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阴阳和谐思维是建构《易经》体系和《易传》解释系统的灵魂，它的形成与中国社会、历史条件密切相关，是古代“五行”、“阴阳”、“天人合一”等观念发展的必然结果。《周易》的阴阳和谐思维充分彰显了中国哲学与文化和谐思维的特色，它逐渐积淀成尚中求和的思维模式，对其后中国哲学与文化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周易； 阴阳； 和谐； 思维模式
On the thinking of harmoniousness between Yin and Yang in Zhouyi
Abstract:The thinking of harmoniousness between Yin and Yang is the core in constructing the system of Yi jing and the soul of the interpretative system of Yi Zhuan. As an inevitable result developed from the ancient Chinese concepts of Five element, Yin yang ,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human, and so on, the thinking was closely linked to Chinese ancient society and history. This thinking conceived in Zhouyi fully exhibited the unique thinking mode of the harmoniousness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 It was gradually condensed into the thinking of upholding the mean and seeking harmony, having thenceforth exerted deep and extensive influences upo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
Key words: Zhouyi; Yin yang; harmoniousness; thinking mode
和谐，harmony，现代汉语词典释为“配合得适当和匀称”。和顺、协调、一致、统一等，汉语中许多词都表达了“和谐”的意思。人与天合一、人与人和谐，构成几千年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思想观念，和谐思维成为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显著特色。作为源头活水，《周易》的阴阳和谐观念充分彰显了这一思维特色。
一
《周易》分为“经”和“传”两部分，它所讲的变易是指阴阳变易，阴阳变易显现的是整体和谐。阴阳和谐思维是建构《易经》体系和《易传》解释系统的灵魂。如果对“经”和“传”稍作分析，即可说明这一点。
《易经》体系由64卦384爻构成。从每一卦看（除乾、坤二卦外），构架的基础是-与两个符号，称作阳爻和阴爻。这种界定给出了两个符号最确切的名称，也反映了-与的本质特性。-与的重叠组合而成《易》卦。在《易》作者看来，每一卦中6爻的数学排列组合，表征着阳爻和阴爻的特定内在关系。每一卦自初爻至上爻，反映了事物由微而显的渐变过程，尽管爻辞看来不甚规范，也没有使用“阴阳”二字，但其体现的阴阳对立统一原理是一致的。如乾之龙、咸之感、震之雷、渐之鸿等，无不通过各自的爻变而显示事物由微而著的变化规律性。
因为阴阳来源于对客观世界的抽象，其一指实体即气，“潜龙勿用，阳气潜藏”（《乾·文言传》）。“履霜坚冰，阴始凝也”（《坤·象传》）。“阴凝于阳必战，为其嫌于无阳也” （《乾·文言传》）。因此阴阳为物：“乾，阳物也；坤，阴物也”（《系辞传》）。其二，阴阳指事物的属性和形式，阳的属性为刚健，阴的属性为柔顺：“分阴分阳，迭用柔刚”（《说卦传》），“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系辞传》）。阴阳既可以从自然属性又可以从社会属性多方面表现出来，阳是君、父、夫，阴是臣、子、妻；阳是善、仁、爱，阴是恶、戾、残。等等。
在阴与阳的内在关系中，协调、统一、和谐是其基础和底蕴。阴与阳相互联结、依存，舍阴无阳，舍阳无阴。虽然看起来乾卦只有阳爻、坤卦只有阴爻，但阴中含阳，阳中含阴，并且两卦是易之“父母卦”，作为一个整体，阴阳俱备化生万物。“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系辞传》）。“观变于阴阳而立卦”（《说卦传》）。阴与阳的协调是易卦成为统一体的基础。《易传》及汉代易学揭示了阴、阳爻之间的承、乘、比、应、中的关系。凡下爻紧靠上爻叫做“承”，即以下承上的意思，凡上爻高凌下爻叫“乘”，阴爻乘阳爻为“乘刚”，六爻之间逐爻相连并列为“比”，初与四、二与五、三与上，如果为一阴一阳，则为应，一般说来，有应则吉，无应则凶。“应”即为协调和谐。“中”即中位，即易卦六爻之二、五爻位，二为内卦之中，五为外卦之中。如果阴爻居二、阳爻居五位则既中且正，一般为吉、无咎。据统计，二、五爻吉辞最多，合计占47.06%，差不多是总数的一半。正是“二多誉”、“五多功”（《系辞传》）。在这些关系中“应”与“中”最突出地反映了阴阳和谐性，《易经》爻辞及《彖传》《象传》从许多卦上表现了这一特征。就六十四卦而言，凡六爻阴阳协调、和谐都为吉卦，如《泰》卦 ，初与四、二与五、三与上皆阴阳谐和，天地交通为泰。《既济》卦不仅阴阳全应，而且阴爻居二位、阳居五位，既中又正，象征事情有成。
