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熊十力；周易；经典诠释；哲学创造
Philosophical cre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with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s: setting XIONG Shi-li up as an example
Abstract: It was an important approach for XIONG Shi-li to establish his “neo-ｖｉｊāｎɑｍāｔｒɑｓｉｄｄｈｉsāｓｔｉɑ” by way of interpreting the Confucian classics, inparticular, Zhouyi, creatively. This kind of classics interpretation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way is partly attributed to the historical language atmosphere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free interpretation space in post Confucian classics study times, philosophical purchase for motiveforcelike cultural spirit, and the philosophical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modern times are partly attributed to the creative combination of modern concepts and traditional wisdom by XIONG Shili himself, and thus having realized the creation of philosophy. But his classic interpretation mode was implicated with the tension between relativism and arbitrarism. While, the “metaphor” theory was adopted as a methodology to plead for his classics interpretation.
Key words: XIONG Shi-li; Zhouyi; the Confucian classics interpretation; philosophical creation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重镇，熊十力的哲学思想与儒家传统的经典之间，毫无疑问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他不但申明“《新论》确是儒家骨髓”［1］（卷三，第244页），而且专门著有《读经示要》，第一讲就标明：经为常道不可不读。“夫常道者，包天地，通古今，无时而不然也。无地而可易也。以其恒常，不可变改，故曰常道。” ［2］（第197页）但是熊十力又自信地称：“读本书者，若于佛家大乘学及此土三玄（《大易》、《老》、《庄》）并魏晋宋明诸子，未得其要，则不能知本书之所根据与其所包含及融会贯通处……平生读前哲巨典，不肯用经生家伎俩，只旷怀冥会，便觉此理不待求索，六通四关，左右逢源，实有其事，古人不我欺也。”［3］（第245页）研究者早就注意到熊十力对《周易》等儒家经典的诠释与古代传统的诠释方式、特别是传统经学家的训诂方式之间的不同，但是通常只是简单地以类似“六经注我”来概括。［4］［5］（如景海峰注意到“熊十力对儒家的体用观最为折服和推崇。他认为最能代表儒家本体学说的就是《周易》。”不过他对儒家经典，“都是站在自己的哲学立场上，以‘六经皆我注脚’的态度，随意发挥和剪裁，取其有用而除其糟粕，融入自己的体系。”（《略论熊十力哲学思想的演变和形成》，《玄圃论学集》，第276页）
