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郭沫若的《周易》研究以“新兴科学的观点”来审视《周易》，在古史辩派的基础上，深入到了古代的思想及制度，使传统的经学研究一变而为社会的、文化的和哲学的研究，他不仅开辟了《周易》研究的新领域，而且也成为用《周易》打开认识“古代真实”大门的第一人。这也正是郭沫若《周易》研究的价值所在。但同时郭沫若的《周易》研究也存在不足，如对材料的时代性未能划分清楚，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以传解经的错误；疏于考证，有臆测成分及趋时、片面的批评，这也是评价郭沫若的《周易》研究时不可回避的部分。
关键词：郭沫若；周易；八卦；辩证法
On GUO Mo-ruo's scholarly research on Zhouyi
Abstract: Departing from the burgeoning scientific viewpoints and basing on the viewpoints of the school of argument about 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GUO Mo-ruo deepened his research on Zhouyi into ancient thought and system, turning traditional Confucian classics studies into a social, cultural and philosophical research. Not only did he open new realms for Zhouyi studies, but also became the first person beginning to recognize the ancient reality by his research on Zhouyi. It is on account of these achievements that his research is valuable. But, defects also exist in his research: he didn't clarify the ages of the materials he used, and thus worked out some wrong conclusions; he also interpreted the ancient text of Zhouyi with the Commentaries of later generations; he was negligent in rigid textual research, so his research was mixed with conjectures and biased criticism to follow the fashion of his time. All these defects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in reviewing his research on Zhouyi.
Key words: GUO Mo-ruo; Zhouyi; eight tri-grams; dialectics
回首20世纪的《周易》研究，虽然派别不少，新的观点不断出现，但对郭沫若的易学研究，有的易学研究只字不提，有的则断然持否定态度，这些做法都过于简单化。从现代易学研究的历史看，郭沫若的易学研究无疑具有开拓意义。他是较早地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来研究《周易》的学者。正如40年代李初梨指出的：“他是首先用马克思主义的眼光来研究中国古代的一个，他天才地一个一个地揭开了那些古代的神秘的谜，为我们的理性开辟了一条通到古代人类社会的大道，不管它或许包含着一些缺点，甚至个别的错误，然而它的成果，毫无疑义地成为一切后来研究的出发点。”［1］这一评价无疑是客观的。郭沫若关于《周易》的研究有两篇专门的文章（文中凡引文未标明出处的，皆引自郭沫若著《〈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周易〉之制作时代》，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郭沫若全集·历史篇》第一卷，第32页-89页，第377页-404页。)：一篇是作于1927年的《〈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人民出版社1982年再版时改名为《〈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另一篇是作于1935年的《〈周易〉之制作时代》。两篇文章集中反映了郭沫若的《周易》研究成果。本文想对郭沫若的《周易》研究做一个较为客观的评价，也为今后的《周易》研究提供借鉴，从而使《周易》研究能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郭沫若的易学成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提出了一些令人信服、能自成一家的观点，解决了易学研究史上的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
（一）道出了八卦神秘的主要原因
郭沫若认为八卦之所以神秘，是由于它得着二重的秘密性：一重是生殖器的秘密。即郭沫若认为八卦的根柢是古代生殖崇拜的孑遗，画——以象男根，分而为二以象女阴。这与钱玄同所说“原始的易卦，是生殖器崇拜时代的东西。‘乾’‘坤’二卦即是两性地生殖器地记号”不期而同。［2］章太炎先生也提出了男根女阴说，但与郭沫若的出发点不同。章太炎是从阴阳两种性质的观念（玄学）出发，而郭沫若则是从唯物论出发，指出了卦画的物质根据。另一重是数学的秘密。这一见解是很有道理的。易学史上的许多论著就是从数学的角度去研究《周易》问题的，虽然我们不能把现代的高科技或数学知识强加于《周易》，但《周易》中的数学知识却不能被简单地否定。郭沫若的二重论断彻底揭开了八卦的神秘外衣，这一说法不仅得到了人类考古学的证明，也为许多易学研究者所认同。是以科学的态度研究《周易》的著名论断。
(二)否定“易历四圣”说，指出《易经》是古代卜筮的底本
郭沫若认为所谓的“易历四圣”说只不过是为了更增其神秘性而已，认为伏羲画卦说、周公重卦说都是不可靠的。他认为：“《易经》是古代卜筮的底本，就跟我们现代的各种神祠的灵筮符咒一样，它的作者不必是一个人，作的时期也不必是一个时代。”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后来的一些学者也都沿袭此说。如闻一多认为：“卦爻两辞，本非出自一手，成于一时，全书卦爻异义之例，异不胜数？”［3］李镜池通过卦卜辞的分析，认为《周易》“是卜筮之书”，“是编纂而成的”(李镜池《周易探源·周易筮辞考》第70页)［4］。
（三）全面阐述了《易经》时代的社会生活
