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易经》的求内与治外相统一的思想与儒家内圣外王品格之融通
我们认为，《易经》作者把求内落脚于治外，把对主观世界的追求落脚于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从而凸显出了把道德修养同治理国家的社会实践相联系的思想，因而它同儒家思想的根本精神，即内圣外王之品格，是相通的。应当承认，儒、道两家都注重道德存养和道德内求，但二者的区别是明显的。如果说在道家那里，道德内求和道德存养本身就是目的话，那么，对于儒家来说，它就只是手段，其目的则是为了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也就是说在儒家那里，“求内”是为了“治外”，注重主体的精神存养和道德内求是为了落脚于改造世界的物质实践，一句话，是为了实现其内圣外王之道。这一点在《易经》中表现得极为明显。
首先，我们认为《易经》中具有明显的注重主体的精神存养和道德内求的思想倾向。如，《既济·九五》云：“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意谓商部落杀牛重礼祭天，还不如周部落以薄礼祭天更能博得上天的好感。原因何在呢？清人孙星衍著《周易集解》回答说：“祭祀之盛，莫盛修德”。这说明只有物质的礼，上天未必能看得上，而更重要的则是内心的“诚”和精神的“德”。《履·初九》云：“素履，往，无咎”，讲得也是这个意思，即只要你内心坦诚，无论走到哪里也不会有什么灾难，即便是偶有不测，也可化险为夷，甚至于遇到像踩在老虎尾巴上这样惊险的事情，最终亦吉，如《履·九四》所云。凡此等等，都表现了《易经》作者对主体精神的极大关注。
尤有可言者，《中孚》是讲人的信诚之德的专卦，我们从卦名（中者，忠也；孚者，信也。）就可窥卦的内容之一斑。该卦卦辞云：“中孚，豚鱼吉。”王引之《经义述闻》解释这句话时说：“豚鱼，士庶人之礼也”、“豚鱼乃礼之薄者，然苟有忠信（中孚）之德，则人感其诚而神降其福”，意谓人只要有忠信之德，即使祭礼薄一点，上天也会保你大吉。《萃·六二》、《升·九二》皆云：“孚，乃利用禴”，说的就是人只要内心信诚，就可以薄礼祭天，而且还能保证“引吉”、“无咎”。可见，《易经》作者非常重视主体的内在修养，对主体精神表现出了极大关注。
但是，注重主观世界的内求，在《易经》作者那里决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
《节》、《谦》二卦都是言道德修养的专卦，但它们都无一例外地落脚于改造外部世界的客观实践活动。《节·九五》云：“甘节，吉，往尚。”意谓能够达到以节为甘的修养境界的人，就会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中成功，并因此而蒙赏，这自然是上等的好事。但如果达不到“甘节”的境界，能够做“安节”也就不错了，因为达到这种修养水平的人，能够守其既得，故该卦六四爻云：“安节，亨。”相反，那种不知加强“节”的修养的人，就会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中导至穷困潦倒、唉声叹气的悲惨局面，《节·六三》云：“不节若，则嗟若”，就是给这种人画好的像。至于那种从根本就厌弃“节”的修养、甚至以节为苦（“苦节”）的人，其结果就更糟了，他们不但做事难成，而且还有可能招致灾患，《节》卦卦辞：“苦节，不可贞。”上六爻云：“苦节，贞凶。”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可见，“节”本是对主体修养的一种道德要求，但《易经》作者却把它与人们改造客观世界活动的吉凶得失、成功失败相联系，这表明《易经》作者讲道德修养是为了落脚于客观世界的改造。
《谦》卦也告诉了我们同样的道理，该卦卦辞云：“谦，亨，君子有终。”九三爻云：“劳谦，君子有终。”意谓人只要具备了谦让这道，就会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中获得好的结果。当时商旅外出是极其危险的，我们从商旅在外投宿挨打了（《需·六四》：“需于血，出自穴。”）、碰到不明身份的坏人了（《需·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钱被盗贼抢走了（《巽·上九》：“巽在床下，丧其资斧。”）、希望碰上好的主人或“配主”、“夷主”等等，就可知道一点。但是，假如你注意自己的道德修养，外出商旅自会平安无事，故《谦·初六》云：“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意谓君子只要具备了谦谦之德，即便是外出行商旅这种危险性极大的事情，亦可大吉。《谦·六二》云：“鸣谦，贞吉。”六四爻云：“无不利，撝谦。”上六爻云：“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也都是把“谦”这样一种主体的道德要求与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相结合，并使前者落脚于后者。因此，《易经》作者讲修身求内、讲主体精神，只是手段，而目的则是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易经》作者的这种修身求内与改造客观世界的现实活动相统一的思想，为后世儒者所继承，并成为儒家学派的一个基本特征。例如，在《大学》所讲的“三纲领”中，“明明德”是求内，“亲民”是治外，“止于至善”则是求内与治外的统一；“八条目”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求内，“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治外，求内是手段，治外才是目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认为《易经》中蕴含着浓厚的后世儒家思想的内容，它与儒家的根本精神和内圣外王的思想品格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