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儒家很早就提出了责己的要求。孔子认为，严己宽人，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别人宽容大度，这样的人才可以远离怨恨！圣贤区别于普通人的重要一点就是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责己的前提是不断反省与自检。看到别人的优点，应该努力学习；看到别人的缺陷，则应该反思：自己身上是否也存在着同样的毛病。君子应该慎重对待别人的过失、隐私和旧恶，不轻易揭别人的伤疤。但儒家又并没有放弃对别人的批评与指责，甚至还认为，只要是出于善良动机的批评与指责都将有利于别人改正自己的错误。对待别人，应该尽量在其所犯的错误中发现优点和长处；而对待自己，则应该努力在取得的成绩中寻找缺点与不足。但君子责人也应该讲究方式方法。为恳求对方改过向善，君子总能够友爱地进行批评与指正。君子责人绝不能走到刻薄而让人伤心、怨恨的地步，而应该首先考虑到别人的承受能力。一旦超出了别人的承受能力，则难以达到劝善的目的，甚至还会适得其反。同样，引导人向善，也应该因材施教，有所针对，而不能要求过高，超出了他的力行范围。儒家还提倡一种不责而责、无言而劝人进善的美德。自己具备了某种品格，却并不因此而苛求于别人；自己身上没有的毛病，也不批评别人身上的毛病，这也是一种不言而善的美德。
[关 键 词] 儒家 责己 责人 道德
儒家的忠恕之道是一种处理如何正确对待自己、要求自己，如何对待别人、宽容别人的伦理哲学。“忠”，作为主体向内的求仁进路，要求人们凡是自己所欲、所立、所达的，都应该努力使别人也能够获得满足。当自己处于先进、优势境遇的时候，我们究竟应该带着什么样的心态去对待别人呢？儒家要求人们，自己好了，也愿意看到别人也好；自己掌握的才能，最好别人也能够掌握，而不是恃才傲物、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人应该以自我的心情为出发点，想别人之所想，急别人之所急，忧别人之所忧，主动而积极地关心别人、爱护别人、帮助别人，而不应该只为自己打算，丝毫不顾及别人的存在。儒家的“恕”，作为主体向外的达仁进路，则要求人们“己不所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卫灵公》）。从为仁过程的行为限制方面看，凡不是自己所欲、所立、所达的，也不应该硬加给别人。把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强加于别人，非仁者所为，而无异于将自家的垃圾倒在邻居的家门口。在孔子看来，能够做到“己不所欲、勿施于人”的人，就可以“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了，即带着这样的态度与别人相处，无论在内，还是在外，都不会招致什么怨言和仇恨。所以，按照忠恕之道行事、做人，不仅能够有效约束自我而宽忍他者，而且也能够有效促进人际和谐。而忠恕之道的进一步展开，则必须涉及人为什么要责己、如何责己、何以责人、如何处理好责己与责人之间的关系问题。
一、责己为先
在道德学意义上，儒家强调忠，并不意味着可以放纵自己；强调恕，也并不意味着可以纵容别人。责己与责人是忠恕之道的应有内容。儒家思想史上，很早就提出了责己的要求。《尚书·商书·伊训》中，商汤的辅相伊尹对太甲说：“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以至于有万邦。”[①]先王成汤与别人交往，从不求全责备，但却能够始终严格约束自己，总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做得不好，所以他最终才成为一个拥有天下万方的天子。《论语·卫灵公》中，孔子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严己宽人，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别人宽容大度，这样的人才可以远离怨恨！尽忠、行恕的对象不能混淆。北宋宰相范纯仁之为人，“性夷易宽简，不以声色加人”，在教育自家子弟时说：“吾平生所学，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尽。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亲睦宗族，未尝须臾离此也。”忠恕之道普适人间万事，受用终生。他经常告诫子孙：“人虽至愚，责人则明；虽有聪明，恕己则昏。苟能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圣贤地位也。”[②]善于指责别人而短于批评自己是人的本能特性，儒家的修身理想就是要改造人的这一本能特性，通过教化而确立起不朽的人道尊严，强调圣贤区别于普通人的重要之处就在于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
