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谢宝笙为自己的发现而兴奋、激动不已的时候，北京大学李大用也完成了《周易》古史体系的构建。李大用的父亲李世繁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他早在解放前就形成了《周易》周史观，惜乎草创未就，于1982年遽尔辞世。李大用发愤继承先志，著成《周易新探》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该书可以说是李氏父子两代人心血的结晶。李大用认为此前治《易》者均未跳出汉《易》象数、宋《易》义理的老路，近人胡朴安、高亨、李镜池亦未能摆脱“《易》为卜筮而作”之说或《易传》的束缚。他运用甲骨文、铜器铭文的实物资料和研究成果，参以古代典籍，旁及诸家解说，对《周易》进行探本溯源的研究。他根据西周甲骨卜兆的六种排列形式，发现《周易》的卦画结构并不神秘，乃是周人利用龟卜兆纹一——两种基本形式，在殷人“卜用三骨”、“习卜”的基础上，演变为“卜用三兆”、“重卜三兆”而成为八卦、六爻、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李大用认为《周易》卦爻辞是在东土既定、殷民未靖的情况下，周公、召公为了使其警惕天命、德治保民的方针贯彻执行下去，永保周王朝的长治久安，而指导史巫根据历年存放于“金滕之匮”的命龟之辞和其他文献整理、编写而成的周文王‘、武王、周公、成王兴周灭商的历史进程及其成败因由的记录，以便成王、康叔及其后嗣子孙牢记商灭的教训和周兴的经验。李大用认为《周易》各卦爻辞均主题明确，前后一贯，并非一些缺乏逻辑联系的筮辞的堆砌。例如，《乾》卦是周文王确定的隐忍待时、蓄积力量方针的要点；《坤》卦是周文王伐商失败后确定隐忍方针之事；《屯》卦是周文王在国内建诸侯、访贤才、屯粮以蓄积力量之事；《蒙》卦是东土既定后周公确定的对待殷遗民的政策；《需》卦是周文王前往西北、西南争取部落首领之事；《讼》卦是周文王伐商失败后认识“作事谋始”之事；《师》卦是周武王观兵孟津之事，等等。作者认为，“六十四卦爻辞之记事，井然有序，毫无前后凌乱之处；且每卦爻辞均主题明确、前后连贯。而所序之观点或史事，皆与《尚书》、《诗经》等先秦文献、两汉古籍和《史记》相合或接近，又为西周甲骨文、青铜器铭文和考古资料所证实，断非偶然之事也。”张岱年为该书作序，肯定李大用关于卦画结构的观点：“此说取材广博，论证明晰，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具有比较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解决八卦起源问题有重要贡献。”又说：“多年以来，大
用同志从事历史教学，熟悉殷周史迹，故能有此成就。”

    其后黄凡又研究出一种全新的《周易》古史系统。黄凡，广东揭西人，1950年生，原在揭西县糖厂从事统计工作。1990年中山大学刊授中文本科毕业。他用业余时间写成80万字巨著——《周易——商周之交史事录》，经专家审定后，由揭阳市政府拨款资助，1995年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

    据黄凡介绍，他写这部巨著完全出于偶然。他原来的兴趣在汉语考据学，在从事经学考据时涉及到《周易》，八卦奇特的符号引起他的深思。出于统计职业习惯，他将六十四卦一一展开相加，算出六十四卦的总数是2880，平均每八卦是360，这接近于一年的天数。他怀疑这两者之间是否有联系，卦爻是否表示天数，于是对卦爻辞进行研究，他将卦爻辞中有明显史实内容和时间可供比较的东西例如箕子去朝鲜、武王封诸侯、武王伐纣、武王观兵等，依次进行排列比较，终于发现八卦符号是上古纪年历数形式。通过查考400多种典籍，写成了这部大书。 、

    黄凡的《周易》古史研究是从八卦人手，他从古代典籍、历史文物和民俗传说等多角度证明，八卦原来是上古纪年历数符号。阳爻“一”代表9天，阴爻“—-，’代表6天，一个八卦符号记载45天左右的史事，八个八卦符号大约记载一年的史事。八卦实际上是上古将一年按45天左右分为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八个节候的历法形式。《周易》是周王室按这种纪年形式隔6天或9天占筮一次而记录下来‘的问辞和占辞，它如同殷商甲骨卜辞一样是一种筮辞编集。《周易》爻辞中的“初九”表示起初的九天，“九二’’是第二个九天，其余以此类推。同样，“初六”是起初的六天，“六二”是第二个六天，其余以此类推。《周易》六十四卦是周文王受命七年(公元前1058年)五月丁末日至周公摄政三年(公元前1050年)四月丙午日共2880天的编年日记体筮占记录，其中包括商周之交的主要历史。

