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杨向奎先生博大精深的学术体系中，易学研究是一个重要内容。关于《周易》的来源和性质，关于《周易》和易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影响，关于中国易学的发展等问题，杨先生都有所探究、有所创获。杨先生的易学研究是多视角、全方位的，既有对《周易》和易学文本及其相关材料的具体而微的开掘、考证和阐释，又有对易学史及其相关问题的宏观认识和总体把握。杨先生没有拘泥于传统的象数与义理之分，而是将二者熔为一炉，融会贯通，综合超越，始终注意将易学问题置于宏大的思想文化背景和流变中来系统考察，将易学研究建立在文化史、社会史研究的基础上，从而更好地展示了易学演变的脉络和规律。
关键词：杨向奎；易学；周易；中国思想史
On Mr. YANG Xiang-kui’s achievements on the Yi learning
Abstract: The studies of the Yi learning occupy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Mr. YANG Xiang-kui’s profound and extensive academic system. Mr. YANG had explored and achieved in all the following research fields such as the origin and quality of Zhouyi, the position and influences of Zhouyi and the Yi learning in the Chinese ideological cultural history,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Yi studies, and so on. Mr. YANG studied the Yi learning in all domain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He not only had made a concrete and complete exploration to, textual research 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Yi learning text as well as materials related, but also paid attention to a macro-understanding and total seizing of the history of the Yi learning and issues related. Not rigidly adhering to the traditional division of the Yi learning into the school of image-number and that of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s, but fusing them into one and making a transcendence over either, Mr. YANG would put the Yi learning in a magnificent ideological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evolution to make a systematical observation, and based the Yi learning studies upon the studies of 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 to reveal the traces and rules for the Yi studies development better.
Key words: YANG Xiang-kui; Yi learning; Zhouyi; Chinese ideological history
众所周知，杨向奎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学者，他的《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西汉经学与政治》、《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清儒学案新编》等著作，他的曹雪芹与《红楼梦》研究，都在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作为经学研究的一大重镇，对居于六经之首的《周易》和易学，杨先生也在各种著述中多有探析，其研究方法和成果在20世纪中国易学发展史上同样占有重要地位。笔者不揣谫陋，撰成本文，藉以表达对杨先生的深切缅怀和无限景仰。