而责己的前提则是不断的反省与自检。《论语·里仁》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看到别人的优点，应该努力学习；看到别人的缺陷，则应该反思一下：自己身上是否也存在着同样的毛病。只有善于自省的人，才能够进行自我批评，然后才有资格批评别人。《孟子·离娄下》说：“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别人对我蛮横无礼，我仍然应该反思自己：他怎么会用这种态度对待我呢？肯定是我还有哪里做得不够好。自反是修身之本，是求仁进德最重要的方法和路径。
《荀子·劝学》说：“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③]每天都能够多次地反思自己身上的过错与缺点，则思想认识上就很清楚，行为上也没什么过失了。张载在《正蒙·中正》中说：“过虽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讼。”[④]虽然错在别人，但君子却还应该进行严厉的自省与自责。“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尽道。”用指责别人的态度对待自己，就能够穷尽仁道了。
吕坤在《呻吟语·省察》中说：“喜来时一点检，怒来时一点检，怠惰时一点检，放肆时一点检。”人一高兴，或者，一愤怒、心志一松懈、行为一放肆，马上就犯错误。每当这一时候如果能够反省一下自己，检讨一下自己，则一定能避免许多过失的发生。“此是省察大条款。人到此，多想不起、顾不得，一错了便悔不及。”[⑤]所以人在高兴的时候、愤怒的时候、心志松懈的时候、行为放肆的时候，都应该好好问一问自己：我的言行举止是否已经背离了通常的道德规范？
洪应明的《菜根谭》要求人们做到，“我有功于人，不可念，而过则不可不念；人有恩于我，不可忘，而怨则不可不忘。”[⑥]对待别人，要念念不忘其恩情，而对待自己则应该时时反省过错。只有这样，人才能够获得进步，德性水平才能够有所提高。“人之过误宜恕，而在己则不可恕；己之困辱当忍，而在人则不可忍。”[⑦]对别人身上的毛病要尽量宽恕，对自己身上的缺点则刻不容缓地予以纠正；自己受到侮辱，似乎还可以忍耐，而当别人陷入穷困的时候，则应该努力帮助解脱。
《呻吟语·反己》说：“常看得自家未必是，他人未必非，便有长进；再看得他人皆有可取，吾身只是过多，更有长进。”认识到别人都有可学习的长处，看到自己身上还存在着许多缺点，说明你的修养已达到很高的境界了。“只竟夕点检，今日说得几句话，关系身心；行得几件事，有益世道。自慊、自愧，自恍然独觉矣！”晚上睡觉时，最好能够彻夜反省自己：今天我的哪些言行举止有益于身心健康、世道风气。这样不断反省，就会对自己的过失感到惭愧、后悔，从而能够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而不会走向错误的边缘。“人人自责自尽，不直四海无争，弥宇宙间皆太和之气矣！担当处，都要个自强不息之心；受用处，都要个有余不尽之意。”[⑧]每个人都能够自我督察，反思内省，则天下没有纷争，宇宙则充满和顺气息。对于自己所承担的事情，应该自强不息，努力完成；而对于自己所能够享受的服务，则应该留有余地，适可而止。南宋袁采的《袁氏世范·处己》说：“人之处事，能常悔往事之非，常悔前言之失，常悔往年之未有知识，其贤德之进，所谓长日加益，而人不自知也。”悔恨胜于趾高气扬的得意，悔恨是进步的表现。因为在悔恨中，人们已经认识自己的错误所在了。人的一生中，如果能做到每天都有所后悔，则必然大有长进。而悔恨又落实在自反上。能够自反的人，他的德性也必然在不自不觉中与日俱增。
二、称人之善
在责己与责人之间，儒家内部也有分别，有的人要求只责己而不责人，有的人则强调应该多责己而少责人；有的人主张可以指责别人，有的人则不愿意指责别人。但从总体倾向上看，多数儒家学者都坚持，尽量称赏别人的优点与好处，而不愿意多指责别人的错误和缺点。即便在孔子那里，责人与否也有立场变化。《论语·颜渊》中，孔子说：“攻其恶，无攻人之恶”。君子只善于攻击自己的过失，而不攻击别人的过失。但在《论语·卫灵公》中，孔子又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奉劝人们不要按照自己的能力去要求别人，但孔子并没有说不应该指责别人，只是相对于责己而言，应该尽量少地、温和地批评别人。儒家并没有放弃对别人的批评与指责，甚至还认为，只要是出于善良动机的批评与指责都将有利于别人改正自己的错误。
