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管理学在把人、财、物当成管理对象的同时，也把人当成管理的主体。《周易》在这个问题上更看重人是管理的主体，把人看成是社会稳定、发展，使社会得以良性运行的根本之所在。它的主体论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民为邦本，重视圣人的作用。《周易》认为易有三道即天道、地道、人道。三道又称为三才。其中，天道、地道只有通过人道才能实现其应有的价值。它认为圣人是人类的杰出代表，正是“圣人设卦，观象系辞”才“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易传·系辞》)，而设卦观象系辞主要是“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同上)，从而“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气”以便达到“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同上)，通过圣人而通天、地之道，察
百姓之情，即“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为民用”(同上)，把天地、自然界中规律性的东西总结给天下百姓，让老百姓运用它。像包羲氏“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神农氏“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黄、尧、舜则“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又“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同上)。正是圣人能通天地之道并效法“天地变化”而治理百姓，“穷理致性以至于明”，从而使人能利用自然开发自然以发
展社会。除此外，圣人还通晓人道，能“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易传·彖》)，能“通天下之志”而“民从之”(同上)，从而，“知进退之道，而不失其正”(《易传·文言》)，化成天下，使百姓安于现状而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统治，因为“进以正，可以正邦也”(《易传·彖》)。
2．重视管理者的道德修养。由于圣人、君子是社会的管理者的代表，其道德品行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对百姓的教化、管理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所以《周易》十分重视他们的道德修养，要求他们崇德，并能坚持不懈加强修养。特别是《易传》对此问题的认识更高，如前所提它曾对近20个卦用道德来解释，并把“履”卦当成树立道德的基础，以“谦”卦为施行道德的柯柄，以“恒”为巩固道德的前提，把“损”卦当成修养道德的途径，把“益”卦当成充裕道德的方法，把“困”卦当成检验道德的标准，把“井”卦当成居守道德的处所。《周易》正是以此为基础对道德的修养与维持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一是重视和要求积善成德。它指出“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易传·系辞》)，认为从小事做起，一点一滴地积累就可以充裕道德而扬名天下。反对那种不积小善的人生哲学，指出“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弃，罪大而不可解”，从反面指出要积小善为大德，并能去恶，“遏恶扬善，顺天休命”。“见善则迁，有过则改”(《易传·象》)。二是要求忠、信，讲信义。
指出“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易传·文言》)，把讲求忠信当成道德修养的重要方法。还指出“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更把忠、信、义当成与道德日夜相伴不可缺少的东西，要人们即使身处险境也要讲信义，正所谓“行险而不失其信”。三是讲究持之以恒。修养道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持久、恒常，只有长期不断地修行，才会有大德、盛德，所以，《易传》指出要“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彖》)。由此而达到“天下化成”的目的，并主张“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象》)。四是要求进行反求诸己的自我修养。它认为仅仅通过别人的教育、示范影响，不能完全实现德行的修养和维持，所以它要求除了“以省方观民设教”，“以振民育德”外，还要重视自我修养。重视“以惩忿窒欲”，特别是要求“以恐省修者”(《易传·象》)，正如《周易正义》所言“君子恒自战战兢兢，不敢懈怠，今见天之怒，畏雷之威，弥自修身，省察己过”。它还主张谦虚，让人有厚德载物的胸怀，认为谦虚的人能受到别人的尊敬，这本身就是一种美德，是一种能促进德行日渐成为大德的美德，即“天道亏盈而益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易传·彖》），因为一个人有了谦虚的态度，才能接受别人的意见，虚心向别人学习，故它主张“君子以虚受人”（《易传·象》)，而“劳谦君子，万民服也”，就是说有功劳且谦虚是万民心悦诚服的条件，而要谦虚就应“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易传·系辞》)，真正做到“居上不骄，在下不尤”。另外，他还主张宽容勤劳，不违则等。它认为管理者只有身怀盛德并坚持不断提高其水平，才会为管理成功提供基础。
3．要求爱民。由于《周易》认识到民既是管理的对象，又是管理的主体，对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它要求在管理的过程中要有爱民的思想，《易传》讲“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说卦》)，认为仁与义是人道的根本，是实现领导与社会管理的核心问题。仁就是仁爱，《易传》之《文言》讲“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彖》则要求“容民蓄众”，主要是主张管理者体恤民情，并有“交相爱”的思想。为达到爱民的目的，《周易》要求首先要发
展生产增加财富，认为这是人民安居乐业的基础和前提，其次，要求不劳民伤财，《易传》讲“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彖》)，认为不浪费人力物力财力、不违背农时是爱民的重要内容，这样，百姓就会安心于生产，满足于现状。它的这一主张主要是针对当时社会财富高度集中的现象，实际上，这是要求百姓手中也有一点财富而能维持其基本的生活需要。此外，它还主张从富者手中拿出一些财富，分给那些没有财富无法生活或极少有财富而难以维持生活、生存的黎民百姓，即“裒多益寡，称物平施”(《易传·象》)，认为
“损上益下，民悦无疆”(《易传·彖》)，由于这样，统治者就会得到百姓的爱戴和拥护，这体现了一定的养民颐民思想。另外，《周易》还主张教民，如《易传》要求“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主张教给百姓各种农具的制作与使用方法等，从而，使百姓能自求生存并为统治阶级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它也要求对百姓进行道德教育，通过“振民育德”，使他们成为顺民、驯民。其教化主要是根据天地之道即“圣人之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观
乎天文，以化成天下”(《易传·彖》)，这样就可以达到“天地交而万物通也”(同上)，从而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统治。
综上所述，《周易》有丰富的管理哲学思想，特别是其科层制管理思想是它的精华。如果史料记载不错，我们的分析无误的话，那么，科层制管理可以提前到公元前2000余年前，这比西方资本主义科层制管理的出现早了1800余年，可以说，这是我国对管理学的杰出贡献。另外，其盛德大业的管理目标论，变易协调的管理方法论，阴阳之道的管理决策论及民为邦本的管理主体论，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