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焦循《易》学之建构
焦循批评否定了汉人的“卦变”说，以为不足信据，与此同时，焦氏又创立了一套自己的《易》学体系。这个体系有以下特点：
第一，它是一套“之卦”学说，而非“卦变”学说。“卦变”学说是构述和解释64卦怎样产生、来源的学说，如虞翻认为二阴二阳诸卦，是经《临》《遁》两卦爻变生成得来，《临》《遁》犹如父母，二阴二阳诸卦犹如孩子，两者有相生关系。焦循创制的“之卦”学说，则否定这一点，他说：“夫《乾》《坤》索为六子，八卦错为六十四，相摩相荡，而设卦之义已毕”、“六十四卦之序不动，而有所之，乃动”。焦循认为《乾》《坤》六子相生索成八卦，再相摩荡(因而重之)生成64卦，这过程已结束，不再有其它生卦的问题。不同的是，焦氏认为在这既定生成的64卦基础上，阴阳爻可以相互变通，从不正之正(乃动)，而非相生。因而，焦循的这套《易》学说与汉人的“卦变”说体系，有着本质区别。焦氏又说：“随举其所之以为辞，谓之‘之卦’可也，谓卦由某卦而生，不可也”，正说明他所谓的爻动关系(爻之)与“卦变”说之不同。焦氏论述爻动(爻之)说：“所之者何？即刚柔相推者也。刚柔者爻也。就其反对而序之，无以见其变化也。推而使有所之，乃生变化，生变化乃变吉凶。所之者，初之四、二之五、上之三也。”焦氏这段话有两层意思：一是64卦生成后阴阳爻仍处在运动状态，从不正之正，相互变易而产生变化，从而显示吉凶之征兆。二是爻动的方式按照焦氏自创的初四、二五、三上互易规则进行运动变化。如《兑》之“柔外”，焦循解释为“三之艮上”，是说《兑》《艮》通，《兑》二之《艮》五，成《随》《渐》，《随》三之《渐》上，成《革》《蹇》，原居《随》内卦的三阴来化掉《渐》之上九，成了《蹇》外卦的上六，是“柔外”。显然，焦循释《易》乃依据既成的两旁通卦(如《兑》《艮》)之间的爻动(爻之)的关系解经，此其“之卦”说之特点。
第二，“一气相贯”解经的《易》学观。焦循认为整部《周易》的经传卦爻的通辞，都有内在的联系规律可寻，故可以将散落各处的相同文辞，串通起来解释。焦氏所谓：“一气相贯”、“一气贯注”的解经方法，换言之，即要纵横求通。焦氏批评汉魏以来《易》家如虞翻，释《易》“非不镂心刻骨，求合圣经，乃求之于辞，鲜能画(划)一”。又说：“学究之注、经生之义疏，就一章一句、枝枝节节以为之解。”即认为一般《易》说家不能将经传文辞作通盘理解，只是逐卦逐爻的孤立解释。焦氏不满意这种作法，故说：“夫学《易》者，亦求通其辞而已矣！横求之而通，纵求之而通，参伍错综之而无不通，则圣人系辞之本意得矣！”焦氏所谓“纵”，是将经文的每字每句讲明白，“横”是将散落经传各处相同的一字一句串通起来解释，最后对《周易》经传文辞有一全盘合理的解释，达到“参伍错综而无不通”的地步。由于焦循刻求这种“一气相贯”、“一气贯注”的解《易》原则，往往释一卦而牵及数十卦，敘一例而贯彻全经，其说体系繁密，既是焦氏《易》说的特点，也是其最大的缺点。
第三，当位失道的“变通”解《易》方法。焦氏《易》学的核心，是他自创的当位失道理论。焦循主张对《易》的解释要“一气相贯”的全盘理解，而当位、失道理论正是他用以全盘解《易》的一把钥匙。焦氏说：“《易》之动也，非当位即失道，两者而已。”当位、失道的实质是阴阳爻运动变化(爻之)的结果，两旁通卦的阴阳爻按照二五或初四或三上方式运动变化，如果“之卦”二五两爻阴居阴位、阳居阳位皆得正，即为当位，反之二五只一爻居得其位，则为失道。当位吉失道凶，但吉凶又可相转化，从而体现《易》的“变通”精神。故焦氏说：“所之者何？即刚柔相推者也。刚柔者爻也。就其反对而序之，无以见其变化也。推而使有所之，乃生变化，生变化乃变吉凶。”是说从阴阳爻的运动产生和体现出变化，从而生出吉凶来。当位、失道理论涵盖了“旁通”、“相错”、“时行”(变通)、比例诸方法。简言之：“旁通”有两义，一是64卦每两卦相旁通成32组，另一义是在阴阳爻在进行二五、初四、三上运动变化时，产生的“之卦”又要与它卦旁通以进行下一轮的运动和变化，如《乾》《坤》旁通为一组，二五先行成《比》《同人》是第一轮变化，继以初四成《屯》《家人》是第二轮变化，到此《屯》《家人》如再继以三上则《屯》《家人》成两《既济》，阴阳爻运动就要停止不前，焦氏所谓“其道穷矣”。