但《礼记·坊记》似乎就不主张责人，而只强调责己，更愿意把善事、好事让给别人，而把过失、错误留给自己。“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则民不争。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则怨益亡。”又，“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则民让善。”“善则称君，过则称己，则民作忠。”“善则称亲，过则称己，则民作孝。”[⑨]有好事就归功于别人，有过错就归咎于自己，这样人们就不会争执，怨仇就会日益减少，人们就会对君王怀有忠的态度，对父母亲长也能够尽到孝心。洪应明在《菜根谭》中指出：“不责人小过，不发人阴私，不念人旧恶，三者可以养德，亦可以远害。”[⑩]君子应该慎重对待别人的过失、隐私和旧恶，从不轻易去揭别人的伤疤与痛楚。
吕坤在《呻吟语·补遗》中说：“称人一善，我有一善，又何妒焉？称人一恶，我有一恶，又何毁焉？”[11]称赏别人的优点，于是我也就积了一点美德，所以又何必嫉妒别人的优点呢？！宣传别人的缺点，也就等于增加了自己的一份恶行，所以我又何必诋毁别人的缺点呢？！于是，君子似乎应该尽量称赏别人，学会表扬别人，鼓励别人。同样，贾木斋在《弟子规》中也奉劝人们：“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愈思勉。扬人恶，即是恶。疾之甚，祸且作。”君子只道人善，而背后说人坏话、传人之非的人，自己也肯定不是什么好人。与人交往，常常会祸从口出，所以说话一定要慎之又慎，少说为佳，完全有必要保持有限度的沉默，免开尊口一定少惹是非。
吕坤说：“平日不遇事时，尽算好人。一遇个小小题目，便考出本态。假遇著难者、大者，知成是什么人？所以，古人不可轻易笑，恐我当此，未便在渠上也。”[12]有的人，平时没有事情的时候，还算得上是一个好人，但一旦遇到一点点小问题，马上就暴露出道德修养上的缺陷。假如遇到更难、更大的问题，谁知道会是怎样一副嘴脸呢？！所以，不应该轻易嘲笑前人，如果让你自己处在前人的境遇里，你未必会比他们做得更好。“事不到手，责人尽易。待君到手时，事事努力，不轻放过，便好。只任哓哓责人，他日纵无可叹恨，今日亦浮薄子也。”[13]没有遇到事情的时候，指责别人总是非常容易的。等到事情落在自己头上，如果能够竭尽全力、认真去做也就罢了。但如果只知道喋喋不休地指责别人，即使将来不后悔痛恨，眼下也已经暴露出轻浮、浅薄、尖刻的大毛病了。所以，君子责己，小人责人。君子反思自己，小人则容易怨天尤人，牢骚满腹。实际上，在任何时候，怨恨人不如怨恨自己，求人不如求自己。
自古及今，没有行为上百分之百符合道德的完人、全人，所以就不应该多责备别人。对自己苛刻是应该的，但不能对别人苛刻。《礼记·表记》说：“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14]不能因为自己有某方面的能力与特长就批评别人没有，也不因为别人不如自己就讥笑他们。强人所难，本身就不人道。羞辱别人的能力与欠缺，无异于刁难和挖苦别人。所以，王通《中说·魏相》说：“君子不责人所不及，不强人所不能，不苦人所不好。”[15]君子为人，从不抱怨别人能力的欠缺，更不因此而讥讽、嘲笑别人。
三、如何责己与责人
但问题是，如果仅仅强调责己而不责人，那么，人世间就不会有争议与争论，大家都闷在肚子里，德性真理又将何以产生呢？同时，仅有责己而不责人，别人又怎么知道并改正自己的错误呢？所以，儒家队伍中，责己又责人的主张，也不无道理。指出并批评别人的错误，及时帮助他们改正自己的错误，也属于应当，在可以然的范围之内。朱熹说：“自有《六经》以来，不曾说：不责人是恕。若《中庸》，也只是说‘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而已，何尝说不责人？！不成只取我好，别人不好，更不管他？！”[16]千万不能将恕人之道仅仅理解为不责人的谦谦君子与好好先生。纵容或放任别人犯错误，让其一错再错，越陷越深，这显然已背离了仁道精神，根本不是宽容，也不符合忠恕的原则。
那么，责己、责人分别用什么样的标准呢？《吕氏春秋·离俗览·举难》说：“故君子责人则以仁，自责则以义。责人以仁则易足，易足则得人；自责以义则难为非，难为非则行饰；故任天地而有余。”[17]批评自己应该以义为标准，这样就很难做出不善的事，自己的行为举止就会非常谨饬、慎重；而批评别人则应该以仁为胸怀，这样别人就会很满意，而取得别人的满意也就能赢得人心。但人的毛病往往在于，责备别人的时候，什么道理都知道；而当自我反省、尤其是在实践操作的时候，则什么道理都忘记了。《王阳明全集·卷十七·南赣乡约》说：“人虽至愚，责人则明；虽有聪明，责己则昏。”对别人是一套，对自己则是另外一套。“彼一念而善，即善人矣；毋自恃为良民而不修其身，尔一念而恶，即恶人矣！人之善恶，由于一念之间”[18]。实际上，善恶只在一念虑之间，不把自己的仁心良知修炼好，就开始社会交往，则很容易伤害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