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于古书学派属性的判定，首先应辨析其最高范畴与核心理念，其次应观其学术方向，看其学其术到底要把社会引向何方？最后还要考察其与历史文献之关系。由是观之，《易传》为儒家的典籍，殆无疑义。陈鼓应先生所说《易传》与黄老、稷下道家之同，只是表明了《易传》对此两派道家之影响，而不是相反。
关键词：易传； 学派属性； 儒家； 道家
On the academic school of thought Yi Zhuan belongs to
——to discuss with Mr. CHEN Gu-ying
Abstract: To judge which academic school of thought a classic belongs to, we must, at first, analyze its highest category and core idea, and secondly, investigate its academic tendency to see where it would just lead the society to, and at last, examine its correlations with historical documents. Basing on these principles, we can conclude without any doubt that Yi Zhuan belongs to the classics of Confucianism. The same elements between Yi Zhuan and Daoist school of the YellowEmperor & Lao-zhi and Ji-xia school asserted by Mr. CHEN Gu-ying just reflect Yi Zhuan's influence on the two branches of the Daoist school, but not vice versa.
Key words: Yi Zhuan; school of thought; Confucianism; Daoist school
在近年的学术界，陈鼓应先生所著《易传与道家思想》不啻空谷蛩音，石破天惊。《易传》一向被视为与《易经》并传的儒家经典，数千年来，无人质疑。被陈先生断给了道家学派；历史上分野鲜明的中国哲学两大流派——道家与儒家，两者的差别被陈先生消融了，消融到道家一边，儒家则变得不知去向。历代传易诸家，荀卿、扬雄以至周敦颐、邵雍、朱熹等皆是道家。所谓儒家也者，成为只剩冠冕缨镃、褒衣博带，矩行规步，无非揖让之礼；口宣指划，全是仁义说教；并无哲学语言，甚而面目不清的一群衣冠人物。
陈书所有文章都贯穿着“道家文化主干说”的一条主线。先生初来也，即声言大陆批儒不深不透，应该继续。然而扬汤止沸，无如釜底抽薪，于是有“道家文化主干说”出；复因不破则不立，于是又有《易传》乃道家思想的一系列论证。用力之勤，收功之伟，为近年所仅见。而且影响广泛，一时洛阳纸贵矣。
《易传》的著作年代，经过宋代欧阳修质疑之后，一直被视为悬而未决的问题。无论坚持春秋末期，还是战国前期、中期以及晚期诸说，都有当代名家的论证成说。几乎不须考据，根据需要取用即可。陈鼓应先生即是引据疑古大师之论断，将《易传》的著作年代订为战国晚期的。这样就使《易传》不仅产生在《庄》《孟》之后，亦在《管子》书后。而且出于同一目的，取唐兰先生将马王堆出土的《经法》等书确定为战国早中期说，而将帛书《易之义》、《要》断定为秦火之后。这样一来，形势便很明显了。后出之书，承袭前人思想，这是思想发展的通则，加之陈先生的如椽妙笔，缜密论证，一座精彩的“七宝楼台”便被构筑起来。予观陈先生书，虽目迷五色，而心不能无疑也，仅献其愚，以就正于陈先生及海内外方家。
一、关于《系辞传》的著作年代及名义问题
先考察一下《易传》的著作年代。
自欧阳修疑古成说，提出“系辞非圣人之所作”后，《易传》的著作年代便成为悬而难决的问题。现代以来，最为流行的是战国晚期说，比较慎重的是中期说，只有少数学者坚持孔子和春秋末期说。诸说之间聚散分合，远非如此崭然分明。其间值得注意的问题还有：其所确定之年代，是指书的创始、流传、写定还是勒成卷帙，汇编成册等问题，都须搞清。不可用编成、产生等不确定语塞责。不然，纷纭聚讼，永无止息之日矣。总之，摈弃信史于不顾，仅以个别字词为据，推翻成说，窃以为不可。予取《易传》创始于孔子，初具规模于孔子商瞿师弟之间，口耳流传于春秋战国之际，写定亦即成书于战国前期，早于庄、孟为说。兹博采众家，述之如后：