    黄凡逐一解释了各个卦名的历史涵义。例如“乾”即“干”字，当时周国干旱，故周王以此筮问吉凶，并以龙求雨。“坤”为土、申二字合文，当时筮问周土夏历七月的吉凶。“震”指大雷电，是对《尚书·金滕》所载大雷电及风暴的筮占记录。“巽”即“选”字古文’，当时周公选将练兵，准备讨伐武庚反叛。“坎”是地名，即坎窖，其地在今河南巩县以西。“离”是指黄鹂鸟，当时武王兴师伐纣，旗上画黄鹂鸟，并以鹂筮问伐纣吉凶，“王用出征，有嘉，折首”，便是武王斩下纣王首级的记录。“艮”记管蔡反叛事。“兑”应为“诰”之讹字，当时周师将伐叛商而作《大诰》。其他如《师》卦及《同人》卦记伐崇侯虎之事；《观》卦记武王观兵孟津事；《颐》卦有哈雷彗星经过的记录；《晋》卦即大封诸侯事；《明夷》卦记武王去东隅、箕子去朝鲜事；《革》卦记成王加冠礼事；文王崩于《豫》卦，即受命九年；武王崩于《升》卦，即受命十二年；唐叔虞封于《中孚》初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即武王观兵孟津和成王向叛商发动进攻的日期，等等。

    要判断黄凡的《周易》古史研究是否可信，那就要按照历法进行推算，看《周易》某一爻辞是否恰好就是历史上某一事件的发生日期。兹举几例：《师》卦第一爻到第四爻是第271～303天，黄凡认为爻辞“师出，以律否臧”、“在师”、“师或舆尸”、“师左次”、“长子帅师，弟子舆尸”系指周文王第一次伐崇侯虎。参照《左传·僖公十九年》所载：“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从第271天到303天正好是33天，正近《左传》“三旬”之说，《师》卦四爻所载与《左传》相合。又如《豫》卦四、五两爻是第709至720天，爻辞是“贞疾恒不死”“冥豫”。《竹书纪年》载：“春三月，西伯昌薨。”《竹书纪年》或用夏历，与《周易》所用周历相差两个月，所以《豫》卦所载“冥豫”正好是《竹书纪年》所载文王的死期。再如《离》卦上九爻为第1332天至1338天，爻辞为“王用出征，有嘉，折首”。参照《尚书·泰誓序》所载：“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历谱戊午为十二月三十，这是商周历法不同所致。这一爻记载周武王渡黄河至牧野与殷纣王决战、斩纣王首级这一历史大事。诸如此类不再列举。黄凡认为，商周之交的历史大事件因为缺少史料而无法具体
判定日期的，可以根据《周易》卦爻辞进行推断。

    与此前《周易》古史研究相比，黄凡很好地解释了《易经》的“九”和“六”的概念，他将卦爻辞、卦象与先秦古籍互证，不是从社会史的角度说《周易》，而是将其看作是商周之交8年的改朝换代史。《周易》与其他史籍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以每隔9天或6天占卜一次的形式来记述商周之交的历史大事，这很好地解释了《周易》既是一部筮辞编集同时又是一部古史这一特殊文化现象。从学说体系来看，他的《周易》古史体系比胡朴安体系更为完整，甚至比李大用体系还要具体。他的研究成果得到专家的充分肯定。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副秘书长在《审读意见》中认为：“此书别开蹊径，突破
二千多年来前儒对《周易》的传统说解，而把《周易》作为编年日记体的周室占筮记录进行论证，从而揭开了《周易》的秘密。本书立论新颖，论证严密，已自成体系，可为一家之言。因此，本书是一部充满创见的优秀著作，将给近年出现的《周易》热注入新的活力，推动《易》学研究。……本书据《周易》所排年表对古历法研究也很有价值。此外，对文字训诂学、古籍雠学也很有价值。”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为这部巨著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言，其中说：“大家看他这部《周易——商周之交史事录》，不仅广征博引各种古今文献，而且运用了历史学、文字学以及数术、历法等等多门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视野宽阔，论述详明，源源本本地提出自己的见解，恐怕很少人想到，几十万言大书竟出于一位业余作者之手。古人以焚膏继晷形容治学的勤勉，我们在看到他的学术成果之余，更要肯定他寻找打开疑谜之门的精神。相信《周易》的研究，由于这部书的出版，会得到新的促进。”

    以上我们简要回顾了本世纪《周易》古史研究所走过的历程，可以见出《周易》古史研究从发掘《周易》中的历史故事到视《周易》为史书，从片断感想发展到完整体系，逐步走向成熟。尽管这些研究者不是生活在同一时代，有些人即使生活在同一时代也不一定互相有音讯沟通，他们彼此之间也没有共同的学术纲领或学术宣言，但治《易》思路却逐渐走向一致，其研究成果卓然自成一派，而自觉与传统易学区分开来。我们说《周易》古史学派已经形成，这绝非夸大其辞，而是有系列研究成果作为充分依据。本世纪的《周易》古史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拓宽易学领域，而且对商周古史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特别是李大用、
黄凡建立的《周易》古史体系如能与地下考古发掘相与印证，则对目前正在开展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不无参考意义。待到商周古史疑难问题逐渐澄清之后，再回头看本世纪的《周易》古史研究，就会更清楚地认识它们的学术价值。

注释：

①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载《古史辨》第三册，第l～44页，上海古籍1982年出版。
②余永梁{易卦爻辞的时代及其作者》，第143—170页，同上书。
③④沈竹扔、章太炎的《周易》古史观，参见胡朴安《周易古史观·自序二》，上海古籍1986年J打版。
⑤谢宝笙在香港出版的《周易》研究系列著作，大陆不易见到，本文介绍谢氏的观点，是根据北京出版社1995年出
版的(易经之谜是如何打开的》一书以及1993年第2期《周易研究》刊载的谢氏论文《周易原著精神真相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