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周易》“时”之观念的义理思考（一）
对《周易》“时”之观念的哲理内涵进行义理的思考，是另一种不同的学思进路。当然，正如进行象数模拟离不开对《周易》义理内涵的归依一样，进行义理的思考，也并非完全抛弃象数内容，此二者实乃相资为用者，惟侧重点不同罢了。
义理派的先驱者，扫象阐理、建树非凡的魏易家王弼，对“时”之因素、“时”之观念、“时”之智慧最为重视，甚至把“时”义作为易例的核心。其《周易略例·明卦适变通爻》曰：夫时有否泰，故用有行藏；卦有小大，故辞有险易。一时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时之吉，可反而凶也。故卦以反对，而爻亦皆变，是故用无常道，事无轨度；动静屈伸，惟变所适，故名其卦则吉凶从其类，存其时则动静应其用。寻名以观其吉凶，举时以观其动静，则一体之变，由斯可见矣。[3]
此说又涉及“变”的因素，但“变”存乎“时”，“时”为“变”得以展开的必备条件与背景。
后代的义理派易家，莫不重视“时”义。唐代孔颖达作《周易正义》，乃以王弼之注（《系辞传》及以下为晋韩康伯注）为基础，其延承王弼的思想观念自不待言。宋代欧阳修，其易学思想以“修吾人事而已”为宗旨，他在《易童子问》卷一中释《恒》卦时称：“圣人者，尚盈虚消息而知进退存亡者也。”[10]也是对“时”义的重视。
以程、朱为代表的宋代义理学，则在继承前代义理派的易说易例的基础上，融合了具有浓厚时代特色的哲学内容——理学思想，反映了以研讨、阐发《周易》哲理的崭新的理性思考。程、朱对《易》的理解固有小异，但主旨上是趋同的。程颐把“时”之义看成理解《周易》的关键。他说：“看《易》，且要知‘时’。”[11]《程氏易传·序》曰：“
《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此说为朱熹所继承发挥，《朱文公文集·答范伯崇书》曰：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易也，时也，道也。自其流行不息而言之，则谓之“易”；自其变易无常者言之，则谓之“时”；而其所以然之理，则谓之“道”。（卷三十九）[12]
朱熹认为：易，时，道，三者统一，均属内核要义，只不过是认识把握的角度不同罢了。
其他易家论“时”义者，实有不胜枚举之众。
那么，对《周易》“时”之观念的义理思考，具体有哪些内容呢？以下略加归纳整理并作出评析。
1．“时”之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
人类关于“时”的认知，当是极古远的时代就出现了的。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体系中，天、地、人为“三才”，人类戴天履地，与宇宙自然一体共存，可以从天之日出月落、斗转星移以及地之草木枯荣、虫兽潜现中，感受到“时间”作为自然万物运动变化的背景与条件的存在。毫无疑问，“时”之自然属性，是直接启发先民产生“时”之观念的强有力的因素。《恒·彖》云：“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孔颖达释曰：“天地之不已，所以为利也。”“日月得天所以亦能久照。”“四时更代，寒暑相变，所以能久，生成万物。”“圣人应变随时，得其久长之道，所以能光宅天下，使万物从化而成也。”[3]这正是从对“时”之自然属性中得到启发的观念。
另一方面，人类作为具有社会关系的群体存在，也就必然地将对“天时”的认识所形成的观念引申融合到社会人生的领域中，将“时”之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紧密结合，甚至于对“时”之社会属性的重视超越了“时”之自然属性。大而言之，从王朝更迭的历史中得出“天命靡常”，“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彖》）的思想认识；小而言之，则君子之潜见跃飞、语默出处，无不关乎“时”也。如“损”“益”之道，于《损》《益》二卦中反复推阐，《彖传》云：“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从“时”之义看“损”“益”之道，有四时变化、更替相损益的自然属性，更有施于社会人生的社会属性。《淮南子·人间训第十八》曾载：孔子读《易》至《损》、《益》，愤然而叹曰：“益、损者，其王者之事与？！”《说苑·敬慎篇》及《孔子家语·六本第十五》亦有类似的记载。而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的《要》篇中，有专论《损》、《益》二卦者：