又如杨庆中的《二十世纪中国易学史》第三章第二节《周易》义理、象数的新探索，专门讨论了熊十力的易学哲学研究，但是所根据的主要只是《读经示要》，对熊十力关于乾坤两卦的诠释与彰显“新唯识论”哲学思想的关系做了大致的论述。指出熊十力“但据《周易》，即辞以究义，毋取拘牵象数”（《十力语要》卷一），只是“发挥其中的义理，深究其中的哲学，借《周易》说哲学，借哲学演《周易》。可以说，熊先生的易学研究，纯粹是一种哲学研究。”（156页）“这种研究模式，大体属于经学一路。但由于熊先生首先是一位哲学家，研究《周易》是为了发明自己的哲学理念，所以，他又基本属于传统经学中发挥派的一路。换句话说，就是‘六经注我’的一路。”（159页））至于熊十力的哲学创造与他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之间更复杂的问题，尚未深入探讨。有学者在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之外，另辟一个“形上学化的经学系统”来描述魏晋玄学、宋明儒学等偏向哲学性的经学诠释方式，［6］（王葆玹说“历史上的经学可以归结为三大派系，即今文经学的系统、古文经学的系统和形上学化的经学系统。所谓形上学化的经学，包括魏晋玄学、隋唐经学、宋代理学及明代心学等等，其特点是注重于形上学而轻视礼乐，或者说重视哲学而轻视类似于宗教神学的东西。大体上说，今文经学重在信仰，形上学化的经学重在哲理，古文经学则介乎两者之间。”（见《今古文经学新论》，第17页））我们似乎可以将熊十力归入这一类， 但是作为现代新儒家的熊十力，在其运用传统经典的资源从事哲学创造的过程中，其先见、历史语境、创造意识，以及其诠释理论，有何不同于古代“形而上学化的经学系统”之特点,值得认真研究。
一
熊十力一贯强调“新唯识论”归本《大易》，如果从文化倾向上说他的哲学性格是“返本开新”，那么从学术渊源上就可以讲是以“即体显用”的路向发挥《周易》的变异的学说。所以，熊十力对易理的阐发，可以成为透视其哲学创造与儒家经典诠释关系的入口。
对“新唯识论”与《周易》的关系，熊十力不止一次的说过类似的话：“本论初出，世或以黑格尔辩证法相拟。实质本论，原本大易，其发抒《易》、《老》一生二、二生三之旨。”“《易》以二数明化，至矣妙矣。”［4］（第252页）不过，在此以前，他曾经经历了一次哲学路向的转变：
据佛氏说，法相与法性截然破作两重世界，互不相通，如何可说不生不灭是生灭法之实体。绳以逻辑，实不可通。况复法相如幻，法性寂灭，是其为道反人生、毁宇宙，不可为训。余始于怀疑，终乃坚决反对。久之放弃一切旧闻，荡然仰观俯察，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渐悟体用不可离而为二，实体现象不可离而为二，法性法相不可离而为二。维时见解犹粗，未得六通四辟无复滞碍，忽然回忆伪五经中之《周易》，温习乾、坤二卦，遂于两《彖传》领会独深，坚信其为孔子之言，此外甚多窜乱。余自是归孔子，潜心玩《易》，翻沙砾以寻金，披荆棘而采珍品。得圣人片言，犹当受用不尽，而况不止片言乎？余年三十左右，倾向出世法之意颇盛。四十岁后，舍佛而学《易》，平生思想变迁，以此番为最重大，姑记其大略于此。［7］（第467页）
这里毫无忌讳地表明了在阅读、思考、理解和阐发《周易》以前，“体用不二”作为解释学所说的“先见”和“先知”的先在性与重要性。而这些理解前已经具有的观念、前提，在熊十力那里是通过创造性的直觉“悟”得的。
我们知道，“体用不二”是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古代儒家哲学的传统，熊十力的特点，一是通过对佛教特别是唯识学的批判来“悟”到它，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为什么他的哲学称作“新唯识论”；二是方便显体，从实体自己运动（体用不二），“于转变不息之本体而析言其动势，则说为一翕一辟之变”。换言之，因为他的“翕辟成变”说，中国古代“体用不二”的辩证法传统得到了大力的开掘和发扬。关于这一点，前辈和时贤已经多有研究。［4］［8］（ 关于熊十力的“翕辟成变”说，冯契先生有很高的评价，见冯著《〈新唯识论〉的“翕辟成变”义和“性修不二”说》，收入《玄圃论学集》，另见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第四章第三节。而吕希晨、郑家栋则认为：“熊十力继承了《易传》中有关阴阳交感、万物化生和‘一阖一辟之谓变’的思想，所不同的是，他所谓翕辟不是就客观事物的运动发展过程而言，而是指精神本体在其流变过程中所显现的两种作用和功能。他不仅以‘翕辟成变’来说明具体事物的产生存在及发展变化，而且以翕辟关系说明心物关系。所以，翕辟概念在其发展观、本体论、宇宙观方面，都占有重要地位。”（《熊十力辩证法思想浅析》，《玄圃论学集》第244页））其中，成中英教授更是注意到“翕辟成变”说与熊氏对《周易》的特殊解读、释义的关系。他说：“虽然熊氏说明‘翕辟’观念与《易·系辞》所云‘夫乾，其静也抟，其动也直；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的立义有别，他的‘翕辟’观念显然仍自《系辞》引申出来，不过他把坤的静动两方面转化成为本体流行之用而已。” ［4］（《综论现代中国新儒家哲学的界定与评价问题》，第177页）