自从古史辨派把《周易》拉下神学经坛，恢复《周易》的本来面目便成为易学研究领域的新课题。而古史辩派只迈出了第一步——疑古辨伪，把经书还原为史料，却没有深入到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及制度的层面。郭沫若的研究较之古史辩派则更胜一筹，他揭示了史料背后所隐藏的当时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社会思想，迈向了“考古证史”一派的领域，从而对《易经》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郭沫若本着“让《易经》自己来讲《易经》”的原则，从卦爻辞出发，从生活基础（渔猎、牡畜、商旅、耕种、工艺等五方面）、社会的结构（家族关系、政治组织、行政事项、阶级等四方面）、精神的生产（宗教、艺术、思想等三方面）等角度，条分缕析，系统阐述了《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揭示出《周易》所反映的中国古代社会的各个层面，为人们认识古代中国提供了新的门径，并突破了以往徘徊于象数、义理的老路，也不同于仅做文字上的解释，更不同于以传解经的做法，使易学研究深入到了古代思想文化的层面，使传统的经学研究一变而为社会的、文化的、思想的研究，使后人的易学研究有了更为广阔的视野。
（四）较早地阐述了《易经》、《易经》中朴素的辩证观
郭沫若在《〈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一文中分析了《易经》、《易传》中的朴素的辩证观。他认为从《易经》中可以找出不少相对立的文字，如吉凶、祸福、远近、出入、进退、得丧等等，《周易》中也有人们总结出来的“小往大来，大往小来，无平不陂，无往不復”等观点，这些都是古代人从生活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辩证观，是《易经》作者从自然现象中观察得出的。作者分析是符合《易经》的客观实际的。在对《易经》分析的基础上郭沫若进一步分析了辩证观在《易传》中的展开情况：a.辩证的宇宙观；b.辩证观的转化；c.折衷主义的伦理；d.《大学》、《中庸》、与《易传》的参证。郭沫若的这一分析是极具创新特色的。尽管我们不能说《周易》、《易传》中有唯物辩证法，但其中所包含的朴素的辩证观是不能否定的。而这也更是此前易学研究者所无法企及的。
郭沫若易学成就的另外一方面是他有研究问题的科学方法。这主要表现在：
（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
这是郭沫若的易学研究的科学方法之一。郭沫若在评价自己的研究时说：“这是‘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的草创时期的东西。”［5］正是用科学的方法作为指导思想看待和研究《周易》中的一些问题，才使他的研究成果令人信服。如男根女阴说，《周易》非一时一地一人所作及其对《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的分析。通过唯物主义的历史分析，使人们对《易经》时代的社会形态、生产生活状况及上层建筑情况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这也是我们在今后的易学研究中应当借鉴和吸收的思想精华。也正是运用了科学的历史观，郭沫若才开辟了新的研究角度，取得了科学的结论。这一点再一次说明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是我们进行研究时所必须遵守的方法。
（二）经传分治的方法
郭沫若在研究中还贯彻了经传分治的思想，这使他的研究更为清楚和科学。比如在对《周易》进行社会分析时，他指出：“让《易经》自己来讲《易经》，揭去后人所加上的一切神秘的衣裳，我们可以看出那是怎样的一个原始人在作裸体跳舞。”“《易经》的挂名次第，那简单的程度也不过如像杜鹃的叫声一样。……我们可以说《易传》的观念是传《易》人自己的观念，他以自己的观念输入那卦序里面……”他明确地认识到了经、传是不同的，他们代表了各自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思想，以传解经是靠不住的。
经传分治的观点是很了不起的，只有经传分治，我们才能更清楚认识经传的性质，才能进行更科学的研究，这是我们在易学研究中应当坚持和遵守的方法。时至今日人有不少学者将经传合治，这使易学中的许多本来很简单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起来。这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三）提出了科学的治易方法——去其卜筮成分而取其哲学内核
在《〈周易〉的制作时代》一文中，郭沫若认为《易传》主要出自荀子门徒，并注意到了《易传》思想的复杂性。他指出作《易传》的人是无法确定的，但那些作者和子弓不同的地方是存心利用卜筮以掩盖自己的思想色彩。并提出研究《易传》，应该抛撇了卜筮的成分，而专挹取它的思想精华，为以后的《易传》研究指明了道路。现代的易学研究中的一些观点与郭沫若的看法是一致的，如李镜池认为：“‘传’虽然是解‘经’的，但作者们从卦画和卦爻辞分析综合、引申发挥，研究宇宙问题和人生问题，……很清楚，《易传》是哲学书。”（李镜池《周易探源·周易筮辞考》第154页）［4］朱伯崑的《易学哲学史》也指出：“同《易经》相比，《易传》的显著特点是将古代的卜筮之书哲理化。”［6］
二
由于是创始之作，郭沫若的《周易》研究还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所以他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后，引出了俞平伯和李星可的两篇批评文章，后来陈梦家和李镜池则批判了他的第二篇文章的主要观点——认为《易经》是由馯臂子弓所作。客观地说，其不足之处主要有：
（一）材料的时代性未能划分清楚，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如郭沫若在《〈周易〉之制作时代》一文中认为：以乾坤相对立便是以天地相对立，然而以天地相对立的这种观念在春秋以前是没有的；“中行”是春秋时晋国的荀林父，从而推断《易经》不能产生在春秋中叶以前。对此，陈梦家给予了批评：天地上下对立的观念发生很早，卜辞中有牝牡上下和书，左右对称等例，有“天上若”（金文亦有）等，此即上天下地之意。郭沫若以春秋前不可能存在天地对立的观念而证明《易》之不产生于春秋以前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至于“中行”，陈梦家指出，所谓“中行”见于《易》的五条，都当作行道之行，“中行”犹在道。“中”为副词，“中行”即“行中”。以卜辞自相印证，知“中行”决非人名。［7］李镜池指出：因其有其他较后的著作同出一墓中，就断定他们是同一时代的作品，那是不科学的。（李镜池《周易探源·周易筮辞考》第70页）［4］从如上名家对郭沫若的评价中可以看出，郭沫若在研究一些问题时对一些材料的时代混淆不清，有草率下断语的毛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