夏的文化精神，超越地顺承，以坤之道对艮之道，这是他们的自然选择。 

    周弃的神话传说暗示了一种不同于夏商之始祖的文化精神，弃被弃而得天之顾。百难不死，是弃之生命力对天神的感动，顺天休命，不急不毒，终于获得承认。这又是与《周易》中天健之道，坤德之道相暗合的，如果说连山象，归藏象都有藉于天道之助，那么，乾坤之象更多强调的是逆命而长的强烈生存精神与主体意识。《周易》取乾坤之象正在于要人效法天道自助精进的后天意识。

    再次，以夏商周施政情形看，启杀伯益而立朝，继之大战有扈氏，不过秉承祖威而已，因夏人至禹，其望不可复增。是以有启的开国立朝之举。

    商汤的夺权代夏，一定是早已有心的。汤字甲骨文作唐。唐，大也。[13]古汤唐同音通用。成汤又被称作成唐。想必取成其大之义。商族虽小，但由于施行仁政，得到了许多诸侯国的拥戴与信任。“汤行仁义，敬鬼神，天下皆一惦归之。”(《越绝书》三)汤的仁义之实，古人有许多记载：

    《史记·殷本记》：“汤出，见野张网，祝曰：‘白天下四方皆人灵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威左；欲右，威右。不用命，乃人吾网。’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

    《孟子·滕文公下》云广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汤使遗之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使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使往之耕，老弱馈食。”

    《管子·轻重甲篇》桓公问管子曰：“夫汤以七十里之簿，兼桀之天下，其何故也?”管子对曰：“桀者冬不为杆(竹桥)，夏不为拊(木排)，以观冻溺。驰壮虎充市，以观其惊骇。至汤而不然，夫竞而积粟，饥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资者赈之，天下归汤若流水。”

    成汤之德，亦是以后兴盛之五德。《墨子》有“殷之盘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迁于殷，茅茨不翦，采椽不刘，以变天下之视。”《国语·楚语上》有：“昔殷武丁能耸其德，至于神明，以人于河，至河徂亳，于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大患之，曰：‘王言，以出言也，若不言，是无廪令也。’武丁于是作书曰：‘以余四方，余恐德之不类，兹故不言。’于是，又使以梦象，旁求四方之贤。得傅说以来，升以为公，而使朝夕规谏曰：‘若金，用女作砺。若津水，用女作
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视地，厥足用伤。”

    商立后，实力并不强大，一直不以力强，其间几许迁都，顺应时尚，以退为守，施行德政，一旦实力成熟则取而代之，弱而后攻。从而使商的统治能维持数百年之久。

    《诗·大雅·荡篇》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夏以雄强威武立朝，以“暴其民甚”而亡，而汤反其道而行之，得代夏而兴，与艮坤之象所显示的意义相同。

    至于周政，有《尚书》的诸多记载，如前引的威德并施的思想。周初统治者周文王、周武王灭商即是典型。商末，周文王一面对商称臣，一切扩充武力准备灭商，史称“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当时虞芮二国争田，见周境各安其田，各守其职，深以为愧，归服文王。然周人于翦商之时，却决不手软，武王言“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于是数万甲士，以孟津渡黄河，浩浩荡荡直捣朝歌。根据《尚书·多士》记载，对殷商的反抗势力，周公旦在对他们进行武力镇压之后，又将他们集中看管，实行分化拉拢，正由于实施了威德并用的作法，
西周才得以迅速确立，稳固。

    余论：有些历史书认为：“夏是中原的羌族”，“商、陶、益是东夷族”，“是羌族的一支”。有些人是不同意这些说法的，[14]其实，这种说法则是更能证明我所说的《连山》、《归藏》与《周易》所显现的文化精神。这里，只有商才选择了坤这一阴性精神，而夏之连山与周之乾皆为阳性精神，夏周同出一源的说法，更能使我们明确地了解何以夏周同样选择了阳性的文化意识。有许多材料证明了这一说法的可信性。《史记·六国年表》说：“禹兴于西羌。”《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谓：“鲧娶于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壮未孳，嬉于砥山，意为人所惑，因而妊孕，到胁而产高密。家于西羌，地曰石纽。石纽，在蜀西川也。”《艺文类聚》卷十一与《太平御览》卷八十二引皇甫谧《帝王世记》说：“伯禹夏后氏，姒姓也，生于石纽……长于西羌，西羌夷(人)也。”徐中舒在《中国古代父系家庭及其亲属称谓》中说：“夏王朝的主要部落是羌，根据由汉到晋五百年间长期流传的羌族传说，我们没有理由再说夏不是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