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张浚；易学；理学
ZHANG Jun′s thought by the Yi learning and its influences
Abstract: Taking Yi as a book carrying Dao, ZHANG Jun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elaboration of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s contained in Yi and regards image-number as the basis giving birth to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s. His Yi thought exerted influences on two famous neo-Confucianists of the Song Dynasty: ZHANG Shi, his son, and ZHU Xi. His Yi learn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Yi learning of the Song Dynasty.
Key words: ZHANG Jun; Yi learning; neo-Confucianism
张浚（公元1097—1164年），字德远，号紫岩居士，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市）人，南宋政治家、抗金将领，亦是程颐二传弟子，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精于易学。《宋元学案·赵张诸儒学案》称张浚曾受学于程颐的蜀中门人谯定，是伊川、东坡的再传弟子。即为程颐在蜀后学。伊洛之学经由张浚在蜀中得昌。又得到张浚之子张栻的发展，使得理学不仅在四川，而且在全国大盛。张浚于北宋徽宗时中进士，钦宗靖康时为太常簿。高宗即位建立南宋王朝，张浚除枢密院编修官。历任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等职。力主抗金，反对议和。率部屡次破金，给金兵以沉重打击。后被罢官，免去节度使，贬往连州等地居住二十余年。孝宗即位后起用张浚，派兵出击金兵，在宿州克捷。后在符离之战中，为金兵所败。隆兴二年（公元1164年），张浚又被主和派排挤，罢去相位，出判福州。张浚在去职路上听说朝廷议和，继续上书反对。途经余干病逝。
张浚不仅是一位著名抗战将领和政治家，而且是一位邃于易理、博览群书的思想家。著有《紫岩易传》、《春秋解》、《中庸解》、《论语解》、《中兴备览》、《奏议》、《张魏公集》等，有的已不传。其易学思想是他学术思想的主要内容，而与当时的宋代易学和理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探讨张浚易学，离不开宋代易学发展演进大背景。
宋代易学，主要分为象数和义理两派（亦有心学易学和以史解《易》者），其象数派又衍出图书之学。象数派渊源于汉易；义理派深受《易传》以哲理注《易》的影响。张浚把《易》作为载道之书，其易学以象数为本，亦受到图书学的影响；他重视对义理的阐发，同时把义理建立在象数的基础上，从中阐发性理之学，这体现了理学思潮崛起的时代特征。张浚的易学思想比较丰富，并影响到其子张栻和朱熹这两位著名理学家。张浚的易学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
一、“圣人作《易》，将以载道”
张浚继承二程“经所以载道”的思想，将其运用于易学研究，便是提出了“圣人作《易》，将以载道”的思想。他说：
圣人作《易》，将以载道，而传之天下后世也。书不能尽言，言不能尽意，无他，至道之妙，见于言者，非书可得而悉；寓于意者，非言可得而穷耳。不然，虽累千万言，亦何补于《易》哉！圣人为是，揲数以起象，因象以成卦，凡天下情伪不得遁其情。圣人之意既已默传，然后系之以辞，以发其象。故道以象显，言以书尽，意以言尽。书足于言，言足于意，皆本于自然之象，无毫厘丝发之差也。《易》之为道，于是无余蕴。变而通之，爻之所错也；鼓之舞之，道之所行也。天下之吉凶，至此而定，不亦尽利欤；天下之大业，因此而成，不亦尽神欤。［1］（卷七，系辞上）
