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易经；儒家；和合；民本；内圣外王
Yi jing and the sources of Confucian thoughts
Abstract: All the schools of thought that appeared during the period from pre-Qin times to the early Han Dynasty originated from Yi. As for Confucianism is concerned, its thoughts are characterized with social practice of governing the state well to pacify the people. In the light of this and with reference to Yi jing,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quite a lot of the ideas of Confucianism, such as the spirit of harmoniousness, the people being the foundation of the state, and the unity of inner cultivation and exterior action can be traced back to Yi jing.
Key words: Yi jing; Confucianism; harmoniousness; the people being the foundation of the state; inner cultivation and exterior action
探究儒家思想之起源，古人把这一工作称为原儒或说儒。自两汉迄于今，治儒学者多有论及。概言之，主要有如下七说。一是以《淮南子·要略》为代表的儒学渊源于文武周公之道说，二是以《史记·太史公自序》为代表的儒学渊源于六经说，三是以《汉书·艺文志》为代表的儒学“出于司徒之官”说，四是以章太炎《原儒》为代表的儒学渊源于“达、类、私”三科说，五是以胡适《说儒》为代表的儒学渊源于殷之遗民说，六是以冯友兰《原儒墨》为代表的儒学渊源于“教书相礼”之职业说，七是以徐中舒《甲骨文中所见的儒》为代表的儒学渊源于宗教性职官说。统观以上诸说，可以发现，前人或时贤原儒多是就儒的最初职业角色作文章，而对儒学思想之发生或鲜有论及，或论之不详。笔者认为对儒家思想渊源的追溯，不应在儒者的身份问题上作太多的纠缠和逗留，而应着力于探讨儒家作为一种学说的起源。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认为儒家“以六艺为法”，《汉书·艺文志》说儒学“游文于六经”之中，而六经之中，“易为之原”。基于此，我们认为，作为一种思想学说的儒家，其源头就出自《易经》。
一、《易经》的比辅亲和思想与儒家和合思想之萌芽
儒家思想的实质与核心是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实践，其言仁义、性命、天道，皆落脚于此，因此，儒家哲学就其实质来说，是一种实践哲学。从此出发考察《易经》，不难看出,儒家哲学的基本内容在《易经》中已经以萌芽的形式大量存在了。我们首先在《易经》中发现的是儒家和合思想的萌芽。我们认为，《比》卦就是《易经》作者所追求的和睦亲善和安定互助的社会环境的政治理想的显现，也是儒家所倡导的“和合”精神的源头。
《比》卦辞云：“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从字义上看，比义为亲辅。二程把《比》所体现的《易经》作者的政治理想的内涵揭示得极为透彻。其云：“比，吉道也。人相亲比，自为吉道。”“所比得元永贞则无咎。元，谓有君长之道。永，谓可以常久。贞，谓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从上，必求此三者，则无咎也。人之不能自保其安宁，方且来求亲比，得所比则能保其安。当其不宁之时，固宜汲汲以求比。若独立自恃，求比之志不速而后，则虽夫亦凶矣。”[1](第738页)由此可见：《比》卦辞中的“元、永、贞”，实为比之为道的基本内容。比是保障国家万民平安稳定吉利的基本方略，是古代领导者必须遵循的君长之道，得此正道就可保国治民安。因此，从《比》的卦象和《易经》作者立《比》卦的宗旨上看，《比》卦所彰显的基本精神无疑与儒家相通。
该卦的初六爻曰：“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他吉。”孚者，信也，信之在中也。“信”是后世儒家的基本伦理范畴，亦为儒家伦常之一。因此，《易经》作者多次提到“孚”，表明了《易经》与儒学的贯通。但值得注意的是，从《易经》的“孚”既可以引申出后世道家的哲学路线，也可以引申出后世儒家的哲学路线。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孚”。如果把“孚”仅仅视为主体存养的方式方法，就走向了道家一途。如果不是把“孚”仅仅视为一种道德手段，而是落脚于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则走向儒家一途。事实上，后世儒家和道家对“孚”的不同诠释和践履，在《易经》那里都以萌芽的形式存在了。