从《易经》体系看，卦与卦之间的关系也不是杂乱无章的，64卦的排列顺序体现了阴阳对应，一般是互为综卦排在前后位置。唐代易学家孔颖达将卦序的系统规律性总结为“二二相耦，非覆即变”（第334页）[1]。就是说每一组卦的两卦之关系不是覆（两卦卦画相颠倒），如屯与蒙，困与井；就是变（两卦卦画完全相反），如坎与离，中孚与小过。易卦的这种内在联系还表现在卦名的含义上，如乾与坤、泰与否、剥与复、损与益、革与鼎、既济与未济即是，它们之间都是阴阳的协调与和谐，相反相成。不仅如此，64卦也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上经始于乾坤，终于坎离。“乾、坤者，阴阳之本始，万物之祖宗，故为上篇之始而尊之也。离为日，坎为月，日月之道，阴阳之经，所以始终万物，故以《坎》《离》为上篇之终也。”（第10页）[1]《序卦传》给我们描述了万物生于天地，经过蒙昧时期的成长，最后活生生地展现出来；下经34卦从咸恒开始，咸为交感，喻指男女婚配交感；恒为恒久，喻男女白头到老。“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序卦传》），从人到家庭、社会渐次展开，充满矛盾、纷繁复杂，既济与未济表示事物相对完成又没有终止，无穷无尽。思维的和谐性、系统性在这里得以清晰体现。
《易传》包括《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文言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等十篇，又称作“十翼”。《易传》多次使用“阴”、“阳”二字，并将它们视作相互对应、统一因而决定事物变化的两种因素，以阴阳和谐理解《易经》，建构成《周易》首要的解释系统。首先，《易传》从哲学高度、从宏观上说明了宇宙整体的和顺与秩序性。《彖传》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这就把乾坤看作象征天地的符号，天地承顺关系体现了宇宙整体的和谐，而这种承顺性的和谐乃是万物生存不可缺少的前提。《序卦传》所编排的六十四卦顺序图式，实际上是一个表征宇宙秩序性的“代数式”，整体的有序性意味着宇宙的和谐与平衡。而且，和谐还是包含差别、对立、矛盾的有序结构，可以称为要素的定位化，以及定位化要素的协调，这在《系辞传》开篇即明确：“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彖传》所言“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表明万物的协调化即“太和”，是一种高度理想化的宇宙整体和谐状态。《易传》把宇宙和谐性概括为阴阳之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说卦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系辞传》）。
其次，整体和谐观念还包括阴阳之间不断地交感或交易，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都因阴阳交感而和谐有序，生生不息。《泰》卦的卦象是天在下地在上，天为阳，地为阴，阳气上升，阴气下降，二气交感，万物化生。因此《泰》卦的根本意蕴之所以为通达，有大吉之征兆，正是着眼于阴阳的交感。“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泰·彖》）。《咸》卦也是如此，卦象为兑上艮下，兑为阴、艮为阳，阴气在上、阳气在下，阴阳二气才能发生交感效应。天地以阴阳二气相感而万物生成，表现了自然界的和谐；人类以男女两性交感而家道亨通，表现了人类社会的和谐。《彖传》对此作了精辟的说明：“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系辞传》也有多处论述，如引《中孚》九二爻辞后发挥说：“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应”即为感应响应之意；引《同人》九五爻辞后阐发道：“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强调了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融洽的重要意义，成为千古至理名言。
尚中正，是以《周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维的鲜明特色。《易传》在这方面作了不遗余力的运用和发挥。清人钱大昕说：“《彖传》之言‘中’者三十三；《象传》之言‘中’者三十。其言‘中’也，曰‘中正’，曰‘时中’，曰‘大中’，曰‘中道’，曰‘中行’，曰‘行中’，曰‘刚中’，曰‘柔中’。刚柔非中，而得中者，无咎。故尝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中而已矣。”[2]钱氏的结论未免有些夸大，但在《易传》里，尚中正的思想十分突出，则是毫无疑义的。
