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解释
复卦“复见天地之心”所蕴“反本”之说，是儒道释三教会通的契合点。它在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也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汤用彤先生透过纷纭的史料，以“反本”贯通众说，梳理出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与道、儒三教之间冲突与融合的互动关系。
汤用彤先生指出：与西方哲学多因知识以求知识，因真理以求真理(Knowledge for Knowledge’s Sake)不同，印度人士以智慧觉迷妄，因解脱而求智慧。解脱者，出轮回超生死之谓。（第42页）［17］“禅之用在洞悉人之本原。”（第105页）［18］中国之言本体者，可谓未尝离于人生。所谓不离人生者，即言以本性之实现为第一要义。“实现本性者，即所谓反本。而归真、复命、通玄、履道、体极、存神等等，均可谓为反本之异名。……反本之说，即犹今日所谓之实现人生。”（第205页）［18］佛教原为解脱道，其与人生之关系尤切。大法东来以后，汉代信士主精灵之不灭，但因业报相寻，致落苦海，解脱之方，在息意去欲，识心达本，以归无为。归无为者，仍返其初服之意也。及至魏吴，而神与道合之说兴。禅智双运，由末达本。妙道渐积，损以至无。因诸佛之玄鉴，还神明于本无。《般若经》中，已有佛即本无之说。归乎本无，即言成佛。“所谓成佛，亦即顺乎自然。顺乎自然，亦即归真反本之意也。按汉代佛法之返本，在探心识之源。魏晋佛玄之反本，乃在辨本无末有之理。此中变迁之关键，系乎道术与玄学性质之不同。”（第205页）［18］“安世高康僧会之学，在明心神昏乱之源，而加以修养。支谶支谦之学则探人生之本真，使其反本。”（第108页）［18］“贵无贱有，反本归真，则晋代佛学与玄学之根本义，殊无区别。”（第205页）［18］汤用彤先生认为，竺道生象外之谈，重在反本，与王弼同。（第44页）［4］其孤明先发之顿悟，大义有二：
(一)宗极妙一，理超象外。符理证体，自不容阶级；(二)佛性本有，见性成佛，即反本之谓。众生禀此本以生，故阐提有性。反本者真性之自发自显，故悟者自悟。
谢灵运分辨顿悟多用生公之第一义，而于反本义则无多发挥。道生于读谢论之后，特补充此一义。知若自中，则豁然贯通，见性成佛。可见其认灵运所言，尚未圆到，而“反本为性”之义，则自认其非常重要也。（第498—499页）［18］自道生反本顿悟说以后，成圣成佛乃不再为一永不可至之理想，而为众生均可企及之人格。此后，超凡入圣，当下即是，不须远求，因而玄远之学乃转一新方向，由禅宗而下接宋明之学。（第101—102页）［4］汤先生论之详矣，兹不赘。正由于复卦可以很好的阐明佛教的反本见性，因此，在中国化的佛教中，借之以起信，亦是理之必然。
初唐李通玄将复卦内震卦的一阳始生，解释为众善之首，佛法的开端，总含十方之法。（卷三，《大正藏》第36册）［19］晚明“四大高僧”中的蕅益大师智旭，遍览经藏，以禅解易，以易证禅，作《周易禅解》，其注复卦云：
佛性名为天地心，虽阐提终不能断，但被恶所覆而不能自见耳。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一念菩提心，能动无边生死大海。复之所以亨者，以刚德称性而发，随有逆反生死之势故也。……复者体天行之健而为自强不息之功当如是也。充此一念菩提之心，则便利有攸往。以刚虽至微，而增长之势已自不可御也。故从此复可以见吾本具之佛性。
佛性论是佛教的中心问题。从复卦初爻“天地之心”生发出佛性本有之理，说明佛教已完全融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所以，复则见其法性真如（又称“本源清静心”，或“自性清净圆明体”（《大正藏》第45册）［20］）。
由上所陈可以看出，确如汤用彤先生所言：“魏晋以来，学问之终的，在体道通玄。曰道，曰玄，均指本源。三玄佛法均探源反本之学。释李之同异，异说之争辩，均系于本末源流之观念。”（第352页）［18］当时世人以为：夷夏之道本固相同，而其异者方法之支末耳。本末之分，内学外学所共许。而本之无二，又诸教之所共认。此无二之本，又其时人士之所共同模拟追求。模拟未必是，追求未必得。但五朝之学，无论玄佛，共以此为骨干。一切问题，均系于此。（第352—355页）［18］田光烈在纪念汤用彤先生的文章里，又从玄学、理学和禅学对《周易·复卦彖辞》诠释的比较中进一步指出：“三家的观点有些相似，而实际却不同。似者在方法论，不同者在本体论。”［21］
