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形成于两宋交替时代而极盛于南宋的易学“涪陵学派”，具有悠久的理学传统、庞大的学术队伍、强烈的爱国感情以及浓厚的地域特色等特点。该学派对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程朱理学”的形成起到了承传的作用，对四川特别是涪陵的文化与教育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涪陵学派；程颐；谯定；易学；程朱理学
On the formation, characteristic and far-reaching influences of the School of Fuling of the Yi learning
Abstract: Forming at the turn of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Song dynasties and reaching its prime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School of Fuling of the Yi learning enjoys an age-old idealist Confucian tradition, owns a large contingent of scholars, fervent patriotic sentiments and local characteristics. This school exerted a succeeding and spreading function for CHENG Yi and ZHU Xi's idealist Neo-Confucianism formed in the late Chinese feudal society, and had an extremely far-reaching influence upon the culture and education of Sichuan province, especially, the area around Fuling.
Key words: the school of Fuling; CHENG Yi; QIAO Ding; Yi learning; CHENG and ZHU’s Neo-Confucianism
有宋一代，学说纷争，学派繁兴，他们或推寻宇宙之真理，或探索人生之究竟。在众多学派中，或以代表人物之所在州县命名，如“洛学”、“蜀学“、“关学”、“婺学”、“闽学”等，或以学派创始人姓氏命名，如“吕学”、“朱学”、“陆学”等。而涪州（今重庆市涪陵区）人谯定首创的学术派别，时人称“谯学”或“涪学”（即“涪陵学派”），今人称为“洛学的涪陵学派”［１］或“涪陵学派”。笔者试图在文中探讨易学“涪陵学派”的形成、特点与深远影响，以就正于方家。
一 、“涪陵学派”的形成
“宋代作为中国历史上中古近古的转换期，其承前启后的地位与顾往盼来的姿态，又显示出深泓的涵量与迷人的魅力。论学术，向以汉宋并称；论文学，则唐宋并举；论学术，又宋元同列；科学技术的发展，宋代更是超前蔽后。可以说，宋代是中国封建文化繁荣发达面积最广、程度最高的时代。”［２］（第1页）之所以能凸现这样一时代 ，必然与学术的空前繁荣 、学派的林林总总关系密切。“涪陵学派”形成于两宋交替时代 ，极盛于南宋。其形成当有其特殊的背景及原因。
政治之影响，是“涪陵学派”得以发生之外缘。赵匡胤建立北宋政权之后，奖励儒学，曾对其侍臣曰：“朕欲尽令武臣读书，知为治之道。”由是臣庶始贵文学。［３］（第7页）太宗年间（976—997），令史官撰《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巨著（集）以及求天下古籍等举措，使无数士人认识到学术之重要。仁宗庆历四年（1044），又诏令天下州县立学。“由是学校之设遍天下”（《文献通考·学校考七》）。学校之兴，书院林立，促进了学术思想的发展。在科举考试方面，真宗时“提倡尊孔崇儒，并规定科举考试要考儒学经典，由是儒术得以复兴。”［４］ （第211页）至仁宗时，宋郊等人又上奏曰：“先策论，则文词者留心于治乱矣；简程式，则宏博者得以驰骋矣；问大义，则执经者不专于记诵矣。”（《宋史·选举志》）由此，一代学术，迅猛勃兴。此乃“涪陵学派”形成的政治背景。