通观《周易》“经”“传”，阴阳不仅表达万物内在的本质属性，而且表达更根本的“道”与“理”的属性。阴与阳的对应、统一、和谐，贯穿在《周易》构建的无限时空中，是《易》之为《易》的精髓。因此，《庄子·天下篇》一言一蔽之：“《易》以道阴阳”[3]。朱熹说：“天地之间，无往而非阴阳；一动一静，一语一默，皆是阴阳之理”（第2159页）[4]。江永在《近思录集注》中总结道：“易者，阴阳错综交换代易之谓，如寒暑昼夜，阖辟往来，天地之间，阴阳交错，而实理流行其间，非此，则实理无以顿放，故曰其体则谓之易。言易为此理之体也。”[5]
二
《周易》的阴阳和谐思维有其思想来源，她的产生及发展不是偶然的，而是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有着必然的联系。她是上古先民五行、阴阳、天人合一等观念发展的结果。
“易”在现代汉语中主要含义指变易、变化、交换。从文字学上看，有人认为“易”为上“日”下“月”构成，日为阳，月为阴，象征日月阴阳变化。《说文解字》引《秘书》云：“日月为易，象阴阳也。”“阴”“阳”两字虽不见于《易经》而多见于《易传》，但阴阳观念在传说中很早就萌生了。
认识来源于实践。阴阳观念与五行思想的出现和发展密切相关。五行是人的日常生活接触最频繁的五种元素，是维持人的生存的最基本、最必需、最直接的物质。箕子总结鲧“汩陈其五行”[6]的教训和禹治水平土的经验，还有扈氏“威侮五行”[6]的教训，对《洪范》九畴第一条予以阐述，五行首次被表达为“水、火、木、金、土”。统治者为了巩固并占有治水平土的成果，便把五行列为治国的第一大法，并专门设立经常管理水、火、木、金、土等五个部门的“职官五正”[7]。两周之际的史伯提出了“和实生物”的观点，认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8]五行即“五材”，成为产生“百物”的物质元素，并且突出了“和”的作用。还有后来的医和、晏婴等人对“和”也作了生动的说明，使之与“同”区别开来，反对“过”、“淫”、“不及”。产生于治水实践的原始五行说向前推进了，和谐思维的萌芽也孕育而生。刘安在《淮南子》中认为，黄帝时我们祖先就开始“治日月之行律，治阴阳之气，节四时之度，正律历之数”（第65页）[9]。“治”包含治理、改造之意，“节”与“正”有节制、调整、纠正之意，都是人的活动，从中多少透露一点史影：人类早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为阴阳思想产生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阴阳思想的产生在传说中比较早。相传伏羲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作八卦。他所创造的八卦符号，最基本的“－”与“- -”可能表示男女两性区别，反映了人们原始的生殖崇拜。但阴与阳作为哲学范畴来使用是比较晚的事情了。从人类认识的历史发展进程看，在原始五行说的形成阶段，人们的思维水平只能从“百物”中抽象出“五材”，虽然他们看到“润”与“炎”、“曲”与“直”、“苦”与“酸”等方面的差别（第301页）[8]，但还不能把“五材”的多样性抽象成两端的对立性。人类认识又经历了多少年的大大进展，人们已能从“五行”“五材”的简单多样性，上升为认识到乾与坤、泰与否、剥与复、损与益等等的关系。从“五行”“五材”到“二气”“两端”，这是一个必然的认识推进过程。在《易经》形成阶段，人们头脑中的阴阳观念逐渐由模糊变得清晰起来。
阴阳对偶，是中国哲学史中既古老又重要的范畴。阳，《说文》：“高明也”；阴，《说文》：“霒，云覆日也。”徐锴《说文系传》曰：“山北水南，日所不及也。”张立文先生考证后指出：“无论是甲骨或金文，阳字均与日相联系，且日高悬，光芒下射，指光照到的地方。阴，甲骨现未确认哪个字，……后人以阴为背日或‘日所不及’，都取阳之相反之义，是相对于阳而言的。”（第261页）[10]阴阳在殷商时未以成对概念出现，两周时已有对偶使用但不多见。《易经》仅有中孚卦九二爻辞：“鸣鹤在阴，其子和之”，使用一“阴”字，帛书《周易》曰：“阳于王廷”（夬卦卦辞，通行本“阳”作“扬”），仅用一“阳”字。《尚书》单字阴与阳各有三处。《诗经》言阴与阳分别有9次和18次，仅有一处二字连用：“既景乃岗，相其阴阳”，意即在山岗上测日影，察其向日或背日，向日为阳，背日为阴。
