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阴阳观念与实在的时间性
在《周易》的世界观中,世界具有内在的未决性,实在的显现总是以侧显的方式显现其某些层面,而不是全部,随着主体参与实在的深入程度,实在的显现也就更进一步,但是,不管人们对于实在的认识如何深入,实在本身对于主体来说仍然具有某种未知的因素。换言之,主体的实在经验具有过程性的特点。在这样的世界观中,世界的开端与起源就不是固定的,静态的,而是如《荀子·大略》所说“天地之始今日是也”,天地之始发生在今日,天地之终同样也发生在现在,所有的终结都不是完成,而只是新的开始。“今日”也即当下意味着一个特殊的时刻,实在的始终都发生在这一时刻。而时间也正是这样一种时刻的连绵。因此,实在与世界在《周易》那里,都是未完成的,永远充满了新的可能性。所以,《周易》六十四卦组成的世界模型中,象征着终结与完成的“既济”并不是对于宇宙的最后的安排,而是被安放在象征着非终结性、非完成性的“未济”之前,换言之,在《周易》中,“既济”被表述为“未济”的一种形式,任何一种形式的完成与终结都是始终循环链条的一个环节,在它之后的往往是新的开始。这就是《周易》“乾”卦《彖传》所谓的“大明终始”所蕴含的真理。[8]
这一真理充满着对于始与终的辩证关系的认识。《周易》不言“始终”,但言“终始”,又言“大明”,充分彰显了这一真理的复杂性与深邃性。“终始”这一表述意味着,《周易》对于终结的特殊理解:事态的终结不是完全的结束与彻底的完成,相反,它把人们引向新的开始。这种把终结聚集在自己的规定中的新的开始,在《周易》中被概括为“大始”:“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的本性就在于不断的重新开始,在它那里,永远没有完成与终止,坤的本性就在于完成、成就与利导。但是,乾坤不独用,乾坤并建,相互不离,彼此渗透。中国古代易学的集大成者王夫之对于《周易》的如上哲学意蕴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把始终的辩证关系总结为:“始以肇终,终以集始”,[9]“历终而知始。大始者不匮”。[10]正是通过对于始终关系的如上理解,我们看到了一种深刻的时间意识。时间已经被明确提升到宇宙—本体论的高度,它决非实在之可有可无的因素。
在《周易》思想体系中,时间的意义在于生生不息的创造。“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下》),“生生之谓易”(《系辞上》)。易是变易。对于《周易》而言,变化是普遍的而且是全幅的,同时也是实在的本性。这一点意味着创造性或生命的创造被理解为实在的所有层级之根基。[11]时间的角色就在于它向我们展现了实在结构中具有创造的力量和层面。当然这一点也根基于我们的时间意识与实在的经验模式之间的交互关系。从这两者出发,都把我们引向《周易》的阴阳观念。
柏格森在《可能与现实》一文中曾经指出:时间的功能在于阻碍事物的同时给出。[12](伊利亚·普利高津《确定性的终结——时间、混沌与新自然法则》(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一书有引用。)事物不能同时给出,而总是显现它的某些层次,也即阳面;那些在当下属于阴面的层次,都不能在当时显现。可见,正是通过时间,才有了实在的侧显这样一种方式。或者说,实在的侧显正是实在的时间性的表现。阴阳的观念与时间的意识的相关性,在这里也可以发现一些消息。在《周易》中,在具体的时间段落中,我们的实在经验总是触及实在的某些方面,而不是全部;在不同的时段中,我们触及的又是实在的不同侧面。在具体时刻被我们的经验所触及的正是阳面,未被触及的正是阴面。阴阳不是两种不同的实在,而是实在的两种同时同撰的显现层次。按照王夫之对于《周易》的解释,“幽明(阴阳)之为一物,而但以时为显藏也”。[9]阴阳的交替变换,使得实在也在随之而显现其不同的层面。在《周易》所提供的世界经验模式中,阴阳概念具有最为基本性的意义,而阴阳本身又是以时间为其主轴的。在这里,充分显现了中国古代的时间观念与阴阳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法国汉学家格拉内(Granet)在其《中国思想》中指出,时间概念和阴阳交替浑然一体。[13]阴阳既是实在的内在的结构性要素,又是实在的时间性的起源与表现。事实上,汉语把时间表述为“时光”、“光阴”,这一表述本身表现了对于时间与阴阳关系的一种洞察。因为,在“时光”这一词语中,时间成了光这样一种象征,光所带给人们的永远都有两个层面,可见的阳面与不可见的阴影。在“光阴”这一表述中,这两个层面都被包含在其中。我们可以断言,正是通过阴阳概念,《周易》描述的实在才具有了时间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