此为凶，故而《屯》《家人》必须再旁通《鼎》《解》，以进行下一轮的变化，由凶转吉。这种经旁通而得以变通，从不通趋向通，进行下一轮运动和变化的方法，就是“时行”(变通)；“相错”是两旁通卦上下(三画卦)交叉错成它卦，如《乾》《坤》错为《泰》《否》，《巽》《震》错为《益》《恒》；“比例”指文句类似的经传文辞，透过如同数学原理比值相等的关系，可以串起来一起解释，“如《睽》二之五为《无妄》，《井》二之《噬嗑》五亦为《无妄》，故《睽》之噬肤即《噬嗑》之噬肤”，其原理犹如A=B, B=C 故A=C 的比值关系。总而言之，焦循的当位、失道理论有几个要点：一、64卦每两旁通卦(独立组)作基础，按二五先行或初四或三上方式，进行阴阳爻的变化运动(爻之)；二、二五先行所得之卦为当位为吉，初四或三上先行所得之卦为失道或凶；三、不管当位失道与否，所得之卦最后皆须再旁通它卦进行下一轮运动变化，以体现吉凶可相转化的时行(变通)精神；四、两独立组之间所得之卦具有相同或具旁通等比例关系，此两独立组的卦爻文辞即可串通起来解释，彼此互通。
三、焦循没有彻底解决“卦变”说
古今对焦氏《易》学之总体评价，或赞之另辟畦町，或贬之支离蔓衍，评隲不一。平实而言，焦氏对《易》学体系开创之努力，能破二千年来旧注之窠臼，蔚为一家说，此其独特的地方。但另一方面，焦氏之《易》说亦不乏可商之处。焦循批评汉人“卦变”说的努力卓然具有不可泯灭之功，但其用“之卦”说取代“卦变”说解释《传》文刚柔外内往来诸字，则是从主观出发，强《易》以就例的附会之论。
首先，焦循这套当位失道《易》学理论，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焦氏却很自诩自己的创造，他说：“余既为〈当位失道〉等图，以明其所之之吉凶悔吝，此即为荀虞‘之卦’之说之所本。去其伪存其真，惜不能起荀虞而告之耳。倘殁后有知，当与之畅谈于地下也。”焦循过份相信自己创造的这套理论，并以当位失道作为判别吉凶的唯一依据，同时其《易》说犹如数学公式，寄望用一个公式便解决《周易》经传全部文辞。由于焦氏刻求这种方式解经，因而往往以《易》就例，避重就轻，而忽略了卦爻的独立思想。如：焦循释《师》卦谓：“何以忧？为不当位，二不之五而《同人》上之《师》三成《升》，则舆尸凶。《同人》四又之《师》初成《泰》，则否臧凶是也。”是说《师》《同人》二不先之五，而三先之上成《升》《革》，“不当位”为凶，有忧象，故“舆尸凶”。三之上继以初之四，成《泰》《既济》。《泰》是好卦，焦氏却反谓“……成《泰》则否臧凶是也”，可见焦氏只以“不当位”作为唯一考虑因素，而忽略了《泰》的义理思想，这并不符合经文之意。焦循又谓：“伏羲设卦观象全在旁通变化……当时旁通行动之法，必口授指示，而所以通德类情者，乃人人易知，历千百年而口授指示者不传，但存卦之序。当日所推而有所之者，不可见……夫文王之所指即伏羲之所指，文王之所告，即伏羲之所告。伏羲以手指之，文王以辞指之，伏羲以口告之，文王以辞告之。”这种提法，仅仅是焦循托古自重、一厢情愿之见，实际并未符合历史事实。
于《传》文刚柔往来诸字，焦循则谓：
凡《传》称外内刚柔往来上下，皆指旁通，以为卦变非也，以为反对亦非也，或举而悉归之乾坤，益泛而不可通矣。然则卦变之说何所来乎？曰：亦有之。《乾》二之《坤》五为《比》。谓《比》之来，由《乾》二之《坤》五可也。然《离》五之《坎》二亦为《比》，《师》二之五，亦为《比》也 。《坎》三之《离》上为《丰》，谓《丰》之来由《坎》三之《离》上可也。然《巽》上之《震》三亦为《丰》，《噬嗑》上之三亦为《丰》也。辞也者各指其所之，所之或当位或失道，而辞则指其所之以明之。谓此卦之吉，由某卦之所之如此；此卦之凶，由某卦之所之如此；此卦之悔吝，由某卦之所之，失道而能变通如此。随举其所之以为辞，谓之‘之卦’可也，谓卦由某卦生，不可也……
要言之，一、焦氏要用“之卦”说即阴阳爻运动(爻之)变化的理论，取代汉人“卦变”说来解释《传》文刚柔往来诸字；二、阴阳爻运动(爻之)变化方式，按照焦氏的当位失道(二五或三上或初四先行)规则进行；三、焦氏认为经传文辞正是用以解释阴阳爻运动(爻之)变化的说明。
由于焦氏先从主观出发，用自创的当位失道理论作衡量标准解释《彖传》往来刚柔上下之文，故其说实多强《易》以就例、牵强附会，或难以自通之论。兹举数例，以见一斑。
