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不仅《周易》的形式架构和思维模式深刻地影响到《文心雕龙》，而且《易传》的一系列范畴和命题，诸如“道”和“器”，“文”和“章”，“象”、“辞”和“意”等，对《文心雕龙》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因此，《易传》哲学乃是《文心雕龙》的思想之魂。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周易》，就没有《文心雕龙》。
关键词： 周易；文心雕龙；道器；文章；象辞意
中图分类号：I206.09;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82(2004)04-0025-06
Zhouyi: the root of the thought in Wen xin diao long
QI Liangd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Litera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Not only did the formal structure and thinking mode of Zhouyi exert deep influences on Wen xin diao long,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the Dragon (a classic work of literary criticism by LIU Xie of the Liang Dynasty), but also a series of categories and propositions, such as Dao (Way) and Qi (vessels), ornaments, images, speech, and idea, and so on in Yi Zhuan had also exerted allsided influences on it. Therefore, the philosophy conceived in Yi Zhuan became the soul of the theories in Wen xin diao long. To some extent, we may say that, without Zhouyi, there would not be the existence of Wen xin diao long.
Key words: Zhouyi; Wen xin diao long; Dao & Qi; ornaments; image & speech & idea
《文心雕龙》之成为中国古代无与伦比的一部伟大的文艺、美学理论著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对哲学思想的借鉴和吸收。刘勰生当儒、道、玄、佛大融汇的南北朝时代，既以儒家思想为根本，复以道家思想为重要的参照，同时又充分运用玄学、佛学的思想成果，从而为“论文”找到了一种全面、合理的思想支点①。最为引人注目的，则是他对《周易》一书的融会贯通。笔者以为，《周易》对《文心雕龙》的影响不是枝节性的，而是全方位的；尤其是《易传》哲学，乃是《文心雕龙》的思想之魂。可以说，离开《周易》，我们是很难准确认识和把握《文心雕龙》的。
一
对《文心雕龙》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是《易传》；但《易传》既为《易经》之注，则《易经》对《文心雕龙》必然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任继愈等先生指出，由于《易经》本身“体现了一种数学上的变化规律，形式上严整而有秩序，对思维材料还是起了一定的组织作用”，它“蕴含着一种形式上的条理性”（第586，587页）[1]。应该说，这种“形式上的条理性”对《文心雕龙》所谓“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序志》）的严整的组织结构也是有影响的。当然，对《文心雕龙》产生全方位影响的还是《易传》哲学。
《易传》利用《易经》的形式框架，建构起一个天、地、人相统一的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系辞上》所谓“《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所谓“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所谓“《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等等，都在说明其着眼世界万物而欲建立一个庞大的思想系统。任继愈等先生曾指出：“中国《易传》哲学并不着重讨论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问题，而一直是把世界如何生成的问题作为思考的中心。……世界构成的问题着重讨论的是实体问题，而世界生成的问题着重讨论的是规律问题。”（第618页）[1]也就是说，《易传》作者更感兴趣的不是世界的本体是什么，而是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本身，其欲探寻的正是人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之运动变化的规律。其云：“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序卦》）又说：“生生之谓易”（《系辞上》）、“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下》），这种充满感情的对天地万物之生生不已的现象描述，实际上早已承认了其自然而必然，确乎把世界的构成问题抛在了一边。
当然，对天地万物的生成过程，《易传》有着详尽的叙述：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乾·彖》）
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彖》）
天地交而万物通也。（《泰·彖》）
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否·彖》）
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离·彖》）
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咸·彖》）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彖》）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姤·彖》）
天地节而四时成。（《节·彖》）
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系辞上》）
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系辞下》）
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辞下》）
