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焦循破除汉人“卦变”说之非，在《易》学史上颇具远识及贡献。他自己创立的另一套解《易》体系，有以下特点：(一)这是一套“之卦”学说，而不是“卦变”说。它是在既定和已生成的64卦基础上，用阴阳互变的“爻动”(爻之)关系解释《周易》经传，不存在卦与卦的相生成问题。(二)焦循这套学说，虽然体系繁密，但不符合历史事实，且多为强《易》就例、牵强附会之论。(三)焦循并没有最后解决《易》学史上“卦变”说的千古难题。
关键词：焦循；卦变；之卦
On JIAO Xun's criticism on the theory of transforming among the hexagram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his I Ching learning
Abstract: JIAO Xun showed his deep insight and contributions in the history of I Ching (the Book of Change） learning by his criticism against the theory of transforming among the hexagrams popular in the Han Dynasty and established another system to interpret Yi.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ystem are as follows: （1） it is a theory of transformed hexagrams, but not hexagrams transforming, for he, on the basis of the definite and transformed 64 hexagrams, interprets the Text and Commentaries of Zhouyi with the transforming between Yin andYang, thus it is not about the mutual producing between hexagrams; (2） though this system is diverse and complicated, its contents do not accord with the historical facts, and stretches the meaning to yield to his own rules; (3) JIAO Xun did not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theory of transforming among the hexagrams through ages in the history of I Ching learning after all.
Key words: JIAO Xun; theory of the hexagrams' transforming; theory of transformed hexagrams
一、焦循对汉人“卦变”说之批评及其贡献
《易》学史上的“卦变”说问题，千古众讼不一，斥之者如宋人郑汝谐、清人黄宗羲、胡渭诸人。至清人焦循著“易学五书”，以为“卦变”之说不可信，其《易图略》一书中对“卦变”的问题论述精审得当，较为全面。焦氏：“说《易》者，必沾沾于‘卦变’、‘反对’者，何也？以《彖传》有‘往来上下进退’之文也。荀(爽)虞(翻)以来，大抵皆据以为说。《传》文不可以强通，故不能画(划)一耳”，正指出了“卦变”说产生之原因。
焦循批评汉人“卦变”说之偏失，综而核之，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卦例重出。
(例一)焦氏：“二阳之卦，自《临》来者，宜为《明夷》《解》《升》《震》四卦；自《观》来者，宜为《晋》《蹇》《萃》《艮》四卦。其《屯》《蒙》《颐》《坎》四卦，可自《观》来，亦可自《临》来，莫知所指……”按，焦氏指出《屯》《蒙》《颐》《坎》四卦依虞翻“卦变”既可自二阳卦《临》之例而来，又可自四阴卦《观》之例来，卦例相重而莫知所出，故不足信。
(例二)焦氏：“自《遁》来者，宜为《讼》《无妄》《家人》《巽》四卦；自《大壮》来者，宜为《需》《大畜》《睽》《兑》四卦。其《鼎》《革》《大过》《离》四卦，〖ＢＦＱ〗可自《遁》来，亦可自《大壮》来……”〖ＢＦ〗按，如上例，《鼎》《革》《大过》《离》四卦既可自二阴卦《遁》之例而来，又可自四阳卦《大壮》之例而来，莫知所出。
其二，自乱其例。