孔子繇易至于损益一（当为“二”）卦，未尚（当为“尝”）不废书而□，戒门弟子曰：二三子！夫损益之道，不可不审察也，吉凶之〔门〕也。益之为卦也，春以授夏之时也，万勿（当为“物”）之所出也，长日之所至也，产之室也，故曰益。损者，秋以授冬之时也，万物之所衰老也，长〔夕〕所至也，故曰产。道穷焉而产，道□焉。益之始也吉，其冬也凶，其冬也吉。损益之道，足以天地之变而君者之事已。[13]
此所载孔子之言，就是将“时”之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相联系、相结合者。再如《乾·文言》的“与四时合其序”一句，孔颖达《周易正义》释曰：“‘与四时合其序’者，若赏以春夏，刑以秋冬之类也。”[3]显然是于自然现象的四季更替中，加入了明显的社会人事的意义了。
2．“时”之客观存在与主观认识
《乾·文言》释九五爻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贲·彖》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丰·彖》曰：“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这些论说，都触及了关于“时”之客观存在与主观认识的问题，力求将“时”的客观存在纳入主观认识的范围中，给予主观认识的能动性作用以极大的重视。
就“时”之自然属性而言，它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规律性。就“时”之社会属性而言，它在具有客观性的同时，又受到参与其中的人的活动的一定程度的影响。第一位，应当是尊重“时”之客观存在；第二位，则应当是通过客观主观的努力，识“时”之义，知“时”之行，观“时”之变，用“时”之机，其最高境界即是《易传》所言“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者，亦即大人（圣哲）之道德智慧修养臻于对“时”的认识把握与自然存在妙合无间的境界。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宏愿的宋儒张载，在《正蒙·大易篇第十四》中说：“惟君子能与时消息，顺性命、躬天德而诚行之也。精义时措，故能保合太和，健利且贞，孟子所谓始终条理，集大成于圣智者与！”[14]也就是对此种境界的赞美。
如何识“时”之义，知“时”之行，观“时”之变，用“时”之机？关键在于“知几”。《系辞传》云：“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又引孔子语：“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几，谓事物发展变化之细微前兆，前贤论之多，辨之细，极矣。如孔颖达《周易正义》卷十二释曰：“几，微也，是已动之微。动谓心动，事动，初动之时，其理未著，唯纤微而已。若是已著之后，心事显露不得为几；若未动之前，又寂然顿无兼亦不得为几也。几是离无入有，在有无之际，故云动之微也。”[3]于事物发展的萌芽阶段就准确地研判其趋势，把握住极其微妙的“时机”，这就是“知几”。
《周易》多以圣哲垂范的形式，来强调对“时”之义的认识把握，目的还是落实到对社会人生活动的指导上。这也是对《周易》“时”之观念进行义理思考的要旨之一。
四、对《周易》“时”之观念的义理思考（二）
对《周易》“时”之观念的义理思考，还涉及到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3．“时”之恒常状态与变异状态
“时”有其恒常状态，从其自然属性、客观存在而言，《豫·彖》、《观·彖》中的“四时不忒”即指此。《豫·彖》的“四时不忒”，意指天地顺沿物性而动，所以日月周转不致过失，四季更替不出差错。《观·彖》的“四时不忒”，意指观仰大自然运行的神妙规律，就能理解四季交转毫不差错的道理，事有必至，理所固然也。但是，《易》有三义：简易、变易、不易（不变），故而，《周易》又注意到“时”的变异形式，显示了在“常”与“变”对立统一关系上的辨证思维。“变”有“变化”、“变动”、“变通”诸义，《系辞传》曰：“《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这段话中，“不可为典要”与“既有典常”，看似相互矛盾，实则揭明了“常”与“变”的辨证关系。
前文所述“圣人叹卦”者，大多体现了对“时”之特殊状态的关切。下面在“叹卦三体”中各举一例进行分析。
