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周易》的阴阳和谐思维一经形成并被系统化、理论化为尚中求和的思维模式，它便作为一种客观性精神力量，又反过来日渐渗入人的心灵世界的底层，泛化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生活发生巨大的、深远而持久的影响。这一影响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和谐思维在《周易》中实际上表现为四个层次：首先是在宇宙自然的宏观意义上，“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说卦传》）乾道刚健以生物，坤道柔顺以成物。宇宙整体是和谐而有序的；其次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天地为自然，人为自然而生，又反过来体悟和确证自然。“六爻之动，三极之道”（《系辞传》），人道“仁义”与天道阴阳、地道柔刚贯通一体，天地人圆成会通；再次是在人与人关系上，“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强调德性伦常，主张“保合太和”与“同人”之道，亲附聚合；最后是在人自身，主张心身平衡，倡导“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系辞传》）的君子保全之策。
先秦时期，儒、道、阴阳各派思想家沿着先哲思维路径，分别从不同层面表示了对和谐的执着追求。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第8页）[11]把和谐作为人类社会最理想的原则。《中庸》对“中和”作了经典性阐发，上升为宇宙根本性法则：“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著名论断，使《易传》天地人“三才”落脚于“人和”，并强调“五伦”的重要性，着眼于社会的协调和谐。道家崇尚“混沌”，认为原始的自然混沌是理想的和谐状态，“当是时也，阴阳和静，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众不夭……莫之为而常自然也。”（第249页）[3]主张返朴归真，“和之以天倪”，“守其一以处其和”，厌恶自然的破坏和人性的扭曲，从与儒家不同的角度确认了和谐的价值目标。《管子·形势解》则把春夏秋冬四时与阴阳相配，阐述了万物生、长、收、藏的全过程，展开了一幅自然变化的和谐图画。可见先秦时期有丰富的和谐思想，大体上奠定了我国古代和谐理论的基础。这对于《周易》阴阳和谐思维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这里需要指出，根据高亨先生等人的研究，《周易》的成书过程贯穿于先秦到西汉的较长时期，其间有儒家、道家的问世。时间先后可以大致表述为：先民观念—《易经》—老庄、孔子—《易传》—《吕氏春秋》、《淮南子》、《黄帝内经》等……。如果存在思想链条，那么其中每一环节都对前者有所承继，并对后者有所影响。在《周易》等典籍启发下，战国末期以邹衍为代表的稷下学派首次将阴阳与五行合和而论；《吕氏春秋》则将阴阳消长与五行生克完整地结合起来，全面地解释物侯、政令和人事，如把音乐的和谐和自然的和谐联系起来：“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黄帝内经》以内外环境统一的五运六气理论为主，建立了一套关于人体生理机制的阴阳五行学说。由此，阴阳五行思想从学术的边缘走向社会思潮的中心，并日益深入地结合到儒道两家思想里，深深扎根于社会意识中。
两千多年来，《周易》的阴阳和谐思维及整个和谐理论，与民族传统哲学发展相一致而日趋完备和臻密，并逐步积淀和强化为一种思维定势。例如，董仲舒说：“和者，天之正也，阴阳之平也，其气最良，物之所生也。”（第643页）[12]他十分崇尚宇宙的整体和谐：“天地之道而美于和”，“天地之美，莫大于和”[12]。魏晋玄学家阮籍说：“男女同位，山泽通气，雷风不相射，水火不相薄，天地合其德，日月顺其光”（第78页）[13]，把社会与自然的和谐贯通起来。宋代的哲学家以《周易》为起点进一步解释和发挥，《二程集》认为：“刚正而和顺，天之道也。化育之功所以不息者，刚正和顺而已”[14]，“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保合太和也”[14]。张载说：“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絪緼、相荡、胜负、屈伸之始。”（第85页）[15]强调宇宙本质上是动态性的和谐。王夫之则对二程、张载等人所阐发的《周易》阴阳和谐思想加以总结提升到：“太和，和之至也。”（第85页）[15]“天地以和顺为命，万物以和顺为性。继之者善，和顺故为善也。成之者性，和顺斯成也。”（第121页）[16]和顺即和谐，此乃天地之命和万物之性。这就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看待和谐，把和谐视为宇宙的本质。上述和谐思想大多是在《周易》阴阳和谐思维基础上从不同方面深化之和发展之。因此，《周易》是“大道之源”，没有源头活水，就没有传统哲学的和谐论。
《周易》阴阳和谐思维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例如，表现在中医学上。祖国医学的理论基础是阴阳调和观念——既指人体与自然界之间应该有一种协调关系，也指人躯体内各系统功能应当维持一种平衡关系。“内外调和，邪气不能害”，表明人身体健康；当失调或失和，则意味着人身体有疾病，“阴阳离决，精气乃灭”（第32页）[17]。因此，中医治病的基本原则是调整已受到破坏的生理机能，使之重新恢复到阴阳平衡协调状态，即“阴病治阳，阳病治阴”（第22页）[17]。阴阳调和观念显然与和谐思维方式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肯定祖国医学，就包含着对和谐思维方式的肯定。
