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这是东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谢短篇》中的一句警言。《周易》作为中华文化的“本根”之一，记载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积淀下的先民（所谓“圣哲”正是他们的代表）思想智慧的精华，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学术文化诸多领域。《周易》“时”之观念，积蕴了先民们对自然万物、社会人生的观察认识、理解把握的思想智慧，而后代的易学家，更融汇了各自的深思睿识，构成了独特的文化遗产。因此，处于新的历史时期的我们，不能做“知今而不知古”的“盲瞽”；但同时，若不努力促使传统文化有效地实现现代的转换，从而在当代急遽的现实社会中发挥启迪人心的道德智慧，乃至发挥理性实践上的积极作用，则又有“知古而不知今”的“陆沉”之虞。
本文开头所引的方东美先生之语，是其对传统文化梳理分析的一部分内容。方东美先生及当代新儒学诸先生，均以自觉担待承接儒学之“道统”为使命。对他们的思想言论，尽管目前还存在着不同倾向的评价，但他们的使命感及源于使命感的努力，还是赢得了普遍的敬意。当代新儒家对《周易》这部奇特玄妙的经典极为重视，而且对“因时变革”的《易》之精神更有精彩的阐发。结合现当代学者的相关论说，我们认为，《周易》“时”之观念的现代启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把握：
1．原则与方法
“时”是万物发展所不可缺少的背景要素，自然与社会在“时”之背景、“时”之条件下的运动变化，有它的客观规律性。但只有“时”之因素进入了主观领域后，才能显示出其积极意义，才能发挥出其积极效能。《周易》给予主观认识的能动性以重要的地位，强调时为我所用，我与时偕行，其思想原则的合理性价值，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而且，《周易》倡导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人生态度，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垂范后世，力图将天行之客观与人力之主观协同起来，意义深广。因为，对不思进取的人来说，“时”之有无并无特殊意义，不是错过时机，就是误判时势。
但是，落实到指导我们实践的具体方法上时，“神道设教”的迷雾显然应该澄清、摒弃，而应该代之以现代科学的方法。大而言之，对国际政治格局、国内政治状况、经济形势、文化建设等等问题的研究，对现实情况与发展趋势的判断，均应尊重客观事实，遵循科学的方法，慎重从事；小而言之，对自身发展中目标的设计、途径的选择等等，都应以理性的方法去处理。那种将《周易》的哲理歪曲为术数迷信的逆流邪气，应该坚决抵制；而那种随意夸大“《周易》哲理”的方法论意义，以“《周易》哲理”来简单地介入专门领域的似是而非的做法，也应该加以防范。
2．判断与施行
在《周易》的“时”之观念中，诸如“见微知著”、“终则有始”、“守时待变”等思想，对我们今天研判“时机”、“时变”、“时势”有借鉴意义，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由于现代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程度已极大地增加，《周易》的“见微知著”，如《屯·六三》所云“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之类依单一或少量因素进行判断的情形，已经难以与现代社会生活进行类比，因此我们的今天对“时”的判断，应该综合诸多要素、诸多条件、诸多力量的整体加以分析。《周易》“终则有始”的变化发展的观念，表明时间的周流使自然的变易相生相成，悠久无限，所以它不说“始终”而必说“终始”。但是，这是与农业文明相适应的思想，有循环论的变化发展观的局限，如《泰·九三》所云“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者。我们的今天对“时”的判断，需要把握“终始”的枢机，而在分析“终始”转换之际时，更需要突破循环论的局限，表现出超迈古圣前贤的胆识。《周易》中关于“守时待变”的言论颇多，深察其意蕴，可知这些言论反映出的思想，绝非意味着时机有利时可以坐享其成，也非意味着时机不利时坐以待毙，其真义在于：正视现实，精于判断，积极而慎重地采取行动，利用有利时机，使举措趋于完美；转化不利时机，使局面得以改观。这种思想无疑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如果说，由于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决定了当时的“守时待变”较为机械、迟缓，而今天我们的“守时待变”则更需要《系辞传》中所引的孔子语“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的积极迅捷的行动。
3．预期与修正
《周易》的“常中有变”的思想，指出了因为“时”中含有“变”的因素，所以宇宙万象才能异彩纷呈，历史才能生动奥妙。也正因为如此，“时”的机遇才显得宝贵。这对我们研判时势，把握时机，实施举措启发极大。在古代社会中，“常”为“经”为“主”，“变”为“权”为“辅”，而现代社会似乎以急遽变化为“常”态，但“常中有变”与“变中有常”绝非根本对立，“守常应变”与“处变促常”，都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把握。“常中有变”思想观念，落实到行为中，就有一个“预期与修正”的问题。《系辞传》曰：“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颇有莫测高深的神秘感，但其理却又“至简至易”，即在会通“时”之客观性与主观性、必然性与偶然性、现实性与可能性。事有必至，理所固然，然而，世界的发展变化又不是机械呆板的。在科学分析、理性判断之下设定的预期目标，固然需要坚持不懈地去实现，但如果拘泥呆板不能变通修正，亦难免有《屯》之初难、《否》之闭塞、《坎》之险陷、《蹇》之困顿……
由此，我们联想到由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共同署名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这一至今仍被视为当代新儒学的纲领性文件，该文中有论及“西方所应学习于东方之智慧者”的一节，称：
西方人应向东方文化学习之第二点，是一种圆而神的智慧。……所谓“圆而神”，是中国《易经》里的名词，与“方以智”对照的。……必人能于其普通抽象之概念原理，能才执即化，而有与物宛转俱流之圆的智慧，而后心之精神之运，无所不伸。故谓之圆而神之智慧。……而中国人则随处以此圆而神之智慧，体会自然生命，观天地化几，欣赏赞美活的人格之风度，以至以此智慧观时代之风会气运之变，并本此智慧，以与人论学，而应答无方，随机指点，如天籁之流行。[18]
“圆而神”一说见于《周易·系辞传》，原文为“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智）”，是说明以蓍占卜时能将宇宙天地，社会人生的普遍哲理（“道”）与具体的事项圆通融合，从而显出它的奇妙；占得卦形符号后，则呈现出既定的形态，表现了奇妙智慧在具体事项上的运用、解说。当代新儒家将《周易》所倡言的“圆而神”的思维形式作为东方文化的精髓加以赞许，并向世界人士推荐。“圆而神”的智慧神采，在它不拘泥，不僵滞，注重于互通互摄的宇宙大系统的整体性，这又从另一方面对我们把握、处理“时”之因素和条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时”之义，大矣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