这些叙述已经蕴含着对天地万物之运行规律的探索和概括，但看上去颇有些漫不经心，以至于人们感受最为突出的还是现象描述的本身。毋宁说，它们都不过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注脚。但不应忽视的是，这种对现象世界的充分而又满含深情的描述，不仅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特点，我以为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优点。古希腊哲学把生动活泼的自然世界归结为一种单纯普遍的本质（或水、或火、或原子），固然有其值得重视之处，但中国古代哲学中这种贴近自然和人生的思维却更易为人们所接受，从而产生激动人心的力量。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象》），既是《易传》哲学的必然结论，更是一幅现实世界人生的波澜壮阔的生动画卷。更重要的是，这种详尽的现象描绘实际上为规律的总结作好了充分的准备，从而使得那些看上去极为简略、甚至颇不引人注意的几点规律的概括，成为千古不易的法则而具有永恒的魅力，这就是中国哲学。
正是《易传》的这一思维特点，给了刘勰“论文”以重要的启发。《文心雕龙》开篇而谓：“文之为德也，大矣！”正是对生动文学现象的一种现实描摹和肯定，而所谓“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并非对“文”之起源的追问，而是对文章规律的探寻。在刘勰的观念中，“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原道》），其与天地一同产生，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他无意于探究；而人类何以会有丰富多彩的“文”，其意义是什么，其运行发展的规律又是什么，这才是他感兴趣的问题。实际上，“文”何以与天地一同产生，这个问题本身并非不可以导向“文”之起源的研究，然而，刘勰的回答是：天有天之“文”，地有地之“文”，人自然也有人之“文”，所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原道》），这是自然而必然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从而，“文是什么”不再成为问题，“文应当如何”才是中心所在。刘勰对“文”的思考起点很高，具有哲学家的气度和胸襟；而这种哲学乃是中国哲学，刘勰的思维模式，与《易传》可谓如出一辙。也正因如此，《易传》的一系列范畴和命题，对《文心雕龙》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
二
首先是“道”和“神”等一系列范畴。《易传》当然不会满足于上述现象的描述，而是要探寻其中的规律。也就是说，天地万物是如何产生的呢？《易传》认为，天地之间存在着“阴”、“阳”二气，天地万物的产生就是“阴”、“阳”二气交互作用的结果，所谓“阴阳相薄”（《说卦》）；而阳性事物的特点在于刚健，阴性事物的特点在于柔顺，所以阴阳的对立也就具体化为“柔”、“刚”的对立，所谓“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咸·彖》）。类似的说法在《易传》中随处可见：
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乾·文言》）
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坤·文言》）
刚柔相摩，八卦相荡。（《系辞上》）
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同上）
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下》）
刚柔者，立本者也。（同上）
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同上）
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说卦》）
乾，健也；坤，顺也。（同上）
乾刚坤柔。（《杂卦》）
从而，阴阳刚柔的对立、转化和统一也就成为大千世界的规律，所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说卦》），最终概括为“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上》）的总的原则和规律。那么，阴阳之“相摩”、“相荡”、“相推”的具体变化特点又是怎样的呢？《易传》用一个“神”字来概括，所谓“阴阳不测之谓神”（《系辞上》），“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也”（《说卦》）。这里的“神”并无神秘的色彩，不过是对万事万物之变化特点的一种概括和描述。这种描述首先承认了事物变化之“不测”的特点，其实也就是其颇难认识之处，这自然是与科学发展的程度以及人们的认识水平相联系的，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描述并没有推向有神论或不可知论，而是认定事物之阴阳的转化乃是复杂而多变的，所谓“神无方而易无体”（《系辞上》）。这种认识水平未必非常之高，却既是实事求是的，更是抓住了事物发展和变化的某种要害之处。所以所谓“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也”，更多地是一种自信，认为用“神”字来概括阴阳刚柔之“相摩相荡”的特点乃是非常合适的。这种自信，还不仅在于“神无方而易无体”的概括本身，而且更在于进一步地要求人们主动适应事物的多变，所谓“变通者，趋时者也”，所谓“唯变所适”（《系辞下》）。也就是说，尽管“阴阳不测”，尽管“无方”、“无体”，人却并不是被动的，而是仍然可以适应其变，仍然可以“自强不息”。所以，“阴阳不测之谓神”实际上一点也不神秘，所谓“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系辞上》），所谓“精义入神，以致用也”（《系辞下》），通其“变”也就知其“神”，而致于“用”才是最终的目的。
可以说，刘勰正是通其“变”且致于“用”之人。《夸饰》有云：“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形器易写，壮辞可得喻其真。”这里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乃是《周易·系辞下》之语，这说明刘勰的所谓“道”，与《周易》是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的。这种关系的最明显之处，是刘勰经常用“神”的概念来说明“道”的特点。这里所谓“神道难摹”，正是用“神”来表现“道”的“阴阳不测”的特点。《原道》篇既用“自然之道”来说明“文”之自然而必然，又数次用“神理”一词说明“道”的特点，认为“道心惟微，神理设教”，其与《周易》的思想是极为一致的。《征圣》篇说：“天道难闻，犹或钻仰；文章可见，胡宁勿思？”此类与《周易》相通的论述，在《文心雕龙》中随处可见。《宗经》篇说：“夫《易》惟谈天，入神致用。”可见刘勰确乎是深通《周易》言“道”、“神”之三昧的。至于上述刚柔、通变等思想，更为刘勰借以“论文”，而成为《文心雕龙》之重要的文学观念。《风骨》篇所谓“刚健既实，辉光乃新”、“文明以健”等等，其与《周易》的联系是显然可见的。《通变》一篇则从篇名至内容，无不渗透着《周易》所谓“通其变”（《系辞上》）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