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从管理哲学的角度对《周易》进行探索和讨论，以请方家教正。
一、科层制——《周易》的管理体制论
《周易》产生的时代是宗法制时期，因而，其管理思想也就是说它对社会、社会组织的各种管理措施与主张不可避免地建立在血缘关系，对家长的效忠、依赖的基础之上。其领导者是权力最高者，也是权利最集中者，这就使人们长期以为《周易》的管理思想是一种家长式管理的思想。然而，如果我们细心地研究《周易》的丰富内涵的话，就会发现《周易》所推崇和体现出来的社会管理制度不是家长制管理而是科层制管理。早在夏代时，我国就已经有了百官管理国家组织，这可看作是我国古代科层制管理的萌芽，而《周易》在吸收其先辈经验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备了这种理论，从而使处在萌芽状态的科层制管理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独立的理论体系。它的这一思想有以下几个特点。
1．有序性 《周易》管理思想的有序性依赖于其本身的有序性。它本身的有序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六十四卦的有序性。根据通行本《易经》我们可清楚地看到六十四卦由乾坤两卦所生，在此基础上从屯开始直到既济、未济而结束，秩序严密。虽然汉墓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易经》的卦序不完全相同，但它本身也有完整的结构，严密的顺序。二是事物发展演化的有序性，《系辞》讲：“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吉凶，吉凶生大业。”“大业”在《周易》中主要指经济活动，这里泛指各种事业。这些东西都有内在的逻辑顺序，不可变更，不能替换。三是六十四卦中每一个卦的本身也是一个有序的整体。每个卦基本上都有阴阳二爻组成。而六爻中有上中下的天然顺序或秩序并分别对应着天道、地道、人道。这种有序的结构以及结构的有序性，为社会管理提供了可以类、效的蓝本，从而为管理者(统治阶级的代言人)进行有效管理提供了方便和可能，由此使最高统治者不必每事躬亲，而只需对有关(下一级)部门和人员发号施令即可收到理想的管理效益。
2．层次性 基于有序性，《周易》的层次性更为突出和明显，这体现在管理上表现为强调分层管理，其管理的实质是下级要对上级服务，而上级则应保证下级在自己主权范围内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同级部门间则强调协作配合。《系辞》指出：“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这首先指出了在层次管理中“天”是不同层级的最高点，而“天”在这里就指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君，《说卦》讲“乾为天；为圆；为君……”把广大的臣民放在下层之中。这一思想在《序卦》中有更为深刻的阐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
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这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周易》是在宗法制的基础上，由家庭的等级层次推广到社会中去。认为社会中人各自有不同层次，分属不同等级，附属于不同的组织部门，并且在不同组织部门中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即“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正矣”（《易传·彖》），并特别指出“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环嗄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易传·说卦》）。对雷、风、雨、日、艮、兑、乾、坤等的不同职责进行了明确规范，这体现了它对不同层次的社会组织和管理人员有着不同要求。对处在同一层次的社会组织和管理人员，除了要求他们能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外，还要求他们之间相互配合，互相协调，体现出层次性管理的整体效益，所以《周易》主张“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易传·说卦》，)认为这样才会“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同上)。它通过八卦变化之多动不息的对立运动和事物交合不悖相统一的思想，要求各部门能通过对立与统一实现相互配合，能变化而成万物的理想状态，这就是说《周易》主张对社会组织和管理人员的职权责任有明确的分工，在实行权力分级的层次管理的基础上加强各部门及有关人员的相互配合，认为这样就会“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易传·系辞》）才能“持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同上），才可以通过管理提高社会效益，实现政治清明、经济富裕、军事强大，即富国强兵的目的，才能保证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行而使自己的国家立于不败之地。
严格地说，科层制管理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然而，《周易》管理思想有序性、层次性的基本特点以及分科执掌各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配合的主要内容，与近代资本主义科层制管理的特点完全一致，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认为早在二千余年前，《周易》就已经形成了科层制管理的思想，这比西方近代科层制管理的思想早了一千多年。值得指出的是《周易》产生后我国古代社会的管理体制一直是专制主义集权制即家长制，大权只集中在一个人手中，但这并不能抹杀《周易》的科层制管理思想，这只能说明其思想太超前而难以推广运用而已，其思想没有适宜生存的环境和土壤。
二、盛德大业——《周易》的管理目标论
以科层制管理为体制的《周易》，它所主张的管理有特定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盛德大业。《系辞》指出：“显诸仁，藏诸用，持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盛德”首先指圣人和君子所具有的高尚品德，即圣人体道，而这个道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之“道”，体会了这个道，就具备了“显诸仁，藏之用”的崇高美德。其次指不断更善日日增新，认为“日新之谓盛德”，盛德可以看作是《周