一、关于《周易》的来源和性质
杨向奎先生指出：《易经》是卜筮书，但其中蕴涵着深奥的哲学理论，《易传》则是前期儒家本孔子意旨而发挥。在《易》卦起源问题上，杨先生赞成以张政烺先生为代表的数字卦理论，并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说：“我们……曾经看到在卜骨上的筮卦，即在卜骨上表示卦义的数字，这是古文字学家的发现，但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为什么在卜骨上有筮卦？这数字究竟是记载筮卦的数字，还是和卜骨本身有关，如果是筮卦数字，为什么刻在卜骨上？这些刻字都和其余卜辞不相干，那么只能说它是记事，即记筮卦于卜骨上。如果不是记事，即卦数与卜骨有关，也就是由卜而逐渐有卦的内容，即筮出于卜，筮出于卜后，然后筮成《易》而前进；卜则限于骨甲，无发挥余地而渐衰，是龟短而筮长。战国而后卜几乎消灭，而卦普遍流行。《易经》外有《易传》，《易》亦由筮书变为有丰富理论的哲学典籍。殷人已经用筮，说明宗周继承了此一传统……。”［1］（第216页）《周礼·春官·太卜》曰：“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2］汉代人提到《归藏》为殷易，而近年在湖北江陵王家台出土的秦简《归藏》也证明，殷人已经用筮，殷易之说是有根据的，杨先生此论也是深中肯綮的。
古往今来，关于“周易”之“周”何指，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说法，或说为周普、普遍之义（郑玄、陆德明等），或说指周代，《周易》即周代之《易》（孔颖达、程颐、朱熹等）。杨先生同意后一种说法，并从图腾崇拜的角度加以论证。他说：“周易”之“周”是指周朝，宗周是黄帝一系的正统，他们的图腾崇拜是龙，这与《周易》之以“龙”为主要象征是有关的。同时，杨先生又论及刚柔与中这《易》中“三德”的来源，指出：“‘三德’的命题不是来自宗周正统派的思想体系中，而是来自申楚系统的南国文化。这个系统出自古老的炎帝一支，齐许申吕是炎帝后，与楚为邻，申为楚吞并后，两者为一，而楚国文化遂多申的色彩，可以称之为‘申楚文化’”。“南国多申巫，而申巫是古代文明的载体及传播者”。“孔子时申楚尚多巫卜”。由此入手，又通过分析《尚书》中的《吕刑》、《洪范》与《易经》的内在联系，杨先生认为，《易经》与申楚关系密切。［1］（第398-399页）的确，近年出土的简帛《周易》及不少学者的研究成果都表明，《易经》是南北文化系统综合融会的结果，《易传》和易学是以儒家、道家为主而又综合百家、超越百家的产物。杨先生的论断是正确的。
与此相联系，杨先生注意从社会信仰发展的角度来探讨《易》之起源。他说：“因有信仰而祭神，因祭神而有明堂、太室；祭神为了祈福，因祈福避祸而求神先知；因求神示乃有贞卜；贞卜有术，在商则为龟甲兽骨之卜，西周逐渐由贞卜而转于筮占，于是《易》卦兴而有《周易》，遂为经书之首，由卜筮书转为哲理古籍，《易传》不同于《易》卦，非卜筮所能范围者。卜筮神秘，理解其内容为巫祝专职，演为哲理亦多不可解，千百年来注解者繁，王弼注代郑玄后，《易》为三玄之一，后来中国传统哲学各流派多与此书有关，由巫祝而哲而玄，乃《易》之三变也。”［1］（第210-211页）这些论述皆颇具卓识。
在《汉书·艺文志》中，承于《易传》及司马迁等人关于《周易》产生过程的说法，班固提出了“人更三圣”的观点，认为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为六十四卦，并作卦辞、爻辞，而孔子则作《易传》（十翼）。后来马融改造、发展了这一观点，提出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的说法，并为后来的陆绩、孔颖达等人所接受，以至于宋代朱熹又概括、总结出了“人更四圣”之说。在杨先生看来，这一说法虽不能完全信以为实，但也绝非毫无所本、毫无学术价值的向壁虚造。他指出：“文王演《易》之说，虽有争论，但《易》之来源甚古，殷商已见端倪，宗周之初有所发展当无疑问。其初因奇偶而有八卦，八卦不能尽变化，重为六十四卦，而加卦辞、爻辞，初为巫祝专职，西伯幽囚演《易》而有所推演”。“原始卜筮都为巫祝专职，他们是古代最渊博的学者，八卦之重，爻词、彖词之设，没有他们的参与，无法完成。他们多是无名专家，孰为《易》之加工者，当无可考。但文王演《易》之说，被轻轻否认亦无据，巫祝卜筮都为王家服务，以文王、周公之才而习《易》，因习《易》而演《易》而重卦，舍巫祝而自为之，此所以有文王、周公之参与。文王、周公固饱经忧患者，‘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正合符者”。他还称引高亨先生之说，认为平实近理，最为得体。［1］（第109-111页）论及孔子与《周易》的关系，杨先生不同意所谓《鲁论》之说，肯定孔子学《易》乃史有其事。《论语·述而》记孔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为政》则记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3］杨先生将这两段话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在总结何晏等《论语集解》以来有关成果的基础上，指出：“‘知天命’与‘学《易》’是相通的，学《易》然后知天，故云‘五十而知天命’。”［1］(第289页)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之《要》的记载以及近来一些学者所作的相关考辨，已经基本证实了杨先生的结论。