《周易》本是占筮之书，但到春秋时期，人们在占筮之余，已经开始对卦象进行分析，作出义理的解释。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周史以《周易》见陈侯，筮遇《观》之《否》，其解爻辞曰：“光，远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左传》、《国语》此类卦象分析的筮例甚多，表明这时人们已不满足于爻辞的占断，还必须作出所以然的解释。不在于这种分析与后来的《易传》如何的相似，而在于这种需要构成了对《周易》卦象爻辞作出义理分析的普遍社会需求。而且此时已经有了类似的专书。据《左传》记载，韩宣子聘鲁时，在太史处见到《易象》和《鲁春秋》两书，赞叹道：“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昭公二年》）杜预认为《易象》就是《周易》上下经之象辞。然晋也有《周易》流传，如无新解创意，韩宣子就不会如此倾倒赞叹了。李学勤先生判断说：“《易象》应该是论述卦象的书。”［１］既有社会需要，又有先行文献，《易传》产生在春秋末期的充足条件已经具备。那么剩下的就是孔子与《易传》的关系了。
孔子整理传授包括《周易》在内的六经，史籍备载，诸子称道，要想一笔抹杀殊非易事。（“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太史公自序》）。“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导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滑稽列传》）问题在于孔子的整理传授工作，是否如其所自云的“述而不作”。此语是谦词还是实述，余意兼而有之。述是继承讲述，作是创制著作。《诗》《书》《易》《礼》皆作自前人，而《春秋》却作自孔子，孟子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在一些人的眼中，这种所谓作，不过是在原有史书基础上的笔削删述而已。然而所以笔削的标准，发凡起例的原则，却非孔子不能为。这背后是需要一个思想体系作支撑的。诚然如陈先生所说，仁义的观念早在孔子之前就已存在。但将仁与义的观念提升到哲学的高度，并以之建成一个学术系统的，却是孔子。正如道字出现于老子之前，并无碍于老子享有道论哲学的发明权一样。所以孔子道仁义，可以称之为述中有作。对于《易》《礼》《诗》《书》等，也应当作如是观。述是不能理解为转述或徒事背诵的，只能是讲述，讲述就离不开多方为喻，比兴发挥，务以阐明其所蕴含之义理为指归。那么这种讲述也就是作。但“作”在当时似乎仅指经典的著作，为什么只说孔子作《春秋》，而不说孔子作《易传》乃至于《诗》《书》《礼》《乐》呢？固然是因为《诗》《书》《礼》《乐》原本就作自往圣先贤，比如“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说文王；“制《礼》作《乐》”则属于周公；传说《诗经》的作者也都是前代的大贤。孔子的自谦，有其必然性。但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被孔门视若大经大法的著作中，缺少社会历史观的经典，不得不由孔子笔削补著，《春秋》的删述是堪与《诗》《书》《礼》《乐》比美的大制作，故尔被孟子称之为“作”。而对于《易》《诗》《书》《礼》《乐》，孔子只是删定、只是述而已。至于《易传》只是述《易》的产品，本来就不在“作”的范围之内，当然也就谈不上孔子“作”《易传》的问题了。但其属于“述”的范围，是述中之作。