认为圣人作《易》的目的是为了以《易》载道和传道，由于道妙不易把握，所以书不能尽言，言也不能尽意。也就是说，《易》作为载道之书，仅从书中之言辞是难以完全把握其所寓之道的。于是，圣人“揲数以起象，因象以成卦”，以反映天下事物之情伪；然后系辞以发象，道通过象得以表现，书中之言意都本于自然之象而无差，由此《易》道通过象表现出来。爻变通相错，道鼓舞而行，以此定天下的吉凶，以成天下的大业。张浚把《易》作为载道之书的思想，与纯粹将《易》视为卜筮之书的见解有所不同，尽管他也指出《易》有着揲数起象，因象成卦的内容和功能，但他强调道通过象数得以显现，道寓于天地自然物象之中，象和数也是反映自然物象的。就其重视道，把《易》作为载道的工具而言，张浚易学体现了理学崛起的时代精神，而与仅以《易》为卜筮之书，而不重阐发《易》中之道理的治《易》方法有别。
张浚所谓道，即太极之道，它是存在于天地之先，由太极之虚而产生万有，万物由此而得以产生。他说：
《易》以载道，于《易》书而违之，是背道也，其何以行于世哉？《易》本于天，肇于数，形于象，具于卦，变于爻，成于自然。盖太极之道在天地先，以我至虚，流出万有。圣人会太极于一心，因其自然，揲数以出之，立象以阐之，设卦以命之，画爻以通之，天地神明之理，阴阳不测之用，万物无穷之化，自形自色，自纤自悉，神理妙用，总括无遗。舍《易》而天地之理或几乎息，阴阳之用或几乎泯，万物之化或几乎绝矣。是故《易》道尚变，非故多变也，数不得不变，圣人不得于《易》而不变之。是故六爻之位谓之六虚，其道自太极虚中来，惟变所适，吻合于天地阴阳之数，圣人体其虚而用之，天下万物由是而得其生。［１］ (卷八，系辞下)
张浚指出，正因为《易》是载道之书，所以违背了《易》书，也就是违背了道。《易》书所载，自有它所依据的，即本之于天，肇始于数，形之于象，具于卦，变于爻，而成于自然。《易》书不过是圣人因其自然，把数、象、卦、爻等加以记录下来而已，以发明天地神明之理、阴阳不测之用、万物无穷之化等宇宙大法。在这里，张浚认为，《易》书所载的太极之道存在于天地之先，圣人会太极于一心，太极即圣人之心，由我心之虚，流出世界万有，天地万物因此而产生。张浚的这一思想明显受到邵雍“道为太极”、“心为太极”而产生天地万物之思想的影响。张浚进一步提出了太极为一，《易》以一起，《易》为一，我自得其一，反身而求，而万物皆备的思想，由此体现出太极之道的本原性。他说：盖太极以一运，一之所通，包括万法，天地阴阳万物之理皆不得遁其情，故道以之而显，惟变所适，莫穷其用。故德行以之而神，可与酬酢，裁天下之变而有余也。可与祐神，赞天地之化而不匮也。呜呼！《易》本无也，《易》以一起，圣人清明在躬，得一于心，神物应之，其志以定。一之所统，了无遗焉。以自然之数，发自然之象，阐自然之理，生化之功于此不息，而《易》道于以大明。后之学《易》者，诚能致知止之功，极静定之理，复诚明之性，《易》之为一，我自得之，反身以求，万物皆备。如是而后，能尽人道。人道尽，而后能克配天地，其功用至大，学者所宜勉旃。［１］(卷七，系辞上)
强调太极以一运，故作为载道之书的《易》亦以一起。此一包括了天地万法及万物之理，道以此而显。可见一也即是道，万事万物之理归于宇宙本原之一理。此一又得之于心，一统宇宙万物，没有外于一心的事物。《易》道通过生化之功的运行不息得以体现，而生化之功又是建立在“以自然之数，发自然之象，阐自然之理”的基础上。学《易》者须内求于心，自得《易》之为一，如此反身而求，则万物皆备于我。人效法于天，由此尽人道，以配天道，赞天地之化育，则天人合一，功用至大。这即是张浚所主张的《易》道原则。其中天道以生物为本，它是自然而然的。他说：“生物之功著，道之自然也。是故天道之大，在生物。生物者，天道之贞。君子协进生物之功，可以配天。”［１］ (卷二，上经·临卦)认为生物是天道的功能,而人协进生物之功，即可配天。而人道则以仁义为本，“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以尧舜仁义之道启沃君心，鲜不入矣”［１］ (卷五，下经·渐卦)。人道包括了仁义道德的内涵，可见其道是天道与人道的合一，具有宇宙本体与儒家伦理相结合的双重属性。
二、穷理尽性建立在象数卦爻的基础上