成说颇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虽然熊十力“翕辟”借用了《易传》关于坤的动静的两个“词”，但是“翕”、“辟”在“新唯识论”中已经大大突破了原先在《系辞》中的形象性，熊十力对它们的释义远远超出了开阖的意义。“翕辟成变”最经典的表述是：“一翕一辟之谓变。原夫恒转之动也，相续不已。动而不已者，元非浮游无据，故恒摄聚。惟恒摄聚，乃不期而幻成无量动点，势若凝固，名之为翕。翕则疑于动而乖其本也。然俱时由辟故，常有力，健以自胜，而不肯化于翕。以恒转毕竟常如其性故。唯然，故知其有私主宰用，乃以运乎翕之中而显其至健，有战胜之象焉。即此运乎翕之中而显其至健者，名之为辟。一翕一辟，若将故反之而以成乎变也。夫翕凝而近质，依此假说色法。夫辟健而至神，以此假说心法。” ［3］（第68页）翕和辟也就是阴和阳、退和进、身和心、物质和精神。
在《乾坤衍》中，熊十力更进一步用乾坤两卦来解释辟和翕所代表的矛盾之两方面：“圣人以生命、心灵同有刚健、生生、升进、昭明等性故，同称为乾。圣人以物质、能力同是势不自举，同有柔顺、迷暗等性故，同称为坤。” ［7］（第446页）
十分明显，这样诠释易理与传统经学从训诂求释义的规矩是有距离的，从哲学史的角度则可以说它表现出鲜明的创造性。但是，如果我们更深入地考察，我们将发现，这种创造性的诠释还可以分疏出历史语境和个人化的两种成分。
熟悉中国近代哲学史的人都知道，在熊十力以前，严复已经用“翕辟”范畴来说明宇宙论的基本法则：
夫西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例可以御蕃变者，名、数、质、力四学而已。而吾《易》则名、数以为经，质、力以为纬，而合而名之曰《易》。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凡力皆乾也，凡质皆坤也。奈端动之例三，其一曰“静者不自动，动者不自止；动路必直，速率必均”。此所谓旷古之虑也。自其例出，而后天学明，人事利也。而《易》则曰“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后二百年，有斯宾塞者，以天演自然言化，著书造论，贯天地人而一理之。此亦晚近之绝作也。其为天演界说曰：“翕以合质，辟以出力，始简易而终杂糅。”而《易》则曰“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至于全力不增减之说，则有自强不息为之先；凡动必复之说，则有消息之义居其始。而“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息”之旨，尤与“热力平均，天地乃毁”之言相发明也。［9］（《译〈天演论〉自序》，第1320页））
这几乎是最早系统地给《周易》以一种现代性的解读。严复将经典物理学的原理用《周易》的语言来比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以“翕辟”来传达斯宾塞关于从“同质单一”演进到有多种成分组成的世界过程中，具有动力性的进化观念。“如云天演者，翕以合质，辟以出力，方其用事之时，物质由浑而至尽，由散而至凝，由纯而为杂，质力相缄，相与为变者也。”［9］（第309页）我们不评论严复对经典解读的是非，我们只是指出：一，它提示了近代哲学创造的历史语境。严复的“翕以合质，辟以出力”，和“质力相缄，相与为变者”的说法，与熊十力“翕辟成变”已经相当接近，都将凝聚与分解、物质与力量的相反相成看成宇宙的基本法则。当然严复的表述还十分粗糙，简单比附的痕迹过深，而熊十力的理论已经相当精致。不过，像《天演论》这样的名著，熊十力决不至于略过不读，因此严复的解读可以说是熊十力“翕辟成变”说的先声。二，关于“翕辟成变”说的历史语境，上述材料给我们的更重要的提示是，对《周易》的动力性解读，服从于近代中国哲学乃至20世纪中国文化曾经经历过的现代性追求。现代性的追求在中国最初主要围绕着发掘现代化的动力。对于中国现代性的动力之源，人们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我以为，如果我们超越“传统和反传统”的对立，对20世纪中国哲学世界观的历史总貌作一俯瞰，我们就会发现，许多形式上对立的哲学派别，实际上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提供动力式文化精神的理论建构。简要地说，哲学进化论是以自然科学的理论架构为主体，描述了一个动力式的客观世界图景及其自然法则；马克思主义是以历史理论为中心，将历史中的主要动力理解成经济的要素，从主客体交互作用入手去获得社会进步的动力；现代新儒家以心性论为主题，则更多的是在主观精神的领域，发掘动力的源头。［10］（详见拙著《现代性与中国文化精神的转向》，《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严复代表第一种理路，他像宣称力的范畴是宇宙方面的“终极的终极”的斯宾塞一样，承认“力量”在宇宙和社会〖ＪＰ３〗人生中的强大。熊十力属于第三种理路。熊十力将“翕辟成变”、乾以运坤，解释成精神的力量不断战胜物化倾向并指导宇宙、人生向上进发的动力性的永恒过程，从深层次看，恰恰符合这一历史意识和时代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