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才指的是天道、地道、人道，实际指的是天、地、人。《易传》指出“《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它认为六画卦就是三才的化身，卦中的五、六两爻代表天，三、四两爻代表人，初、二两爻代表地。这说明一个道理，即天、地、人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但它们又各具不同的特点和规律。对人来讲，其行动是否能获取成功，关键看他的行为是否与天地之道相符合，因此，它指出“天地变化，圣人效之”(《系辞》)。既然圣人都效仿天地之道，那么，一般人就更应该仿效天地之道了。当然，它认为，一般人是很难能主动地去适应天地之道，去寻求天地之道的，所以它主张“圣人以神道设教”“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同上)。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的境地。人为什么要效法天地之道呢?这是因为人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不能也不可能离开这个自然界，离开了自然界，人们就无法生存，更谈不上发展。但是，对于已经存在的这个自然界，人们一开始也并未能很好地认识到它的规律性并利用它来为人类自身服务。所以，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中，人们的生活能力极其低下，生产力水平低得十分可怜。随着时间的
推移，社会的进步，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天地之道，即自然的一些规律性。这些规律，人们必须遵守，否则就会对人类的生存产生危害。如人们夜睡早起昼干活，如果反过来是不行的。另外，在出现了种植业以后，人们便开始春耕秋收冬藏，背离了它，人们也是难以生存的。这就使人们认识了自然的规律及其重要性，并去法天地、则天地，即顺应自然规律。这就使我们不难理解《易经》中的许多卦爻辞对天意的解释，及其赋予一些自然现象以天意，并把六十四卦当成一种规律性的东西，让人们据此来占卜吉凶、预测未来。所以，当时在进行婚嫁、祭祀、战争等一系列的活动之前，人们都虔诚地去进行占卜，看看天意如何，看是否受到了天的庇护和帮助，然后据此而采取具体措施进行行动。既然人们要法天则
地，那么，要效法自然的哪些美德以使人们更好地生活呢?它认为主要是以下几方面：一是要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它指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彖》)，要求人们具有一种不怕困难挫折而奋发向上的革命精神。二是厚德载物、宽以待人。它指出“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同上)，它要求人们以宽厚之德包容万物。三是谦虚精神。主张人人应具有谦虚的美德，指出“天道亏盈而益谦”、“人道恶盈而好谦”(《彖》)，要求“君子以虚受人”，用宽厚的胸怀去接受别人的意见，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以此来达到“万民服”的目的。当然，它也强调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以顺天、应天。它指出“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遇恶扬善，顺天休命”，“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彖》)。这要求人们的行为要立足于人事的现实，去顺应天地之道，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服务人类。正所谓“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
在这里，《易传》虽然没有明确地揭示出天人之间的关系，但我们可以通过其三才的基本内容清楚地看到，《易传》把天地之道当成社会生活、人类行为的准则，把天道和人道合二为一，为后人对天人关系的讨论写下了重重的一笔。
七、义利
义利是我国传统哲学的主要范畴之一。《易传》对这个问题同样有其独到的见解。先秦时期的义利观主要有两大派别：一是以孔孟为代表的重义轻利观，二是法家学派的重礼轻义观。孔子讲“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故之大节也。”(《左传·成公二年》)虽然他主张合理地分配社会利益，但他更主张“见利思义”(《论语·宪问》)，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孟子则更明确地指出“王者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甚至主张舍生取义。法家学派则主张以利动，要求人们以获取功利为目的。那么，《易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首先，它重视义，要求人们公正无私，处事得
宜，认为只有这样，才会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而内心正直、行为适宜。它指出“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文言》)。要求人一定要追求义，因为重视义，就没有了那种见利忘义、贪财害命的人。不仅如此，它还重视利，即功利。《易传》的功利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易传》作为阐释经文的著作使其本身就具有功利性。这是因为它对《易经》中的每一卦的解释，就是给人们提供一个关于事物吉凶、追求行动而获得成功的参考。这使得《易传》从立意开始就赋予了功利性的特点。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方面，即《易传》内容的功利性，功利贯穿了《易传》的始终。《系辞》中指出“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就是通过天地阴阳变化之道，达到万物资生、万物资始，以为天下利的目的。这在《彖》《象》中亦有相似的主张。《彖》云“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广大，品物咸亨”。《象》曰“天与水违行，君子以容民畜众”。这些主张对《易传》的功利性思想作了总的方向性规范。为此，它主张重农业而兼顾工商，指出“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系辞》)，并且要善于理财，即“理财正辞，禁民为非”。由此可见，《易传》既重视义，又重视利，并主张把重视利立足于重义的基础之上。这就表明，它已经能很好地把义利统一起来。它指出“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要求“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文言》)，因此，它要求人们在义的基础上追求利，应用利。由于它没有把义利对立或割裂开来，这同管仲学派的义利观十分相似。这就避免了儒家、法家对义利的片面看法，从而使之更具有全面性，有一定的现代价值。
当然，《易传》的哲学范畴还远不止这些，其它如仁、义、礼、忠等它都提到过，但相比较而言，上述的几个范畴更重要，更典型，对易学哲学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