《论语·述而》篇记有：“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子路》篇还有孔子引《易》之文的记述：“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意为：根据《恒卦》爻辞，无恒之人，必承其羞，这是不待占而可知的。）这是孔子学《易》并倾向义理的直接证据。邓立光博士指出《宪问》篇载“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曾子的补充论证正是引用《艮·象传》：“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之辞。［２］若非曾子其时已有《象传》，亦必是其援引孔子论《易》语。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加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仲尼弟子列传》和《儒林列传》都载有孔子传《易》于商瞿，自瞿六传而至齐人田何，再传至淄川人杨何的渊源系统。据《太史公自序》言，司马谈为太史公，受《易》于杨何。迁传父学，则其述《易》之辞，有自来矣。此而不可信，则将何信？颇为耐人寻味的是，迁于《易传》只举《彖》、《系》、《象》、《说卦》、《文言》八传，不及《杂卦》、《序卦》。又偏于八传之前着一“序”字。序者，发端、次第之谓也。《尔雅·释诂》云：“序，绪也，字亦作叙，谓端绪也。”透露了此八传，皆作始于孔子，而并非完成于孔子也。（孔颖达《正义》云：“序，《序卦》也。”从之则整句难通，异读则愈加费解，故不从。）
据子贡“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论语·公冶长》）的慨叹，说明一般弟子，只能接闻“夫子之道德文章”。至于“性与天道”，以其高深而属于术业专攻的学问。朱熹解释此语时就认为“盖圣门教不躐等”，因而“学者有不得闻者”（《四书集注》）。根据孔子因材施教的原则，如《易》与《春秋》之义理，必是另有讲授，有类今之研究班之属，不仅口耳相授，而且相与切磋。当时或无讲稿，然而孔子学易心得，师弟论学语要，不容没有提纲和笔录。即使口耳相传，尔后勒之于简策，有所遗漏，有所增补，有所舛误，要非初不出于孔子也。则《易》之十翼，孔门传《易》者讲授之类编也。孔子殁后，七十子必有整理孔子遗教之议，《易传》的整理与《论语》的编辑，大约是同一时期或稍后的工作。
马王堆出土帛书《周易》经传，并《二三子问》、《要》、《易之义》诸篇，更进一步说明《易传》与孔子的关系。《要》篇记载“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子贡以此为疑，孔子则认为《周易》“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而乐其辞”。又说：“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又“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３］不仅证明了《史记》不误，而且可以和今本《系辞》相印证。李学勤先生在《周易经传溯源》一书中一一作了比勘。同时指出“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一语与《孟子》所记“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句式的相似。既然后者是因笔削《春秋》而发，则前者也必因于《易》有所述作而言，而此述作只能是解释其所乐爻辞的《易传》。
张岱年先生曾批评将《易传》成书限定在秦汉之间的说法“疑古过勇”，经过缜密论证，他指出：“《易大传》的基本部分是战国中期至战国晚期的著作。”［４］刘大钧先生接着作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和详密的考证，将《易大传》各篇文字与老庄、思孟的传世著作相比勘，认定“《易大传》的基本部分是战国初期至战国中期写成”；“《易大传》之《彖》《象》《文言》为思孟学派所整理、润色，《系辞》中亦有思孟学的内容”（《周易概论·关于周易大传》）［５］。
高亨先生认为《彖传》是《易传》中最早的一篇，只解卦名义和卦辞，《象传》不解卦辞只解爻辞，应在其后。因其用韵多系楚地方言，作者当为镈臂子弓及其后学。［６］易卦名义和卦爻辞，是学《易》首要讲论的问题，孔子商瞿不应不赞一语，而待再传弟子解决。子弓之学得自商瞿，或其用楚语改定而已。荀子常以孔子、子弓并称，誉为“圣人”“大儒”，足以说明子弓易学的渊源所自。若为其所自著，则径自名家可矣，何须强调师承关系？又，战国前期的古书，如《礼记》中子思所作的《坊记》、《中庸》、《表记》、《缁衣》、《深衣》等篇，体裁句式，辞彩文气，都与《文言》、《系辞》极其近似，且有引《易》之文，可见是子思在模仿《易传》的文风。据高亨先生考证《礼记·深衣》称引“《易》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出自《象传》，足证《象传》作于《深衣》之前。而公孙尼子所作《乐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以下二十二句，确系袭用《系辞》而略加改动。镈臂子弓、子思和公孙尼子都在“七十子之弟子”之列。根据以上诸先生的论断，可见《易传》不会晚于七十子活动的战国前期。