又如，和谐思维对中国艺术也有深刻影响，它直接制约和支配着民族传统的审美情趣。中国古典美学在和谐思维方式的影响下，尤其注重美的对象的平和、凝重、庄严、典雅，特别崇尚“中和”的审美格调。古代传统的乐理，历来反对“郑卫之音”、“桑濮之典”，把它们视为“淫声之作”，认为它们违背了“中和”原则。相反，“雅乐”、“正乐”则受到格外推崇被称为“大乐”。而“大乐必易”（第635页）[20]，“易”即和平。“乐从和，和从平。声以和乐，律以平声……声应相保曰和，细大不逾曰平”[8]。当代美学家周来祥先生提出“美为和谐”，反映了人类在审美领域的共识。[19]
还有，中国古代建筑学也体现出和谐思维，古建筑物十分讲究对称、平衡、协调的风格。古都北京的故宫堪称这种风格的代表作。从天安门到神武门，整个庞大的建筑群，以中轴为基准，前后左右处处展现出对称性。三大中心殿规模宏伟，气宇不凡，分别被命名为大和、中和、保和，足以显示出以《周易》为代表的传统和谐思维方式的魅力。此外，以乾清、坤宁二宫为后卫，以文华、武英二殿为侧翼，无论外观形象还是称谓，都符合“中和”原则，象征着皇权至高无上、君临天下的气派，给人以恢宏、庄重、威严的审美感。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梁漱溟先生曾提出“和平文弱”是民族品格的重要特点之一，并且解释为：“温顺和平、耻于用暴、重文轻武、文雅而不免纤弱、特喜调和妥协；中庸及均衡、不为已甚，适可而止等”（第12页）[20]。这种特定的国民品格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可以追溯到重和谐的思维方式在心理结构上的积淀。对其优劣需要具体分析。
中国传统哲学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哲学，它所重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调节这种关系而实现和谐为最高目标。《周易》的天地人三才思想，阴阳和谐思维，是以自然界所包含的万物的特性为据，旨在说明人道应以宽厚、仁义为德，应具有特大恢宏的气度。这种观念陶铸了中华民族胸怀宽广、热爱和平、团结和睦的特殊品格。从个人的修养——身心平衡、健康，到齐家——家庭和睦，再到治国——长治久安，最终达到平天下——“协和万邦”。从人际关系看，实际上关注的是社会整体的稳定、和谐，有助于社会各方面力量、各种因素的协调、凝聚，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从国际关系、民族关系看，实际上关注的是睦邻敦友，世界和平，这有助于全球一体化进程，最终有利于人类进步。但是，和谐思维模式实质上是以自然界的理想和谐证明人类社会等级秩序的合理性，其内在逻辑是自然界的天上地下、天尊地卑的层次结构，人类社会相应地也应该是君臣上下、贵尊贱卑的差别结构。不仅是理想状态，而且是天经地义的。由此人们只能对封建等级制度顶礼膜拜，而不能表示丝毫怀疑。中国封建社会经二千多年而异常稳定，等级残余遗害长久，与传统的和谐观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这也是梁漱溟所谓国民品格“文弱”性、消极性的一种表现。
《周易》的思想倾向以儒家为主流，兼融道家、阴阳家等汇通而成。如果说儒道是传统哲学的主干，那么《周易》阴阳和谐思维就代表了传统哲学和谐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态度和理解上，和谐思维不仅在历史上具有特定的文化意义，而且对于处在科学文化高度发展时代的当代人依然具有借鉴价值。西方世界在主客二元对立的理念下，为征服、主宰自然，片面地发展了“科技理性”、“工具理性”，却忽视了“价值理性”，造成了现代化之后的一系列危机。例如全球性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生态失调。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人对中国传统的天人和谐思想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一些西方人提出了“回到自然中去”的口号，这就从一个侧面显示和印证了以《周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和谐思维的价值所在。当然应当看到，除极少数先哲（如荀子）曾提出“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的命题外，《周易》和中国传统哲学大都过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而忽视人与自然的抗争，漠视人对自然的改造和征服，结果逐渐在先民（尤其是士大夫阶层）的心理底层沉积为一种对自然崇拜的宗教感情和审美情趣，似乎从来也没有感受到把自然作为人类首要的实践对象的必要性。中国未能形成类似西方那样的近代科学，其原因固然很复杂，但不能不说与民族文化过分重视和谐思维的传统有某种关系。对此，我们应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清醒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