《易经》作者以“孚信”系于《比》卦之初爻，意在说明“相比之道，以诚信为本。”[1](第739页)人与人之间相亲辅，必须心怀信诚。以信为始，亲辅于人，才不会有什么咎害。故程颐云：“比之始，必有孚诚，乃无咎也。孚，信之在中也。诚信充实于内，若物之盈满于缶中也。……若诚实充于内，物无不信，岂用饰外以求比乎？诚信中实，虽他外皆当感而从来。孚信，比之本也。”[1]（第739-740页）朱熹承袭程说，认为：“《比》之初，贵乎有信，则可以无咎矣。若其充实，则又有他吉也。”[2](第86页)汉人荀爽以象数解释此爻，认为初六以阴居阳，处于失位不宁之时，但其以信诚之心，上比于五，因而变化而得正无咎。同时，九五圣王之信广被四海，于是，虽异域殊俗之人，亦来亲辅。[3](第134页)可见，“孚信”原则在《比》卦中是作为一种治国方略来使用的。六二爻曰：“比之自内，贞吉。” 此爻以阴居内卦之中位，柔顺，中正，又与外卦九五阳刚相应。《易经》作者以此立象，意在说明人与人之间的亲辅，应发自内心，首先应在群体内部注意和睦团结；对外亲辅时，则应坚持一定的主动性，坚持纯正的动机，如此而往，结果定然吉利。六三爻曰：“比之匪人。”意谓当人处于小人的围困之中，此时若盲目地汲汲以求比，定然有失，此非君子自重之道。因此，人与人之间的亲辅，应注意对象的选择。六四爻曰：“外比之，贞吉。”六四爻以阴居阴，是为当位得正，外比于九五之贤，故云：“贞吉。”当位得正，又审时度势，舍弃初六，与阳刚中正位居九五的圣君相亲。但是，追随亲辅比自己贤明高尚的人，一定要有纯正的动机。只有心诚意正，恪守正道，才会吉利平安。九五爻曰：“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比》卦以九五爻为卦主，盖卦唯此一阳居尊，为上下所比附者也。《易经》以“天子不合围”喻九五之光明正大与公正仁义。所谓“天子不合围”，指天子狩猎只是从三面围追禽兽，从而舍弃前奔的逃命者，只捕杀迎面而来的投网者，有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之意。[2](第88页)该爻以天子不合围的好仁之德喻君主待人，应光明正大，仁义无私，以此立象旨在警示君主应仁慈爱民。上六爻曰：“比之无首，凶。”王弼注曰：“无首，后也。处卦之终，是后夫也。亲道已成，无所与终，为时所弃，宜其凶也。”[4](第263页)元人王申子曰：“五以一阳居尊，四阴比之于下，故《彖传》曰：下顺从也。而上六孤立于外而不从，岂非后夫之象？”[5]（第106页）因此，上六爻虽有亲附4之意，但自视甚高，恃才孤傲，行动迟缓，违背了亲辅的原则，故有凶险。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比》卦实际上讲的是人与人之间，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亲密比辅的道理。它既是对个体修养的道德要求，也是古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贯彻《比》卦的主旨就是：对内如果做到和睦亲善，就会吉利平安；对外若能做到和睦亲善，就会天下咸宁。张善文先生认为，比道有三大要素：一是选择比附的对象必须慎重；二是应当比附于德长之人；三是亲比之时宜速不宜缓。张先生的这一概括，可谓深得《比》卦之精要。[6](第87页)统观《比》之卦爻辞，可以发现其卦辞和六三爻辞，说的是选择比附的对象要慎重，初六、六二、六四之爻辞说明亲比之时宜比附于德长之人，宜心诚意正，恪守正道；九五爻表明亲比之时，宜光明正大，宽厚仁和；上六爻则说明亲比之时，宜速不宜缓，宜诚不宜伪，宜信不宜诈。因此，我们认为，《比》卦实际是蕴含着后世儒者孜孜以求的和睦亲善的大同的社会政治理论，也是后世儒家所倡导的“和合”精神的源头。
二、《易经》的敦知临民思想与儒家仁政思想之萌芽
我们认为，《临》卦中阐述了治国安民的具体策略。从《临》的卦爻辞对治国安民策略的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儒家仁政爱民、正身律己和注重德治教化的思想已在《易经》中萌芽了。
何谓临？《说文解字》云：“临，监也。”《尔雅·释诂》云：“临，视也。”《序卦传》曰：“有事而后可大，故受之以临。临者，大也。”程颐曰：“临者，临民临事，凡所临皆是。在卦取自上临下、临民之义。”故“临”有以上临下，以尊临卑，以德临人之意。因此，单是从卦义上就不难发现，《临》讲的是治国安民的具体策略。
就《临》的爻辞来说，初九爻曰：“咸临，贞吉。”虞翻曰：“咸，感也。得正应四，故贞吉也。”[3]（第225页）《临》之初爻为以阳居阳，是为得正，又上应于六四之阴，是为正应。“应”故“感”，得“正”故“贞”。可见，初九之应六四，非以其威势，而是以其贞正之德，使六四感而相从。《易经》作者以此立象，警示统治者宜以感化的政策治国安民，以公正之心事天临民。孔子云：“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临》之初爻立象，实与孔子之语有异曲同功之妙。