(例一)《需》“险在前也”焦氏谓：“《需》《小过》相错为《蹇》《大壮》，故《传》与《蹇》同。”按，《需》《蹇》皆坎上故言险在前，焦氏此释亦多劳。“刚健而不陷”焦氏曰：“陷即窞也。《坎》成《需》则陷，《需》通《晋》则不陷。”此刚健究何义？焦氏皆无说，所释用《易》说例之词而已。又“其义不困穷矣”一句，“其”字明指《需》言，且《彖传》所释必卦之辞，此《易》例也，焦氏竟释曰：“义犹利也。变而通则利矣，《困》尚口成《需》，《贲》成《明夷》故穷，既变通于《晋》而不陷，则不困不穷。”于“需有孚光亨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则谓：“(需)二之《晋》五成《否》，上乾为天，故为天位。《需》成《既济》则正，《晋》成《否》则中。”所释尤为牵强。
(例二)《讼》彖称上刚下险，险而健，皆就本象论，以此例彼，则刚来得中亦宜论以本象，至焦氏竟解为：“来谓二之《明夷》五得中道，凡二之五称来。”如是《讼》二五皆已刚中，何须之《明夷》成《既济》方得谓刚得中？于此可见，焦循释经多以《易》辞来附合于当位失道之例而已。
(例三)《蒙》“以刚中也”，焦循谓：“中谓五也。二之五则刚在中。”按，《蒙》二本已刚中，何必二之五乃为刚中？此犹如画蛇添足之说。“蒙以养正”焦氏又谓：“《革》四之《蹇》初则穷，变通于《蒙》则养之。”按，《革》通《蒙》，二五先行继以三上，成《革》《蹇》。今《革》复变通于《蒙》，乃循环论述，此其一。《革》《蒙》二五先行继以三上，仅行诸《蒙》而《革》全不动，有失两卦相之之义，而焦氏竟复以此不动之《革》通于《蒙》，则如何可得养正之说？焦说至此穷词难辩。
(例四)焦氏于《泰》则谓：“二之五为交，旁通于《否》为《乾》《坤》之相错故天地交。《否》成《益》又通于《恒》故万物通。”此避重就轻，于“小往大来”之文，焦氏竟无以释之。至《否》称大往小来，而焦说益穷。《否》《泰》二五不得相孚，独《泰》二之五，《否》则不动，则何为“大往小来”？焦氏亦无法释之。
(例五)焦循释《随》“刚来而下柔”，谓：“刚来，《巽》二之《震》五，亦《归妹》二之五。”果如是，依焦氏比例则《艮》五之《兑》二亦《随》，则不得称“刚来”，则焦氏之说已穷。又，《蛊》《随》二五不得相孚，《随》仍为《随》，则又如何“刚来”？焦氏亦无法解之。
(例六)《贲》“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焦循谓：“据《困》成《大过》言则分刚，据《贲》成《明夷》言则文柔。”如是，依焦氏《易》例：《困》《贲》二五不先相孚，乃先三上相孚，《困》成《大过》、《贲》成《明夷》，此“失道”之凶也，何得《传》文反谓“小利有攸往”？此焦氏不能释也。
(例七)《无妄》“刚自外来”，焦循谓：“外，谓《睽》也。《睽》二来五成《无妄》。”果如是，《谦》五之《履》二亦《无妄》，但《谦》五非刚；《井》二之《噬嗑》五亦《无妄》，但《井》二非外；非刚非外，则焦说穷。至《升》《无妄》二五不能相孚，《无妄》仍为《无妄》，则焦氏更不能释之。
(例八)《涣》“刚来而不穷”，焦循谓：“刚来，(涣)二之《丰》五也。”在《涣》而以二之《丰》五反谓为“刚来”，乃“刚往”也。焦说穷，乃狡辩曰：“来为知来之来，故在《涣》而以二之《丰》五为来。《丰》五得《涣》二之来，所以不穷而亨也。”《彖》解《涣》而反以《丰》说之，此亦锻头以便冠之说也。
(例九)《晋》“柔进而上行”，焦循读作“柔。进而上行”，谓：“柔谓六五，五柔宜进为刚，故《需》二上行。”按，《需》二之《晋》五，为上行为刚进，非柔进。焦氏为便于经说，遂以“柔”字、“进而上行”断作两句，以本卦《晋》解“柔”字，再以“《需》二上行”解“进而上行”句。其说失于牵强。它处解《睽》之“柔进而上行”、《噬嗑》之“柔得中而上行”、《鼎》之“柔进而上行”，亦似此。
由上证知，焦氏用自创的当位失道理论解释《彖传》刚柔往来上下之文，其说多牵强附会，实不足为信。
四、结 语
综上，焦循对《易》学体系开创之努力，能破二千年来注家之藩篱，以及批评和否定汉人“卦变”说之非，使其在《易》学史上卓然具有不灭之功。但焦氏用“之卦”说取代“卦变”说解释《传》文刚柔外内往来诸字，则是从主观出发，强《易》以就例的附会之论，因而焦氏并未最后解决《易》学史上“卦变”说的千古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