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涪陵学派”的深远影响
“涪陵学派”声名殆尽，不闻于世也久矣。究其原因，这与谯定有密切关系：首先是他与时政不合。靖康初年，因吕好问所荐，“钦宗召为崇政殿说书，以论不合，辞不就。”后来“许翰荐于朝，授通直郎”［8］（《艺文志》），至汴梁，适逢金兵大至，流落归蜀。后来虽有出仕愿望，但终因未能就职，无任何政绩可言，加之隐居四川青城山，世人皆以为与统治者不合，也为正统观念之不容。因此，在封建时代，统治者及后学者自然不愿宣传“道学化”的“涪学”。其次是他无著作传世。据《涪陵县续修涪州志·艺文志》载，谯定曾撰有《谯子易传》，但早已失传。“涪陵学派”的领袖谯定虽“师事程颐，遂得理学精义”，而为政之道、哲学思想、伦理道德及人性修养等观点与主张，使后学者无所本，故随着时间推移，“涪学”逐渐杳无声息。
值得肯定的是，作为一个理学家，谯定声名虽不太显著（就连《宋明理学史》都未能提及，很多理学辞典也未立传），但他却是理学从程颐的“洛学”发展到朱熹“闽学”的一个重要的过渡和承传人物。“定《易》学得之程颐，授之胡宪、刘勉之”等，胡宪、刘勉之又授之朱熹。朱熹受学于胡宪“为最久”（《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七）。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朱熹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绍道统，主人极，为万世宗师”（黄榦语），其“思想经过统治阶级推崇宣扬，成为了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对南宋以后的封建社会以至日本等海外国家和地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18］ （第191页）。程朱理学能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正统思想，“涪陵学派”特别是谯定功不可没。客观地讲，谯定及“涪陵学派”在整个程朱理学的形成过程中至少起了一个承传作用。如果没有谯定及“涪陵学派”，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等将会改写。这是“涪陵学派”在全国范围内所作的巨大贡献和深远影响。
就地方而言，“涪陵学派”的深远影响，凸现在：
第一，如前所述，由于谯定注重培养地方学者，在南宋初年，整个四川的“涪学”逐渐发展壮大，并日益成为蜀中学术主流。特别是再传弟子以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及以三传弟子魏了翁为代表的鹤山学派，均是四川涌现出来的在全国具有重大影响的学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程颐、谯定的理学，由两宋之际的“洛蜀之争”、“终莫能合”，到南宋中期的“洛蜀会同”以及“蜀学转型”，得益于“张栻之学返传回蜀”［12］，而完成这一任务的著名学者全部是蜀中人，如刘光祖、魏了翁等。《宋史·魏了翁传》云：“（魏了翁）丁生父忧，解官心丧……由是蜀人尽知义理之学。”明人张之厚也指出：“历魏晋唐宋二千余载，而蜀人咸知义理之学，自鹤山先生（即魏了翁——笔者注）始。”［１９］
第二，自“易从伊洛入涪来”之后，谯定“助颐凿北岩点易洞”，“并于颐前朝夕聆教，其理学造诣愈深，遂使‘程学’在涪传播。”［20］ （第121页）后经过谯定以及“涪陵学派”其他学者的传扬，遂使涪陵成为理学“发祥圣地”。由是，著名理学家、诗人如尹焞、罗从彦、陆游、朱熹、范成大等，接踵至涪或凭吊先师，或聚徒传道，或登临胜境，或题咏刻壁。真可谓“少小咸来，群贤毕至”，涪陵借以名扬天下。《同治重修涪州志·艺文志》收录的大量文学作品中，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有关北岩及点易洞的散体文6篇，诗歌51首。另外，北岩石壁题刻计57幅，黄庭坚、朱熹等人的题刻至今清晰可见。［21］ （第96页）同时，“涪陵学派”也“使涪陵的地域文化注入了易学的深厚内涵”［７］：一是南宋淳祐十年（1250）涪州知州赵汝廪主持刊刻朱熹编著的《易学启蒙》一书，供州人学习和研讨（见《涪陵市志·大事记》）；二是南宋至清代，研习易学者众，著述颇丰，如，有谯定《谯子易传》、蔺希夔《易注》、况抡标《周易一说》等等。［8］（《艺文志》）而今在全国医药界享有盛誉的太极集团，从理念、药名至疗效等均注入了易学内涵。由此，“涪陵地域文化就不仅只属于渝东南这块土地，不再轻飘和单薄”。［７］
第三，“涪陵学派”领袖谯定与程颐“游咏”《易经》、探讨理学的北岩“钩深堂”（宋绍圣四年黄庭坚题），后相继成为尹焞、罗从彦、朱熹等理学大师的讲学之所。由是，北岩钩深堂一时“名流汇集，后学辈出”，有“文风齐两蜀，仙洞接三都”之誉。特别是宋嘉定十年（1217），涪州知州范仲武将北岩钩深堂改建为北岩书院后，朱熹的弟子（“涪陵学派”的骨干）涪州人 渊不仅讲学于此，而且亲任堂长达20余年。从南宋时的北岩书院到清朝乾隆年间之后的钩深书院，“涪陵学派”的重要场所——涪陵北岩一直是涪州讲学、办学之所在地，被涪州人誉为“涪陵教育的发源地”。［22］（第39页）在封建社会后期的近800年中，对涪州文化与教育的发展、涪州人才的培养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使古之涪州“科名雀起，人文蔚盛”（康熙五十三年《涪州志》序），“伟人才士接踵辈出，甲于两川东西者千百余年”（《同治重修涪州志》序）。
在以上众多的人才中，还出现了一批佼佼者：贤良忠臣夏邦谟、周茹茶、陈计长等，文学家、史学家贾元、萧学句、何浩如等，学者、书法家周煌、石彦恬等……。正是这些人才，铸造了涪陵文化与教育昨日之辉煌。此外，明清两代涪陵出现了400多位朝廷命官被派往全国各地，他们又是涪陵地方文化向外传播的使者，提高了涪陵在全国的知名度。
总之，易学“涪陵学派”在特定的背景下形成，有其自身的特点，对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程朱理学”的形成，起到了承传作用，对四川特别是涪陵的文化与教育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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