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张栻、朱熹的影响
（一）对张栻易学的影响
张栻乃张浚之子、南宋著名理学家。受其父影响，张栻易学亦强调《易》为载道之书，圣人之道存于《易》中，主张于《易》中发明义理，求得太极之道，并将其贯彻到哲学体系之中，而对理学思想亦有所丰富。
张浚“圣人作《易》，将以载道”的思想影响到张栻，张栻也以《易》为载道之书。他说：“《易》之书所以载道，以其载道，故不可远。……呜呼！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虽载道而不可远道，虽屡迁而未始有常，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者也，苟非其人，则道安能虚行乎？”［2］（卷二）认为《易》作为载道之书，圣人之道存乎《易》，人通过学《易》而求道，并将圣人之道弘扬开来，但如果远道而行，不能存道于人，则不能使道推行于天下。张栻认为，《易》书所载之道即天地人“三材之道”，他说：“《易》之为书，所以载三材之道，此其所以为广大悉备也。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此《易》所以六画而成卦，六位而成章。六者非他，乃三材之道也。”［2］（卷二）认为《易》道分三：天道、地道、人道，而立天之道为阴与阳，立地之道为柔与刚，立人之道为仁与义，《易》之道涵盖了自然天地和人类社会，是宇宙万物之本和人们思想行为的准则。
从《易》道为三出发，张栻把太极论引入《易》学，太极即是宇宙万物之本和三材之道的主宰。他说：
《易》有太极者，函三为一，此中也。如立天之道曰阴与阳，而太极乃阴阳之中者乎！立地之道曰柔与刚，而太极乃刚柔之中者乎！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而太极乃仁义之中者乎！此太极函三为一，乃皇极之中道也。［2］（卷一）
《易》之太极包罗了天、地、人，是“函三为一“的本体，无论是自然天地，还是社会人生，都有太极存在于其中，作为三材的主宰。并且，太极既分为阴阳、刚柔、仁义，又存在于阴阳、刚柔、仁义之中，作为它们之所存在的根据。太极是一个涵盖天人，贯通自然与社会人事的本体范畴。可见张栻的太极论哲学产生于《易》，他还说：“夫自太极既判，两仪肇焉，故阖户之坤所以包括万物而得阴也；辟户之乾所以敷生万物而得阳也。”［2］（卷一）张栻所谓太极，作为一个本体论的哲学范畴，是万物化生的根源，太极的动静产生阴阳二气，阴阳二气一阖一辟、往来无穷的变化又产生有形的人和万物，人与物皆本于此，皆以太极为最后的根源。张栻的太极论思想亦是对二程理学的丰富。
（二）对朱熹易学的影响
张浚提出的义理要建立在象数卦辞基础上的易学思想对朱熹易学产生了影响。受其影响，朱熹亦主张于象数、占筮中发挥出义理来，强调义理建立在卜筮之辞的基础上，不得与象数相脱离。强调以象数、卜筮求易理，这是朱熹易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他说：“盖其所谓象者，皆是假此众人共晓之物，以形容此事之理，使人知所取舍而已。”［3］（卷六十七）以象为表现理的外在形式。主张通过占筮，即象以求理，朱熹说：
读《易》之法，窃疑卦爻之词，本为卜筮者断吉凶，而因以训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训戒之意，而推说其义理以明之。……今欲凡读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虚心以求其词义之所指，以为吉凶可否之决，然后考其象之所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后推之于事。［4］［卷三十三，答吕伯恭（四十七）］
一方面，朱熹认为易学的发展经历了由象数到辞，再到义理的阶段；另一方面，人们占筮先求辞，再考象数，然后求其理。正因为《易》“本为卜筮而作，其言（辞）皆依象数，以断吉凶”［4］［卷六十，答刘君房（二）］，所以人们即象求理，须先占卜，以求卦爻辞的辞义所指，在这里面就包含了许多道理。把易学的发展阶段与义理的获得过程相互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易理包含在卜筮中，不得脱离象数和占卜之辞而求易理。他说：“《易》以占筮作，许多理便也在里。”［3］（卷六十七）并强调虽《易》本不为义理而作，但在占卜吉凶之中，自然体现了易理。朱熹指出：
圣人作《易》，本为欲定天下之志，断天下之疑而已，不是要因此说道理也。如人占得这爻，便要人知得这爻之象是吉是凶，吉便为之，凶便不为。然如此，理却自在其中矣。［3］（卷六十六）
伏羲作《易》，只画八卦如此也，何尝明说阴阳刚柔吉凶之理？然其中则具此道理。［3］（卷六十六）
即认为圣人作《易》时，并不是为了说道理，只是教人占卜，通过爻象及占卜之辞来说明其吉凶，以趋利避害，但在这个过程中，已自然体现《易》之道理。可见易理从卜筮中来，由象而明吉凶，然后才能推说义理。朱熹以象数、卜筮求易理的思想，既把易理的获得建立在象数、卜筮的基础上，又与只重象数而不及易理的倾向区别开来。
尽管张栻、朱熹都受到张浚易学的影响，然二人的易学亦有一些不同。这主要表现在，张栻易学更多义理的色彩，对象数的重视程度不及朱熹，虽然张栻也认为《易》之道中包括了占卜，但不止于此。为此，张栻曾就占卜问题与朱熹展开了讨论。张栻对朱熹《易》为卜筮之书的见解提出质疑，指出：“《易》说未免有疑。盖《易》有圣人之道四，恐非为卜筮专为此书。当此爻象，如此处之则吉，如此处之则凶，圣人所以示后世。若筮得之者，固当如此处。盖其理不可违，而卜筮固在其中矣。”［５］［卷二十三，答朱元晦(一)］张栻引《易传·系辞》“《易》有圣人之道四”的话，认为辞、变、象、占四者均为圣人之道，而不同意朱熹关于圣人专为卜筮而作《易》的观点。但张栻并未否定《易》的占卜之义，只是把卜筮作为《易》的一部分，而存于理中。这表现出张栻以义理为主的易学倾向，而与朱熹的易学思想有所区别。
张浚把《易》作为载道之书，其易学以重视义理并把义理建立在象数卦爻的基础上为特点，以此影响到朱熹和张栻，体现出张浚易学在宋代易学史上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１］张浚．紫岩易传［M］．四库全书［Z］．
［２］张栻.南轩易说［M］．张栻全集［Z］．长春：长春出版社， 1999.
［３］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朱熹集［Z］.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
［5］张栻.南轩集［M］.张栻全集［Z］.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