欧阳修之疑《易传》，是因为他认定，“孔子之文章，《易》《春秋》是已（《易》字当系笔误），其言愈简其义愈深。吾不知圣人之作，繁衍丛脞之如此也。虽然辨其非圣之言而已，其于易义，尚未有害也”（《易童子问》）。在欧阳修看来，孔子著作只能是言简义深的经书，而《易大传》则不惟词繁而且相互矛盾，圣人必不如此。斯论未免过于绝对，按照李零先生的考证，古书的形成确有其逐渐定型的通例，应该首先承认有一孔子以及商瞿草创的著作文本，亦即廖名春先生所称之祖本。孔子师弟间相与讨论的心得、议论，主攻易学的商瞿诸子，不容没有简单的笔记和课后的整理，不然如何记诵如何传播？今查《论语》所记孔子言行，也并不皆词约义丰。笔削《春秋》是著书，可按义例删改；讲解《易经》是授课，更多随文发挥，此坛堂讲录当与《论语》相去不远。何况讨论之辞不尽出自孔子。除“子曰”者外，余者当系从学弟子述师意之言。唯其如此，才能有“老师名家之世学，长者先生之余论，杂于其间者在焉”（同上）。欧阳修说：“至于何谓子曰者，讲师之言也。”此语尤误。凡标明“子曰”者，仿《论语》之例，皆当时及门弟子所记授课之要也。如系讲师之言，当标以某子，如曾子、公孙尼子之类。战国儒家之书，皆以传孔子之学为号召，余者或有发挥，或稍变其语，大抵皆孔子讲易论道之意。至于欧阳修所谓二三其说以至于五，有的不过述异闻，有的则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论《易》而已。如易卦起源问题即是。由之亦可证孔子讲《易》非一次，听讲之徒非一人。后经历传分合，至于战国前期写定。欧阳修其误在于不知《易传》多系弟子手记师言，并据以再加发挥的结果，与《论语》成书一样，未经孔子手定也。但欧阳修承认其虽非圣人之言，“而圣人法天地之蕴则具存焉”（欧阳修《崇文总目叙释·易类》），以及《易传》产生在去圣未远的三代之末，仍不失为卓识。
再说名义。陈先生认为帛书《系辞传》尾题一“系”字，因而疑及今本《系辞传》与《彖》、《象》一样，应该称为《系传》。引证《说文解字注》系为总持，结束之意。“《系》之尾题以综论总括经义，这种体例，颇似《楚辞》篇后附以‘乱'以结括全篇。王逸注：乱，理也，所以发理词指，总撮其要也。”陈先生同时指出“称之为《系》，绝非《系辞》的省称，因为他们是不同的概念”。［７］此论甚有见地，可备一说。但因之认为，《系辞传》之名是抄定者不知“系”的含义，见传文中多次出现“系辞”一词，便随意改题《系辞》。则恐有违于事实。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引《系辞传》语称之为《易大传》，后人遂以通称。欧阳修则说：“古之学经者，皆有大传，今书礼之传尚存，此所谓《系辞》者，汉初谓之《易大传》也。至后汉已为《系辞》矣。”并且认为“《系辞》者谓之《易大传》，则优于《书》《礼》之传远矣”。朱伯昆先生认为“此传是通论《周易》之大义，不是如《彖》《象》那样逐句解经”。［８］此所以称大传也。高亨先生也认为：《系辞传》之系辞与文内系辞其义不同。然则以何不同，则语焉不详。实则一以指系于爻下者，一以总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爻下系辞之总体义涵者也。因为易经之精神俱已分见之于卦爻系辞，再加总括综理其各卦爻辞串讲以见其整体义理精神，谓之为经立传可矣，称之为系辞立传亦可矣。系辞本指爻下所系之辞，《系辞传》系指为系辞所作之传，久而久之，《系辞传》亦简称《系辞》，如《彖传》径称《彖》然。是以卦爻之系辞与《系辞传》之系辞，其名义之不同端在于此，岂有他哉。由此可以判定《易大传》是系统阐述、发挥《易经》精神的哲学论著，立论的依据全是《易经》卦象及其系辞，故有《系辞传》之称。所谓传有传达义，即须忠实地阐发经典的原意，容许传者从不同角度多方阐述发明，也可有不同的理解，但不容许自相矛盾。如《春秋》三传即是从不同侧面对《春秋》经文的传述，《左传》则史实，《谷梁》则义理，《公羊》事理兼顾，各有侧重。《易》之十翼，亦孔门先儒攻《易》之十面受敌法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