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疏于考证，有臆测成分��

郭沫若提出：“八卦是即成文字的诱导物”这一观点，在证明过程中，除了沿袭传统说法解释几个字外，对不能解释的字，更是附会臆测，如艮，“据《说卦传》艮有门阙之象，更想到从艮声之字有限，有‘门榍’的含义，大约艮的卦形是由门字省略而来。”对此学者们基本上是否点的态度。在郭沫若的《周易》研究中，还存在着对古文字不加考证，而以己意臆测的错误，如在证明《易经》时代是母系社会、有女酋长的存在时指出：“母系制度的社会，酋长多是女性。《晋》六二：‘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这王母二字并不是祖母，也不是王与母，更不是所谓西王母，应该就是女酋长。母系制度的残存此其证二。”对于“王母”一词，作者并未加考证，就让他来充当了女酋长的角色。实际上据于省吾先生考证：“‘王母’一词金文称母或曰王母，王乃尊大之称。”［8］

（三）求新趋时的论断

郭沫若指出《易经》和《易传》中有辩证的思想存在，这是很正确的。但他进一步套用辩证法思想，把《周易》中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拔高、体系化，他认为《易经》和《易传》中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在《易经》中是辩证法思想，到了《易传》中就继承发展为折衷主义、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这都带有明显的趋时、附会时代的色彩。如他通过“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就得出了折衷主义；“裒多益寡，称物平施”就得出了改良主义；“损益盈虚，与时偕行”就得出了机会主义。这都具有明显的时代色彩。

对自己著作中的缺陷与不足，郭沫若在自己的著作中也曾给予剖析：“这是‘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的草创时期的东西，它在中国古代的社会机构和意识形态的分析和批判上虽然贡献了一些新的见解，但主要由于材料的时代性未能划分清楚，却轻率地提出了好些错误的结论。”����［５］��因而在人民出版社1982年再版《郭沫若全集·历史篇》时对有些自相矛盾的地方作了校改。这种勇于批判自我、改正错误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的。

三��

从总体上来看，郭沫若的《周易》研究的成就是巨大的，如他所提出的阴爻阳爻分别为女阴男根的象征，卦爻辞非一时一人之作；经传应分治；对《易传》要去其卜筮成分而取其思想精华。尤是他运用卦爻辞综合分析《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对经传哲学思想的分析等等。当然，他提出的《易经》是战国时期的馯臂子弓所作。八卦是既成文字的诱导物等观点也是靠不住的，这在学术界都已有了定评。但毕竟郭沫若的《周易》研究在20世纪的学术史上是具有开拓意义的，毕竟他是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观点来研究《周易》的第一人，董作宾曾评价郭沫若的研究说：“不用说，大家都知道的，唯物史观派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领导起来的。……他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材料，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制造出来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9］我们后来的研究都是沿着他开拓的道路前进的，这是我们总结20世纪的易学史时所必须承认的。

参考文献：

［1］李初梨.我对郭沫若先生的认识［Ｎ］.解放日报,1941-11-18.��

［2］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C］.北京:北京朴社,1926.77.��

［3］闻一多.周易异证类纂［M］.闻一多全集\[Z\].北京：三联书店，1982.48.��

［4］李镜池.周易探源［M］.北京：中华书局，1978.70,154,70. ��

［5］《郭沫若全集·历史篇》：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3．3．

［6］朱伯崑.易学哲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75.��

［7］陈梦家.周易之构成时代［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0.��

［8］于省吾.双剑誃易经新证：第二卷\[M\].北京：中华书局，1937.��

［9］谢保成.郭沫若学术思想评传［M］.北京：北京图书出版社，1999.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