九二爻曰：“咸临，吉，无不利。”九二居下卦之中位，是以刚得中。然其位不正，宜升到上卦九五尊位，方为得正。但以阳居阴仍被《易经》作者称为“吉，无不利”的原因，除了因为九二居内卦之中位外，还因为上有六五之阴爻与之相应，六五阴柔，九二阳刚，是为刚柔相济之象。又加之九二之上计有四阴，此四阴爻皆有谦让息退之象，而阳气则在不断上升，故卦有以阳息阴之象。此时要求九二爻必须具有刚正中庸之德，才能感召群阴，顺其天命。因此，九二爻说的是居于中位的统治者应以刚正仁德感应于上者和尊者。在这种情况下，要求统治者须刚柔相济，威德并用。
六三爻曰：“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象传》释此爻曰：“甘临，位不当也。既忧之，咎不长也。”《临》卦下为兑，上为坤，兑为口为悦。坤为土，《洪范》云：“土爰稼穑，作甘。”以兑悦之口上衔甘甜之坤土，是为“甘临”。又因六三爻以阴居阳，位不当也；其所应上六，亦为阴爻，阴阴相斥无正应也。故云“无攸利”。但六三爻既自知失位且无正应，忧而能改，自当无咎。因此，该爻的基本含义是六三阴爻居阳，不中不正，又无正应，处兑悦之上，衔坤土之甘，可谓无势无德，于是，便以甜言蜜语为饵统治众人，这自然是不利的。但因“临”之时，其势至大，阳刚正气处于方盛长进之时，六三爻若能觉悟到自身之局限，克服柔弱不正之缺陷，变而为阳则成《泰》，于是，便吉而无咎。因此，此爻的要义在于“勉人迁善”，在于警示领导者不能以甜言蜜语哄骗百姓，而应以中正阳刚之德监临万民。
六四爻曰：“至临，无咎。”《象传》释此爻曰：“至临无咎，位当也。”因为六四爻以阴居阴，故为当位。且六四爻居外卦之下，下应内卦之初爻，是为正应。当位而又有正应，自当无咎。《易经》作者以此立象义在警示统治者处近君之位，守正而任贤，以亲临于下。自身正当，又能选用贤能之士，这是领导者应有的态度。以这种态度治国安民，天下自会平安大治。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7]（第136页）“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7](第138页) 儒家此一思想之渊源应与《易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六五爻曰：“知临，大君之宜，吉。”六五爻以阴柔处上卦之中位，又为《临》之尊位。处尊位而内有柔顺中正之德，外又感于九二阳刚之爻，犹如知人善用，以刚健有为之臣辅佐自己君临天下。元人胡炳文曰：“《临》是以己临人，五虚中，下应九二，不任己而任人，所以为知，所以为大君之宜。”[5]（第182页）因此，六五爻的基本含义是领导者应有谦逊中正之道，应注意调动众人的积极性，尤其是应注意调动那些有中正之德而又刚健有为贤臣的积极性，应当不任己而任人，不自用而用人，兼众人之知，方可为知之大。《中庸》曰：“唯天下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中庸》的这一表述，其思想渊源就在《易经》当中。此外，该爻立象，突出了“尚中”观念，《象传》释此爻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从《易经》作者所立该爻的爻象来看，儒家之中庸思想、中道观念，在这里已以萌芽的形式出现了。
上六爻曰：“敦临，吉，无咎。”该爻处《临》卦之终位，根据惯例，64卦之终位往往预示着事物发展到了亢盛强极的地步，故有穷厄之象。但该爻不取“极”义。对此，明人杨启新解释说：“处《临》之终，有厚道焉。教思无穷，容保无疆者也。如是则德厚而物无不载，道久而化无不成。”[5]（第182-183页）盖临之为道，不可以穷，故《易经》作者不取“极”义，而止于“敦”义，旨在警示领导者应有敦厚爱人之心、有礼贤下士、知人善用之能。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临》实际上讲的是古代领导者的一种治民之术，从不同方面说明了君主应如何统治臣民，尊者如何统治卑者的道理。具体地说，这种治国安民之术，应包括如下三点内容：第一，治国安民的关键在于坚守正道，所谓卦辞中说：“元亨利贞”，讲的就是这一道理；第二，治国安民应坚持中道原则，该卦对九二、六五爻的褒扬，恰好说明了这一点；第三，治国安民应根据时空条件的变化，因时制宜，当地位居于下时应以刚直中正之德感应于上，取信于上，以便得行其志，得行其道；当地位处于上而又自身力量不足时，则应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贤，兼天下之知，而不可自取、自任、自知。《临》卦所表现出的这些以德临民治国的思想同后来儒家的仁政观念和治国思想有着极为密切的渊源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