程颐贬涪州，是“涪陵学派”形成之导因。据《宋史·道学传》程颐本传载：“绍圣中，削籍窜涪州。”［５］ （第1442页）绍圣四年（1097）二月，诏追毁其出身以来文字，放归田里。同年十一月，程颐被遣送四川涪州编管，由地方官管制，遂失去了居住的自由。《同治重修涪州志》载：“渡江老殳，涪陵人。伊川先生谪涪，渡江，中流，舟濒覆，人皆哭，伊川独正襟危坐如常。及岸，老殳问曰：‘当船危时，君正坐，色甚壮，何也？’伊川曰：‘心存诚敬耳。’老殳曰：‘心存诚敬，固善，然不若无心。’伊川欲与之言，而老殳径去。”［６］（第572页）程颐到涪州，对自己的心态稍作调适后，于次年（1098）便在被管制的艰苦环境中，在北岩普净禅院辟堂讲学，潜心“点易”，并于元符二年（1099）正月，撰成《周易程氏传》，作有《易序》。可以说，程颐是“易从伊洛入涪来”（李廷龙《登北岩》）的关键人物，也是“涪陵学派”形成的启蒙人物。涪陵学者谯定就是在其学术威名影响下，决定从程颐学《易》经，并深得伊川洛学之精髓，后自成“涪学”或“谯学”。故“涪人祠颐于北岩”［５］（第1442页）。所以 ，今人有言：“宦海折戟，偏安涪陵，这是程颐的不幸，却是涪陵的大幸。”［７］
涪陵学者谯定从颐学《易》并首创门派，是“涪陵学派”形成之关键。据《宋史·隐逸传》本传载：“谯定，字天授，涪陵人，少喜学佛，析其理归于儒，后学《易》于郭曩氏（北宋南平人，今重庆綦江人——笔者注）。……定一日至汴，闻伊川程颐讲道于洛，洁衣往见，弃其学而学焉。”谯定学成之后，“浩然而归”。“其后颐贬涪……北山有岩，师友游泳（咏）其中。”［５］ （第1524页）据《涪陵县续修涪州志》卷十九“艺文志”载，谯定曾“从伊川先生于汴。伊川贬涪，欲与同修易书。”［８］从以上引文可见，谯定两度从伊川。今人马培汶先生说：“程颐对易学的许多精妙理解，都被谯定学习、继承和借鉴，谯定从而成为‘洛学’入蜀的关键传人。”［９］而洛学入蜀的“重要场所是涪陵北岩的普净院”（即后来的北岩书院）。
“涪陵学派”既是一个学派，学术成员就并非三五人。笔者以为：从谯定上承程颐，下启朱熹、张栻、吕祖谦等的发展进程看，“涪陵学派”应由三部分人构成：一是土著涪陵人，主要有“涪陵学派”的创始人谯定以及“贤而有守之士”［８］（《人物志》）崔彦直及谯定的三传弟子 渊（南宋后期曾执掌涪州北岩书院达20余年），他们是该学派之领袖；二是谯氏门人，据《宋史》本传载：“定易学得之程颐，授之胡宪、刘勉之，而冯时行、张行成则得定之余意者也。”［５］ （第1524页）除这几个关门弟子外，朱熹、陆游等为谯定的再传弟子（见下图）。他们是“涪陵学派”之中坚和骨干；三是流寓涪州之理学家，如罗从彦、尹焞、朱熹等，他们有的是谯定的同门师兄（弟），有的是谯定的再传弟子，他们在涪陵或探讨理学、研习《易》经，或定居北岩，聚徒讲学。尹焞、朱熹在涪州皆有题壁诗。尹焞《偶感贴壁》诗云：“少蒙师教指迷津，老读义经味入神。无限青山随意好，强来骑马踏红尘。”朱熹《北岩题壁》诗云：“渺然方寸神明舍，天下经纶具此中。每向狂澜观不足，正如有本出无穷。”［８］ (《艺文志》)他们是 “涪陵学派”的重要成员，对学派的形成起推动作用。笔者现根据《宋元学案》理出“涪陵学派”之学统渊源及学术传承关系图：
(从略)
二 “涪陵学派”的特点
据《宋史》谯定本传载：程颐回洛阳后，一日，“袁滋入洛问易于颐，颐曰：‘易学在蜀耳！盍往求之？’”［５］（第1524页）就连程颐都不得不承认“易学在蜀”的事实。这究竟是因为谯定“得闻精义，造诣愈至”［5］（第1524页）之因，抑或是“涪陵学派”已然具备自身特点呢？笔者以为，这是因为以谯定为首的“涪陵学派”已具雏形，并独具特色。综观南宋之“涪陵学派”，其特点如下：
（一）悠久的理学传统。宋代的理学以程颐和朱熹为代表人物，南宋至今，人称“程朱理学”。在程颐（1033—1107）与朱熹（1130—1200）相间的百年岁月中，涪陵本土学者谯定（生卒年不详，只知“年百三十岁不知所终”）却在中间起一个过渡与承传作用。谯氏上宗程颐理学，下授刘勉之、胡宪，再由刘、胡二人将理学授与朱熹。谯定及涪陵学派之功绩不仅在于“洛学”入蜀，更在于让“涪学”出蜀，由西南至江南，尔后至全国。并在南宋后期至前清的六七百年中被历代统治者奉为儒学正统。故八百年前（1208）的涪州牧范仲武在程颐塑像两侧撰写对联云：“洛水溯渊源诚意正心一代师宗推北宋；涪江流薮泽承先启后千秋俎豆焕西川。”［10］（第1407页）毫无疑问，对联已阐明其传承关系。谯氏的理学思想就是通过其弟子及再传、三传弟子们扩展开去 ，“使程颐、谯定在涪陵开创的理学研究得以发扬光大 ”［9］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谯定弟子刘勉之的学术思想对其女婿朱熹有重大影响，《宋史·刘勉之传》有言：“熹之得道，自勉之始。”