(例一)《屯》、《蒙》。《屯》，《集解》引虞翻：“《坎》二之初”。依虞例，《屯》当从四阴二阳之例自《临》《观》来，但虞说解此又自六子之《坎》来，其说例不统一，焦循即指出了这一偏失。《蒙》卦亦然。《集解》引虞翻：“《艮》三之二”。虞例《蒙》当从二阳之例自《临》来，或从四阴之例自《观》，但虞说解此却以自六子之《艮》来，已自乱其例矣。
(例二)《坎》、《离》。焦氏：“《坎》则云《乾》二五之《坤》，与《离》旁通，于爻《观》二之上。是既本《乾》《坤》，又本‘十辟’”。焦氏即指出虞翻“卦变”之说，并无定例，可从《乾》《坤》父母来，又可从“十辟”来，难以尽信。焦氏又说：“(虞翻)《离》为《坤》二五之《乾》，与《坎》旁通，于爻《遁》初之五，与《坎》一例矣”。按，焦氏之批评，与《坎》例相类。
(例三)《颐》、《晋》。焦氏：“……而《颐》则《晋》四之初，《晋》则非《乾》《坤》，非六子，非十辟矣！又何说乎？”。按，《颐》，《集解》引虞翻：“《晋》四之初……或以《临》二之上”，《颐》或自“十辟”之《临》来，或自它卦之《晋》而来，不成定例。《晋》卦，《集解》引虞翻：“《观》四之五”，是《晋》又从《观》来。平而言之，虞氏谓《颐》从《晋》来，《晋》又从《观》来，一卦而牵及数卦相生，实无定例可言，故焦循非之。
(例四)《丰》、《旅》。焦氏：“……(虞翻)其于《丰》云：‘此卦三阴三阳之例，当从《泰》二之四，而《丰》三从《噬嗑》上来之三，折(四)于坎狱中，而成《丰》’”。按，依虞例《丰》当从三阴三阳之例自《泰》来，但虞翻为牵合《丰》卦《大象》“折狱致刑”之文，又见《噬嗑》有“利用狱”之文，遂强谓《丰》自《噬嗑》“上来之三”。依例则应自《泰》来，此又忽改谓自《噬嗑》来，不仅自乱其生卦之例，其牵合《传》文解卦，实亦昭彰。《旅》，《集解》引虞翻：“《贲》初之四，《否》三之五”。《旅》卦可自《贲》来，亦可自《否》来，亦无定例可言。
其三，有来无往，有往无来。
(例一)《无妄》。焦氏：“《传》称‘刚来’者四。《随》‘刚来而下柔’谓‘《否》上之初’；《讼》‘刚来而得中’谓‘《遁》三之二’；《涣》‘刚来而不穷’谓‘《否》四之二’，似矣！而《无妄》‘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独加‘内外’二字，若豫知后有。谓‘《遁》三之初者’者，而早破之。其说穷，不得不改为‘上加于初’矣！”。按，《无妄》如谓“《遁》初之三”，则三阳来居内，不合“刚自外来”之文，故虞翻不得不改谓“《遁》上之初”，以迁就《传》意。但此即成了一爻独动，有来无往之卦，故焦氏非之。
(例二)《大畜》、《无妄》、《损》、《益》。焦氏：“且所谓‘之’者，两爻相易也……四之五亦五之四，三之二亦二之三是也。至《大畜》则云《大壮》初之上；《无妄》则云《遁》上之初；《损》则云《泰》初之上；《益》则云《否》上之初。依诸例则：《大壮》初之上《鼎》也；《遁》上之初《革》也；《泰》初之上《蛊》也；《否》上之初《随》也。此则以初爻加于上爻之上，上爻续于初爻之下，与两爻相易者迥别……”焦氏即指出虞翻解释此四卦（《大畜》、《无妄》、《损》、《益》）不用“两爻相易”，而是“以初爻加于上爻之上，上爻续于初爻之下”的办法折中生卦，即成了有来无往或有往无来，一爻独动的局面。焦说是。按，此四卦虞氏不以“两爻相易”，乃由于：(1)《大畜》如言“《大壮》四之上”，则四阳已处上卦，不得合 “刚上而尚贤”之文，故不得不改谓“《大壮》初之上”，强合《传》意。(2)《无妄》如言“《遁》初之三”，则三阳已处内现来居初，不能合“刚自外来”之文，故不得不改谓“《遁》上之初”，以合《传》意。(3)《损》卦，《集解》引虞翻云“《泰》初之上”，虞注《系传》“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亦云：“谓《泰》初之上成《损》。”虞氏此说为有往无来之卦，且与他家如蜀才、荀爽之“上之三”所说有异，故焦氏非之。(4)《益》卦，《集解》引虞翻：“《否》上之初也”，亦为有来无往之卦，且与蜀才“四之初”之说有异。
其四，两爻同动。
焦氏：“《中孚》《小过》两卦，无所依附，(虞翻)则云：‘《中孚》，《讼》四之初也。此当从四阳二阴之例，《遁》阴未及三，而《大壮》阳已至四，故从《讼》来’。‘《小过》，《晋》上之三，当从四阴二阳《临》《观》之例，《临》阳未至三，而《观》四已消也’。所说殊，艰涩不易解。”焦氏又曰：“盖两阳爻齐之，乃成《小过》。两阴爻齐之，乃成《中孚》。无两爻齐之之理，而其例既穷，乃变其说为‘《讼》四之初’、‘《晋》上之三’。” 按，虞氏“卦变”说皆一卦内两爻互易(一变)，而生成它卦。惟《中孚》《小过》例外。依虞例，《中孚》当从四阳二阴之例，自《遁》《大壮》来。但自《遁》《大壮》来，必须两次“两爻互易”(即二变)，方能得到《中孚》，故虞氏不得不改谓：“《讼》四之初”。《小过》亦同，虞例《小过》当从二阳四阴之例自《临》《观》来，但亦须两次“两爻互易”(即二变)，才能得到《小过》，故虞氏只好改称：“《晋》上之三”。焦氏所谓“两爻齐之”，即指必须经过“二变”之意。由此，可以看出虞翻所谓的“卦变”已自乱其例。诸卦可两爻互易，经一变而得它卦，及至《中孚》《小过》一变不得，乃改称“《讼》四之初”、“《晋》上之三”，无怪焦氏责之曰：“虞氏自知其不可疆(强)通，姑晦其辞，貌为深曲，而究无奥义也”。焦说是。