在笔者看来，儒道释异中之同在皆以内在超越（反本）为特点（参见汤一介著《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页；李中华：“论东西文化的两种超越观”，载张岱年、汤一介等著《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张申府、梁漱溟、汤用彤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即所谓“一本”；三家之学都是用复的方法论，但各自所推崇的本体内容（境界）却有层次上的差异：儒家是复性（伦理道德层面）；道家（教）是复命（身体及身心和谐）；佛家是复其本源心（彻究作为真如本体的心识之原,即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复归真我的本来面目），此为同中之异。
综上，儒道释对《周易》复卦特殊的关注，集中体现在复卦初爻一阳来复所表征的“天地之心”上，他们皆在复卦中寻求自己学说的依据。在对复卦不断翻新的诠释中，可以看到儒道释三教的会通过程。（从以上三教的融合来看，可以得到如下启示：中西文化由冲突至融合的过程中，本体观的会通亦将会有重要作用。中西体用之论在促进中国走向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亦逐渐证实了这一点。赵敦华教授《中西形而上学的有无之辨》一文通过中西形而上学共有的有无(being/non-being)之辨来说明两者之间的公度性，从中西形而上学的差异之处揭示出相同相似之处，以验证“知其大异，进而求其更大之同”的道理。文中亦论及复卦“天地之心”注。（赵敦华：“中西形而上学的有无之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汤一介先生哲学思想的核心，正在于中西本体观的会通——建构一既包含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哲学，又包含以外在超越为特征的哲学体系，使东西哲学与文化得到有机的结合。）不止于此，中西方都有学者借助对复卦创造性的现代诠释，来进行会通中西的努力。（钱钟书认为《周易·复卦》可与道家“复、反”观念相同互释，并暗合于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原理，其会通西哲辩证法的论解甚精彩：“《老子》用‘反’字，乃背出分训之同时合训，足与‘奥伏赫变’(aufheben)（汉译为“辩证法”。——引者注）齐功比美，当使黑格尔自惭于吾汉语无知而失言者也。”《老子》之“反”融贯正反之反、往反(返)之反两义，即正、反而合，“亦犹《易·复》：‘反复其道’，‘复其见天地之心乎’，‘不远复’。”（钱钟书：《管锥编》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45-446页。）张岱年亦认为，中国哲学中所谓反复，与西哲辩证法（Dialectic）颇有相似之点。“反即是否定。复亦即反之反，或否定之否定。”（《张岱年自选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页。）汤用彤先生认为：斯宾诺莎（Spinoza）“反思知识”（reflective knowledge）的方法中“心里中的秩序的发现，就是发现外面的秩序，如同中国的反本而见天心”。（汤用彤：“欧洲大陆理性主义”，《汤用彤全集》第5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西方科学家卡普拉在以复卦命名的专著The Turning Point（《转折点》，复卦英译为return或the turning point。有的版本还把复卦设计为封面），以复卦作为开场白，用复卦初爻所象征的转折点意义，来说明人类正处在是走向生存还是走向毁灭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书中论述了易经复卦和谐转变的思想及阴阳思维对于当代人类文化的范式意义。此书风靡欧美，并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数十次再版，并被誉为“十年来最重要的书”（“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books of the decade”——John Gribbin）。(参见Fritjof Capra, The Turning Point, chapter 1:The turning of the tide, London: Fontana Paperbacks, 1983.)东西方对复卦的共同关注表明，人类正处于进入一个新的轴心时代的转折点上。参阅汤一介：“新轴心时代的中国文化定位”，载《和而不同》，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