《遯·彖》为“时义大矣哉”之叹。依项安世之论，此属“若浅事而有深意”，“欲人之思之也”。《遯》卦，有阴气渐长而上侵阳刚之象，孔颖达称：“（处“遯”之时）小人方用，君子日消；君子当此之时，若不隐遯避世，即受其害，须遯然后得通，故曰‘遯，亨’。”[3]再细察其所拟取之象：《遯》之时，并未到《否》之“非人道交通之时”，或《明夷》之政治昏暗之世，然其趋势已渐显露，更需要见几研判的智慧。《遯·彖》称“与时行也”，言随顺时势而采取行动，这里特指顺时退避。孔颖达又专释“遯之时义大矣哉”说：“相时度宜，避世而遯，自非大人照几，不能如此；其义甚大，故云‘大矣哉’。”[3]欧阳修也强调说：“遯者，见之先也”。[10]《遯》卦六爻，下三爻因各种环境条件的限制，或不及遯（初六爻之“遯尾”是也）；或不能遯（六二爻被“黄牛之革”所“执”）；或不愿遯（九三爻“系遯”是也）。上三爻则阳刚在外，均能识时遯退，以不恋私好、毅然远去为美。全卦行“遯”之事，重在上卦，而上卦又以上九爻之“肥遯”（高飞远退）的喻象最为典型。尚秉和曾以史事例析道：“不能不遯者，时不可也，故曰‘与时行’。遯太早则有过情之讥，如严光是也；太晚则不能遯，沉溺于小人之中而不能免，如刘歆是也。”[15]此说明不得其时之遯的偏失，以证遯宜合时的义理。
《坎·彖》为“时用大矣哉”之叹。依项安世之论，此属“非美事而圣人有时而用之”，“欲人之别之也”。《坎》卦下坎上坎，为重重险陷之象。孔颖达专释“坎之时用大矣哉”说：“天地已下，莫不须险，险难有时而用，故其功盛大矣哉。”又疏王弼注语“非用之常，用有时也”说：“若天险地险，不可暂无，此谓人之设险，用有时也。若化洽平治，内外辑睦，非用险也；若家国有虞，须设险防难，是用有时也。”[3]儒家思想崇尚中正平和，用险、行险，均属于非常状态，故《彖传》强调须行之以正，用之有时，方能发挥良好作用。
《大过·彖》为“时大矣哉”之叹。依项安世之论，此属“大事大变也”，“欲人之谨之也”。《大过》卦下巽上兑，初、上两爻为阴，中间四爻均阳，为“大为过甚”之象。卦辞以“栋桡”喻示事物“大过”的反常情况，孔颖达认为有二义：“一者，物之自然大相过越常分”；“二者，大人大过越常分以拯患难”。程颐在论《大过·大象》时说：“君子观《大过》之象，以立其‘大过人’之行。君子所以‘大过人’者，以其能独立不惧，遯世无闷也。天下非之而不顾，独立不惧也；举世不见知而不悔，遯世无闷也。”[3]《大过》之“时”属于非常状态，是显而易见的。那么，非常时刻，必须有非常之举措，《周易》对此是极为赞成的，但从“时大矣哉”之叹到诸爻辞正反、吉凶之勉与诫，又确实含有“欲人之谨之也”的深意。
总之，处理好“时”之异常的变异的状态，与遵循、把握“时”之恒常状态是相辅相成、相资为用的，二者不可偏废。
4．“时”之现实性与可能性
“时”的因素，从动态上考察，又可分为现实性与可能性两种情况。“时”之现实性，指与“时”相偕而出现的已然之条件；“时”之可能性，则指由于人的因素的介入而对“时”产生影响。在自然与人力之间、客观与主观之间，后者对前者的能动作用，表现为促使“时”之条件往符合自身愿望、利益的可能性方向上发展，这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时”作为宇宙自然、社会人生存在的背景条件，它为任何生命主体提供了众多的成功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时变、时机、时势等，都包含着认识、把握“时”之可能性并促使其转化为现实性的思想观念。
在这个问题上，首先需要认识到：“时”之可能性只是潜在之“机”，它并不等于现实，由可能性到现实性，仍需有条件和历程。这是总的指导思想。其次需要认清时机，才能“因其时而惕”、“待时而动”，以期“与时偕行”。《周易》的《需》卦，下乾上坎，为“需待”之象征，其卦辞云“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朱熹《周易本义》释曰：“以乾遇坎，乾健坎险，以刚遇险，而不遽进以陷于险，待之义也。”“坎水在前，乾健临之，将涉水而不轻进之象。”“而利涉大川，正固无所不利，而涉川尤贵于能待，则不欲速而犯难也。”[16]这是重视“待时而动”者。再如《蛊》卦，下巽上艮，象征“拯弊治乱”，卦辞中有“先甲三日，后甲三日”之辞，对其解说历来纷纭，程颐《易传》称：“甲，数之首。事之始也”，“治蛊之道，当思虑其先后三日，盖推原先后，为救弊可久之道。先甲，谓先于此，究其所以然也；后甲，谓后于此，虑其将然也。一日、二日至于三日，言虑之深，推之远也。”[17]其中，“究其所以然”和“虑其将然”云云，就是对“时”之现实性与可能性问题的高度重视。此外，还应该具有把握时机、驾驭时机的能力。《乾·文言》中言及“时”的辞句较多，“乾乾因其时而惕”值得注意，其文饰《乾·九三》，强调的是“进德修业”。《坤·六三·象》称：“含章可贞，以时发也。”“含章”指内含美质，需“含章”方能因应其“时”而有所发。《系辞传》有“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句，惟“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才能“出而有获”。倘若自身的修养、能力不够，那么，无法把握时势、时机，“见机不遂者殒功”，等于无势无机——那只是可能而非现实。
当然，以上所论及的对《周易》“时”之观念的义理思考，仅其要点而已，其更为广泛丰富的内容，还有待进一步细致地分析品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