其五，文不验例。
(例一)《蹇》、《渐》。焦氏：“《蹇》为‘《观》上之三’而称‘往得中’。《渐》为‘《否》三之四’而云‘进得位，刚得中’，为卦变之说者又穷……”按，焦氏此说，实已指出汉人“卦变”说与《传》文不合，文不验例。
其六，牵合解卦。
(例一)《睽》。焦氏：“《晋》《鼎》《睽》皆云：‘柔进而上行’，谓《观》四进五成《晋》，《遁》二进五成《鼎》，《晋》《鼎》二卦自十辟，似矣！而何解于《睽》？以十辟例之，《睽》宜为《大壮》三之上之卦，《大壮》三之上，则‘刚进’，非‘柔进’。求诸十辟不可得，乃以为《无妄》二进而之五。夫《无妄》非十辟也。《无妄》二可进于五，则《讼》初亦可进于五，《中孚》四亦可进于五，皆上行得中，又何说之辞乎？”按，焦氏此说，即指出汉人之“卦变”说不仅与《传》文不符，乃至于为了牵合《传》文，如《睽》之“柔进上行”，乃将“《大壮》三之上”窜说为“《无妄》二之五”，实已自乱其例，不足为信。
(例二)《贲》。焦氏：“《贲》传云：‘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明以二语分释《彖辞》。所谓‘亨’、所谓‘小利有攸往’，谓‘柔来’，为《泰》上之二，何以得‘亨’？已牵强难说。若《泰》二之上，明是‘刚往’，不是‘柔往’。刚大柔小，常例也。乃以刚上为‘小往’，不且阴阳谬戾乎？”焦氏所谓“明以二语分释《彖辞》”，是说《传》文“柔来而文刚”是解释“贲亨”，“分刚上而文柔”是解释“小利有攸往”。因而如依虞翻“卦变”说《贲》从《泰》来，《泰》上之二，则：第一，《泰》上六之乾二，是“柔来”，不得言“亨”；第二，《泰》乾二之上六，是“刚往”，刚大柔小，“刚往”不得言“小利有攸往”。焦氏由是判断，这不是经、传不合，乃“卦变”说为非。
(例三)《噬嗑》。焦氏：“《噬嗑》传云：‘刚柔分，动而明，雷电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以……《噬嗑》为《否》初之五，似矣！乃《噬嗑》之‘柔得中而上行’，承‘雷电合而章’，则所谓‘上行’者，言合而不言分，分之不可为合，犹大之不可为小也。顾‘上行’既指合不指分，则以《否》初之五为‘刚柔分’者，即不得以‘上行’为‘《否》初之五矣’。”按，《噬嗑》卦《集解》引虞翻、卢氏、侯果诸家说，皆以为《噬嗑》自《否》来，《否》五之初。焦循即指出其偏失，以为《传文》“噬嗑而亨，刚柔分”自是一段，谈的是“分”；“动而明，雷电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自又是一段，谈的是“合”。但虞翻诸家同以“《否》初之五”释“刚柔分”，又以之释“雷电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是混淆错乱，不足为据。
(例四)《讼》。焦氏：“《讼》传云：‘讼有孚窒愓，中吉，刚来而得中也。’……以为‘《遁》三之二’，《遁》二三皆正，一经卦变，而皆不正。二五两刚不正，而可谓之吉乎？”焦氏此即指出“卦变”说《遁》二三从正之不正，反谓为吉，与经意不符。
最后，焦循给汉人“卦变”说作了总结，谓：
然则卦之来也，自《乾》《坤》，一也；自六子，二也；自十辟，三也；上下相加，如《损》《益》，四也；上下刚柔相变，如《小畜》《履》，五也；两象易，六也；两爻齐之，如《遁》先生《讼》，次生《中孚》，七也。谓诸卦各有所自来乎？谓每卦兼有所自来乎？余于此求之最深最久，知其非《易》义所有，决其必无此说。
夫《乾》《坤》索为六子，八卦错为六十四，相摩相荡，而设卦之义已毕。其旁通以各正性命，时行以自强不息，则爻之变化也。今谓卦之来由于爻之变，其谬一也；诸卦生于六子，而六子又生于诸卦，其谬二也；一阳之卦不生于《剥》《复》，一阴之卦不生于《姤》《夬》，与《泰》《否》《临》《观》等例参差不一，其谬三也……然一阳之卦有四，皆可兼自《复》《剥》来，一阴之卦有四，皆可兼自《姤》《夬》来。与《革》《鼎》《屯》《蒙》《坎》《离》《颐》《大过》之于《遁》《大壮》《临》《观》等，于彼于此，无所归附，其谬四也；至于《晋》《讼》可生《中孚》《小过》，《噬嗑》可生《丰》，《贲》可生《旅》，蔓衍无宗，不能自持其例，其谬五也。
透过焦循对汉人“卦变”说的批评、总结，我们可以得到几点启发：第一，汉人提出的“卦变”说不可信，焦氏验诸实例，犹捕盗而获赃，终得以关盗之口。第二，焦循提出：“夫《乾》《坤》索为六子，八卦错为六十四，相摩相荡，而设卦之义已毕。其旁通以各正性命，时行以自强不息，则爻之变化也。”这种认识与《易传》的生卦程序说相契合。其论“爻之变化也”则是认为64卦生成后阴阳仍可互变，此焦氏“之卦”说之所本。第三，焦循批评和总结汉人“卦变”说之偏失，在《易》学史上具有伟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