易》德治或政治的管理目标或管理理想。什么是“大业”呢?大业即是富有，《易传》讲“富有之谓大业”（《系辞》），原意指物无所不备，无所不包，在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指经济的富足。
这是因为在古代社会中政治是第一生命，有了政治就有政权，但政治的基础是经济，没有经济基础做保证，就谈不上政治，谈不上特权。概而言之，盛德大业主要是指政治和经济上取得丰硕成果，而这就是《周易》的管理目标。为了实现盛德大业的目标，其总的管理要求是崇德广业即崇尚美德和发展经济，具体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崇德 《周易》对道德是十分重视的，特别是《易传·系辞》作为阐释经文的重要篇章对德更是推崇有加。它指出“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拾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对树立道德的基础，施行、修养和充裕道德的方法以及巩固道德的途径，检验道德的标准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探讨，对六十四卦中的近三分之一的卦用道德来解
释，表明其对道德、对盛德的高度重视。具体地说来，其崇德体现在三方面，其一，是对德的政治功能有较为充分的认识。我国封建社会除秦朝实行纯法治外大都是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并且把德治放在首要的位置上，这就是孔子所讲的仁政。在《周易》特别是《易传》中德治的观念比较明显，对德政、仁政的认识十分深刻。《系辞》讲“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这就是说，天地的根本大德是生长万物，圣人的大德是守住王位，但怎样才能守住王位，而顺利地进行统治呢?这就要靠仁政，靠道德。可见，《周易》把道德与政治统治紧密地结合起来，把仁德、仁政当成是进行政治统治的首
要前提或基础，从而肯定了德对于国家的重要作用。其二，认识到德与个体、个人之间的紧密联系，认为德可以促使人成为圣人或众人之长。《易传，文言》指出“君子体仁，足以长人”，而《系辞》也指出“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把道德当成人“长人”“成名”的途径和手段。《彖》指出“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象》则曰“君子以果行育德”、“君子以懿文德”，这又把道德当成教化百姓的根基，认为德行、美德是教育百姓成为顺民的保障。其三，认为德
行是人性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指出“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传·象》)，“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易传·系辞》)。认为一个人只要潜心道德修养，就会没有过错，可以心胸宽广坦荡容纳万物，从而取信于天下成为一个君子，即“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同上)。由此可见，它把德治当成治天下的基础和手段，即所谓的“君人南面之术也”(《汉书·艺文志》)，而它重视道德与个人的关系，实际就是主张通过增强个人的道德修养，使人有符合统治阶级意志的品行，从而有利于其统治的稳定。
2．大业 《易经》六十四卦本身的目的就是要为成就大业的人提供关于事物吉凶、追求行动而获得成功的参考，实际上，“大业”正是《易经》本身所追求的目标或理想，《易传》在释《经》的过程中，不仅继承了这一思想，并且对这一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发挥与引申，使大业成为其追求的管理目标或管理理想。大业是事业即“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从《易传》的解释来看，对大业、事业的定位不外乎“富有”，即经济强盛。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盛德大业并称，因为盛德作为一种德治政治必须有经济为基础来做保障，这样才能“以财聚人”，所以财成了富有的代名词。追求富有即追求财，而追求财，要富有之大业的内容主要有二方面：一是重农业兼顾工商业。古代社会是以农立国，无农则无国，所以十分重视发展农业，这在《周易》中亦有深刻体现，如《易经》提倡开垦荒地、种植粮食，反对“不耕，获；不菑，畲。”(《无妄·六二》，要求“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提倡通过制造农具加快发展农业，并要求发展渔业即“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为渔”（《易传·系辞》）。发展农业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传统，然而这种情形在春秋时的齐国发生了变化。齐国由于管仲的大力改革，把工商业当成经济支柱，这一思想在《易传》中得到继承和发扬。这表现为《易传》在重视农业的同时兼顾工商业的发展。其工业主要是手工业，如制造农具、舟车、弓矢等，这是实现工业所必须的，故《系辞》讲“备物致用立成器，为天下利”，这就是说要制造出足够的器具供人们使用，从而为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便利以实现富有之大业，正所谓有工而富。发展商业也是《周易》追求富有之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易传·系辞》讲“日中为市，致天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由于商品即部分农、工产品的相互交流而使天下人互通有无，从而满足人们的不同需要，促进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使大业得以实现。二是要善理财。重农业兼顾工商业可以说是富有之源，无农、无工、无商就谈不上富有，谈不上有财，更谈不上什么大业。但是有了农工商业的发展，有了一定的经济势力，是不是就一定富有了呢?也不是，还必须善理财管理好财物，一方面，要使财物有所用，用到正当该用之处，所以《易经》主张“理财、正辞、禁民为非”，理财指的就是治理或管理财物，使财物用之有方，量入为出，节约开支。正如《周易正义》所言“治理其财，用之有节”。另一方面，要节俭，反对奢侈。《易传》指出君主应“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而臣民则要“以俭德辟难”，要求人们“安节之亨；承上道也”‘《象》’，即让百姓以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美德去克服困难，而统治者则节俭顾民“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彖》）。
总之，《周易》以盛德大业为管理目标，试图通过有效的管理来实现治国平天下国富民强的政治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