受时代思潮和二程理学的影响，张浚重视对义理思想的阐发，这也体现在他的易学思想里。不仅他认为，《易》是载道之书，圣人作《易》的目的是为了载道和传道，这本身就是张浚义理思想的反映，而与只以《易》为卜筮而不及义理的治理《易》者相区别；而且他在注解《易》的过程中，对义理多有阐发，反映了他对义理的重视。
道统论是宋代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道统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提倡从道不从君，强调仁义之道高于、重于君主之位。孟子、朱熹等均反对不行仁义的暴君，认为桀纣虽居君主之位，但却是贼仁贼义的独夫，独夫可诛，诛独夫不是诛君。这是儒家思想及理学道统论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张浚的易学也提倡这一观点，他在对《周易·革卦》的解释中亦盛赞汤武革命，反对桀纣暴君，从中阐发自己义理思想。他说：
文王德孚天下久矣，武王继之，始用革孚而革也。惟汤之革夏亦然。呜呼！革非德明著见之君莫能行之矣。……“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圣人因天地以明革也，天地以生物为心，其革也所以成四时，而生物之功于是不穷，春夏生养，秋冬肃杀，循环致用，于以见天地之仁。汤武法天，拯天下于涂炭中，而纳之于仁寿之域，汤武之心配天地，革于时为大，殆未可轻议也。［１］(卷五，下经·革卦)
指出汤武革命乃德明著见之君才能进行。汤武顺天应人，适时而革桀纣之命，“拯天下于涂炭中”，使亿兆民心信服；而桀纣之恶，则陷民于水火，失去了民心，为天地所不容。汤武法天，“圣人出而应天下之革”，革除暴政，推行仁政，故于时为大。张浚通过解《易》，肯定汤武革命，这充分体现了他的义理思想。
张浚并以义理为指导，批评君心不仁，致使流毒天下。由此他主张复其仁心，以仁德治天下。他说：
天下事至陵迟大坏，莫可支持，自人君心念始。君心不仁，而奢侈暴虐之为流毒天下，则邪佞得志，忠良退黜，日复一日，纲纪浸弛，蛊之为，由心起也。坤柔下消乾刚，仁心沦失，泰治以堕，风化于是衰矣。必复其心，蛊乃可治。……何谓治蛊，在仁德，在挈纲领而图其本。……夫事之弊坏非大振其纲领而务以仁德洽天下，使天下归心，则事莫之兴起。［１］（卷二，上经·蛊卦)
通过解释《蛊卦》，来阐发其以仁德治天下，纠正君主心中的坏念头的义理思想。张浚指出，天下事大坏，以至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均来自于人君心中不仁的坏念头。君心不仁是奢侈暴虐而流毒天下的根源。以至使得奸邪得志，忠良遭贬。而仁心的丧失，直接导致朝政朝风的堕落衰败。要纠正君主心中的坏念头，就得复其本心之仁。同时，要纠正朝廷大事的弊坏，非振朝纲，务仁德，使天下归心于仁不可。张浚每每强调君主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性，盛赞汤武革命，主张以仁德来约束君主，阐发其匡君、正君的义理思想，对封建君权加以一定的制约。这与理学家所主张“从道不从君”，仁义之道高于君主之位的道统思想十分接近，亦是受二程理学影响的结果。
张浚还以天理论为指导，批评了那种违背天理，动于情欲，而迁于物的行为。他说：“惟夫性以情动，情以欲肆，欲以物迁，邪伪滋生，天理蔑弃。易简至善，于是而丧。内之不足以利一身，外之不足以利天下。而乾坤妙用始不明于天下。天下万物将不得遂其生矣。”［１］(卷八，系辞下)主张“清明其性，以奉天心”［１］ (卷八，系辞下)，反对以情动性，以欲肆情，而迁于物欲，认为这样做只会导致邪伪滋生，而造成“天理蔑弃”的后果。十分明显，张浚在这里提倡的是天理，而批评的是为物欲所迁，这也是他易学思想重视义理的体现。
虽然张浚易学重视义理，但他主张义理思想要建立在象数卦爻的基础之上，其整个易学是以象数为本，而理则是在象数之后而有。他说：
自道术为天下裂，诸子百家之书纷然并出，言天者主于虚无，言道者弃夫仁义，言俭者不知约之以礼，言刑者不知本之以德，为己者不知有人，为人者不知有己，道德之中，于斯失之。圣人作《易》，本诸心，体诸天，通诸神，著诸用，无往而不得其中。故能和顺道德而天人之道罔不协备。用之于一身，一身得其宜；用之一家，一家得其宜；用之天下，天下得其宜。纤悉小大，一一有伦，为用妙矣。象数既立，天下之理于是而穷；卦爻既成，天下之性于是而尽。从之而吉，违之而凶；顺之而福，逆之而祸。［１］(卷十，读易杂记)