二、关于《周易》和易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影响
作为中华文化的源头和主干，《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周易》和易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影响至深，在中国学术史、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极为重要。杨先生对此也有所论述。他说：“《易经》学者之注释多本于《易传》，而《易传》乃前期儒家本孔子意旨而发挥。后来变作儒家的正统思想，随着孔子儒家在我国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取得正统派的地位，这种传统思想变作我国正统思想，它教育着我国人民，陶冶着我国人民的情操。”［1］(第398页)孔子“刚健中正”的思想，主要是在继承《周易》之说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庸》是子思撰述的书，正是他理解了孔子对于‘刚健中正’的评价而有的著作。《中庸》之道源自《易经》，所以子思依傍《易传》而著书。在十翼中《文言》、《系辞》发挥儒家的《易》理最多，而《中庸》无论在义理在文辞各方面都与上述两传相近，完全可以纳入《易传》的行列中，变作‘十一翼’，不会有‘非我族类’之感。”杨先生还列举了李心传、朱熹、项安世等前贤以《中庸》说《易》的例证。［1］(第404-405页)确实，直到近世，熊十力先生还在强调“《中庸》本演《易》之书”［4］(第313页)。杨先生的观点正是在对前人之说加以综合创新而成的。由《易》《庸》关系出发，杨先生肯定了易学在儒家自身改造过程中的作用。他说：“《中庸》是发挥《易·乾》当位、刚健中正之德的大著，因之列它于《易传》中，不会有生疏之感，在哲学上它完成了《大易》刚健中正的道德哲学体系，这种道德哲学是儒家的‘本体论’。本体是恒量，表现在中华民族的性格上，它是‘极高明而道中庸’，表现在个人身上它也是完整的中庸之道。在儒家本身的改造方面，它使一个以相礼为业而乞食的团体变成一个刚健中正的君子儒。”［1］(第406页)
杨先生还高度评价了《周易》和易学的宇宙观，特别强调了其在自然科学史上的价值和影响。他说：“《易》以奇偶为阴阳，阴阳合而万物生，遂为中国传统哲学最古老的宇宙观。在世界科学史上原始阴阳说，盖优于原始原子说；无阴阳奇偶之辩证发展，则原子说亦无能为力。宇宙渊泉，必须有正负能量之载体，古代哲学家名之曰阴阳，阴阳变化无穷，则宇宙之所由生。”［1］（第109页）“‘一’代表阳而‘六’代表阴，符号是‘—’，‘--’；阴阳的发现及其无限的发挥在中国社会思潮中有无比的作用。我们以为，宇宙的动力是阴是阳，当然阴阳不是无物质的力，它们有载体，也就是任何具体事物都有阴阳两性，不能有脱离具体事物的阴阳‘离子’，但人们可以概括宇宙为阴阳组成。阴阳的发现，早于西方的原子说而优于西方的原子说。到现在为止，在哲学上、在基础科学上，正负、阴阳的概念永不可少，没有它们的存在也就没有宇宙，保持它们之间的平衡，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生态平衡’。”［1］(第212-213页)“在《易》卦中，有乾坤六爻在变化不已，以‘—’为乾，以‘--’为坤，在世界数学史上，这就是‘1’与‘0’的二进位制，在现在科学上产生了良好的作用，但在先秦儒家的理解中，其中的意义远不止此，他们于其中发现自然万物发生发展的道理。他们以乾‘—’为阳，以坤‘--’为阴，阴阳两者而成一体，有此阴阳二体的交互变化而生万物，生生为‘易’。因此他们为《易经》定性，这不仅是一部卜筮术，它是在模拟自然的变化、生生。现在的自然科学家以大功率的粒子对撞机模拟自然的演变，因而探索宇宙的起源。我们古代的《大易》学者也是在作这种探索，他们有图有表，在《皇极经世》中，邵康节试图用数学的方法来说明自然界的发展。我们不能说他们是‘白日做梦’，他们的意图明确，要探索自然，自然不是神造，《大易》是一部模拟宇宙的‘圣典’，虽然还有待进一步探索。”［1］(第411-412页)我们知道，杨先生是一位对自然科学深有研究、颇有建树的史学大师，他对《周易》和易学的上述评价，是很有说服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