（二）庞大的学术队伍。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言：“后以《易》学授刘白水勉之、胡籍溪宪，而冯时行、张行成则得先生之余意者也。”［11］ （第1079页）谯氏“门人和再传弟子有二百人以上”［12］。“谯氏三传”弟子则更多，仅朱熹、吕祖谦、张栻三人的弟子就达数百人之众。可见，谯定的二传、三传弟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学术队伍，特别是朱熹及其学生更是一个有势力的学派。仅举一例可证：“在庆元年间，其（朱熹）政敌就已担心在朱熹死后四方来会葬的将达千人，议论时政，褒贬人物，可能掀起一场政治运动，故请政府下令禁止。”［13］ （第424页）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宋元学案》100个学案中，谯氏门人及再传、三传弟子涉及的学案多达35个，占三分之一强。故王梓材说，谯定“先生固程门一大宗也”［11］ （第1079页）。从“蜀人敬礼，不敢名，称之曰‘谯夫子’”中可见谯定在南宋学术界的地位与影响。
（三）强烈的爱国感情。谯定在政治上一直是主战抗金，反对朝廷一味妥协退让。他还告诫其弟子应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在他的教诲下，谯氏门人多为主张抗金之名将，其中，尤以冯时行、张浚为最。绍兴八年（1138），当秦桧主张与金人议和时，冯时行出于爱国忠心，直言上奏皇上：“金人议和，何足深信？”后虽被宋高宗斥为“杯羹之语，朕不忍闻！”并因此逐出京师“知万州”（今重庆市万州区），但冯氏忠义报国之情时人称羡！冯时行的人生宗旨为：“上无负于明天子，下无负于贤方伯，幽无负于鬼神，明无负于庶民。”［14］ （第45页）谯氏另一弟子张浚，在宋高宗、孝宗两朝供职，官至丞相，也是南宋著名的爱国名将。他曾面对金人的虎视眈眈，上奏朝廷：“当今事势，譬如养成大疽于头目心腹之间，不决不止。”他因此触怒秦桧，被贬至永州。“先生去国几二十载，天下士无贤不肖，莫不倾心慕之。”［11］ （第1417页）难怪宋高宗视他为“一飞冲天”的“羽翼”，宋孝宗把他当作“不容摇夺”的“长城”。史家评论张浚曰：“儒者之于国家，能养其正直之气，则足以正君心，一众志，攘凶逆，处忧患，盖无往而不自得焉。若张浚者，可谓善养其气者矣！”谯氏的再传弟子陆游更是一位“本意灭虏收河山”（陆游诗句）的爱国诗人和政治活动家，一生之中曾因力主抗战屡被罢官，直至晚年罢官回山阴故土之后，报国之情始终不渝。临终前还写下了那首千古绝句《示儿》诗。仅此数例可见，“涪陵学派”具备爱国家爱民族的宝贵传统，在国家、民族危难时，或“职所当为者，悉明目张胆言之”［15］（《艺文志》，第640页），或挺身而出，为国捐躯。
（四）浓厚的地域特色。涪州人素有“人多憨勇……其人性质直”［16］ （第83—84页）之特征。“涪陵学派”之成员大多如此。《宋史》本传载：谯定面对“崇政殿说书”之职，能“以论不合”之故而辞去；面对他人与其衣食能“不受”，能“委金而去”、“袖而归之”，其“自立之操”何等高洁！［5］ （第1524页）谯定“为人高风亮节，公正廉洁”，故蜀人称为谯夫子。涪州另一理学家崔彦直也是“贤而有守之士”（《直斋书录》中黄山谷语）。谯氏门人冯时行出知万州（今重庆市万州区）时，倍受百姓爱戴，称他为勤政爱民的“三巴贤守”。谯氏另一门人胡宪，平生淡泊功名利禄，好隐于山林，胡安国“称其有隐君子之操”。［5］ （第1524页）可见，谯氏本人及其众多弟子都能“恪守儒家贫贱不移的立身情操 ”。谯定重视培养地方学者，在谯氏门人中，有三个为蜀中人，其中冯时行是恭州乐碛（今重庆市璧山）人，张浚为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县）人，张行成为临邛（今四川邛崃县）人。在其再传弟子中，张栻、魏了翁等也是蜀中人。“到南宋初，蜀中理学逐渐发达，形成风气，日益成为蜀中学术的主流”，并“涌现出不少理学大师，撰写大量理学著作……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相当地位。”［17］ （第323页）这无疑与谯定重视培育地方学者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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