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与实在的互动模式
任何一种对于实在的描述，都不能不触及人与实在的关系问题。《周易》也不能不如此。但是，在《周易》世界中，人与实在之间并没有被设置为主体与客体。换言之，主体—客体的模式，对于《周易》是陌生的。主体—客体的模式也是人类具有普遍性的经验模式之一，但是，这一模式被赋予优先的地位、得到突出的强调，则是在西方近代思想传统中，特别是在从笛卡尔开始的西方哲学中。按照这一模式，实在具有客体的特点，它必须从主体那里获得自己存在的合法性根据，对于实在的认识必须以对于主体自身的认识为前提。海德格尔说：“作为一个怀疑者，笛卡尔迫使人们以这样的方式怀疑：他引导他们把他们自己、他们的‘我’作为思考对象，这样，这个‘我’、即人的主观渐渐地被称为思想的主要对象。由此产生了现代的‘我－观’（Iviewpoint）及其主观主义。不过，哲学本身也就多了一种深刻的认识：哲学必须以怀疑开始，必须对认识活动本身和认识的可能性进行思考，而且必须建立起一种认识的理论，然后建立一种关于世界的理论。由此认识论成为哲学的基础”。［１４］按照这种主体—客体的模式，实在依赖于人的思想才能被认识，实在必须于人的理性保持一致。如此一来，实在的经验中存在的当下不能显现的阴面就被否定了。因此，实在的不测性与未决性都无有容身之处。在这种模式中，可以看到的只是人作为主体所具有的君临一切的傲慢与自负。
《周易》所理解的人与实在的关系，仍然是在周代哲学意识的精神方向上运行的。在《尚书·洪范》中，我们看到的是主体敬用“五事”（貌、言、视、听、思）以顺“五行”（水、火、木、金、土）的表述。五行不是宇宙的五种实体性要素，而是实在生成运动的五种基本的活动方式及其过程，而五事则是人自身的外部举止与内在意识活动。敬用五事的目的在于顺应五行，在这里体现的是周代哲学意识以人承天的传统。这一传统强调在人之外没有独立自存的实在，实在与人具有相互渗透的特征。《周易》所提供的以阴阳为核心的实在之经验模式，就把主体与实在融合为一体。阴阳固然是实在的根本特征，但是，脱离了实在的显现，脱离了主体对于实在的经验，这一特征就很难想象。因为，阴阳一旦被理解为幽明或隐显时，它的含义也就不能够脱离人的知行过程来加以界定。所谓阴不过是人当下不能经验的层面而已，同样，阳是人的当下经验中可以触及的层面。可见，在《周易》中，实在的特征不能脱离人的参与加以决定。换言之，实在是通过人的参与才得以成为实在的。这一参与是交互性的。
事实上，《周易》把人与实在之间的关系概括为一种相继：“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系辞上》）实在本身就是一阴一阳，也即幽明之间彼此交错的运动，但是，实在本性的成就必须建立在人的参与上，人以自己的参与，承继着实在，推进着实在，把实在推进到凭借自身力量所难以达到的水平。当然，这种参与也正是人自身的存在方式，按照《周易》的理解，人正是通过对于实在的参与才把自己转化为“大人”，才将自身提升到人性的水平上的：“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乾·文言》）
对于以不测、未决为特征的世界观而言，人必须培育的是适应未知事物的能力和智慧，《周易》把它概括为“随时”的智慧。“天地盈虚，与时消息。”（《丰·彖传》）“随时之义大矣哉！”（《随·彖》）“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大有·彖》）从逻辑上看，只要实在的特性中充满着阴阳不测的往来运动，那么，随时的观念就会被提升到宇宙—本体论的高度，就会被提升为普遍的法则。因为，不测、未决的世界观要求的正是随时的智慧。而随时，正是人参与实在最为基本的途径或法则。通过以上讨论，可以看到，作为周代的哲学意识，《周易》对于实在的理解，建立在阴阳概念的基础之上，通过阴阳的概念，实在具有了不可测度性、秩序的未决定以及新奇性，也正是通过阴阳的概念，实在具有了时间性的结构。《周易》对于实在的理解，不是建立在主体—客体的模式上，而是以人与实在的交互性、互动性的参与或渗透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