指出诸子百家之说自有其不同的学术之道，言天者主于虚无，而忽于实有；言道者弃仁义，把仁义与道对立起来不并存；言俭者不知约之以礼，而失去了礼；言刑者不知本之以德，即单纯讲刑罚而不以德治仁政为本；为己者不知有人，为人者不知有己，即把为人与为己对立起来，而不知二者相结合。如此丧失了道德之中，即中道原则。鉴于此，圣人作《易》，本诸心，体诸天，通诸神，著诸用，无不贯彻了中道的原则。所以能和顺道德而使天人之道相合。将此易道用之于一身，用之一家，用之天下，均能得其宜。无论大小事物，皆能发挥其妙用。张浚强调，就《易》而言，“象数既立，天下之理于是而穷；卦爻既成，天下之性于是而尽”，也就是说，象数是穷理的基础，卦爻是尽性的前提，有了《易》之象数卦爻，才可能在此基础上穷理尽性。可见尽管张浚重视义理，但仍是把象数作为易学之本，在此基础上把义理与象数结合起来。对此，张浚指出：“夫天下万物一神耳，数变象显，理无逃焉。” ［１］(卷七，系辞上)理寓于象数之中，与象数不脱离。这与程颐易学以理为本，直接发挥义理，而不是通过象数去阐发义理的治《易》路数有所不同。
由此，张浚对离开象数而求义理的治《易》方法提出批评。他说：
《易》无非象，数立而象具矣。所以神而明之，则自于圣人行。象也者，像也，言象之所从，本诸天，成诸人也。且夫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其言。是言必拟于象，象必参于意。后之学者乃欲舍象以求言意之旨，胡可得焉？”［1］ （卷八，系辞下）
指出《易》无非是象，数立而象具。象来源于物像，它本之于天，而成之于人，是对天地人物形象的反映。由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所以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以尽言。就此而言，言意之旨不得离开象数而存在，言意之旨中蕴含着的理不得舍象而求。张浚在解《易》中都是依据卦爻的象数关系来阐发道理，而不是脱离象数虚谈义理，这是他易学思想的一个特点。
张浚重视象数的思想受到图书学的一定影响，他把《河图》、《洛书》视为圣人作《易》所依据的对象，认为圣人作《易》，验之《河图》，稽之《洛书》，以此而定《易》数。他说：
圣人作《易》，数也。圣人稽诸《洛书》，验之《河图》，《易》数于是而定。夫《洛书》备天地自然之数，自一至十，合之为五十有五，此天地生成数也；《河图》以九宫配数，至九而止，合之为四十有五。……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见于《洛书》者，然则天地之道、阴阳之理、万物之化、神明之用悉备于此。［1］(卷七，系辞上)
认为圣人作《易》之初，就在于数。而《易》数则是圣人依据《河图》、《洛书》来定的。可见图书的重要性。而《洛书》所载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则是体现天地之道、阴阳之理、万物之化、神明之用的数字。并指出：“《河图》，天地自然之数，伏犠未作《易》，已有是数矣。其后文王以八卦配之。”［1］（卷十，读易杂记）认为《河图》、《洛书》即是对天地自然之数的记载，它存在于圣人作《易》之前。圣人作《易》，也是依据了河洛之图，文王并以八卦与天地之数相配。由此，《易》书得以形成，《易》道得以推行。他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此亦法象之见于天地，而圣人所独得于心者也。《易》道至是而行于天下矣。而所以发其几者，本于七八九六之四象；所以尽其蕴者，本于文王周公孔子之辞。象示辞告，吉凶遂定，大业之成，端自于此。”［1］（卷七，系辞上）张浚引用《系辞》里的话，并加以肯定。认为圣人受到《河图》、《洛书》的启发，将其作为象数的来源，并在此基础上系之以辞，以象数及卜筮之辞而作《易》，使《易》道得行于天下。
张浚的易学别具特色，他既吸取了义理学派重视义理的思想，又以象数作为易学之本，把理建立在象数卦爻的基础上，体现出与程颐易学有所不同，而后来朱熹易学在一定程度上则与张浚易学比较相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