先秦典籍《左传》、《国语》中阴阳连用多见，既指阴阳二气，又作为两种相对待的势力和因素，因此突破了原始意义而向哲学范畴过度。如“元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7]。《国语》说：作为两种势力，“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8]。这是周太史伯阳父用阴阳两因素对地震发生的最早解释。范蠡向越王勾践提出了用兵之道：“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后则用阴，先则用阳。”（第653页）[8]这就以阴阳相对性和互变性来说明日月盈虚和战争的变化规律。又据《左传》僖公十六年记载，春天曾发生陨石和六鷁退飞的怪异现象，宋襄公问周内史权兴：“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叔兴说：“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7]用阴阳的交互作用来说明自然现象，与伯阳父对地震的解释如出一辙。值得注意的是，先秦时期人们还以阴阳解释人身体生理机能。《左传》昭公元年记载，晋侯求医于秦，秦伯派医和去看病，医和认为晋侯是女色过度，他说：“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7]“淫”为多过度，各种疾病由多种原因引起，但共同之处是阴阳失衡。这就从反面说明阴阳协调的重要性。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对先民的阴阳思想加以弘扬。老子提出了著名的命题“万物负阴而抱阳”，认为万物包含着阴阳两个对应的方面。庄子曰：“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道者为之公”（第394页）[3]。他认为：“人大喜邪？毗于阳。大怒邪？毗于阴。阴阳并毗，四时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伤人之形乎！”（第166页）[3]。过度的喜与怒会伤及阳气与阴气，阴阳相侵害会伤害身体。他指出毗阳毗阴的相对性，是为了追求阴阳的和谐性。进而，庄子提出“阴阳调和”“交通成和”的重要论断：“一清一浊，阴阳调和，流光其声；……吾奏之以阴阳之和，烛之以日月之明”（第229页）[3]；“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第311页）[3]。交通，即交感；调和包括和谐、平衡、协调以至渗透、转化等意蕴。庄子在盛衰、清浊、长短、刚柔对待中以求阴阳的和谐；这个“和”是通过交通的方式达到的，阴阳交感成和，万物以生。
在阴与阳的关系中，尤其凸显和谐与统一的方面，是由中国社会历史的特点决定的，它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观念。从原始公社进入奴隶制，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由于自然和历史条件不同，各国奴隶制形成所走的路径和特点不同。古希腊、罗马是在有了个人生产力、用家庭的个体生产代替原始集体协作生产，通过瓦解原始制、发展家庭私有制的途径而进入奴隶社会的。我国的情况有所不同，是在铁器还未使用、商品经济还未发展，氏族血缘关系还未瓦解的情况下进入文明时代的。概而言之，我国奴隶社会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农耕发达，以农立国。黄河、长江流域冲积平原养育了我们的祖先，他们以种植粮食为主。长期的农业生产，使人认识到面阳者丰收，向阴者减产，政论家们提出“论道经邦，燮理阴阳”（第483页）[6]。第二，依河而居，以水为主，以治水闻名。在治水斗争和观象活动中，祖先们很早就认识到五行和阴阳问题与人生活的关系，探索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天人合一的思想开始萌发。第三，从夏禹开始建立以“家天下”为特征的宗族统治。政治组织、经济结构与宗法血缘关系紧密结合，从父到尹（百官）到君，周代确立了按宗族血缘关系来“受民受疆土”的继统法，形成以井田为基础，以宗法为纽带的金字塔式等级特权制度。这是阳尊阴卑观念的基础。利用温情脉脉的血缘纱幕，掩盖等级差别和阶级矛盾，调整统治者内部君臣上下关系。这是倡导阴阳和谐的现实意义。第四，农牧业生产，治水实践，显示了发挥集体力量的重要性。面对洪水灾害和种种困难，艰苦环境中求生存需要人与人的团结，多种因素的协调，催生了和谐观念。《尚书·虞典》：“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6]。把音乐理解为各种音素之间的协调，不相冲突，目的在于追求“神人相合”。显然蕴涵着求和谐一致的思维倾向，孕育着天人合一的观念。第五，幅员辽阔，部落林立，民族众多。由于生产和分工，多部落的分化组合，逐渐形成以华夏族为主体、具有较大范围的部落联盟，逐渐造就了中华儿女厚德载物的博大胸襟与和天下的和谐精神，天、地、人相贯通，形成影响广泛源远流长的天人合一观念。
天人合一是有中国特色的思维方式，由此构成中国文化的大背景和主色调。其中涵盖着三层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自身（心与身）的关系。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三者中都蕴涵着阴阳关系，自然中天与地是阳与阴、人中男女是阳与阴、人自身的刚与柔也是阳与阴；阴阳关系又反过来凸显了中国文化的大背景和主色调，阴阳和谐思维是天人合一的具体展现，又丰富和强化了天人合一思维。《周易》阴阳和谐思维正是在中国奴隶制的经济政治基础上，在天人合一文化背景下形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