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兄弟之伦。传统上主要是世家大族，一个家庭里兄弟姐妹非常多，一般是按照天命之序，先生者为兄、姐，后生者为弟、妹。这样的亲情关系，人们常常称之为“手足之情”、“同胞之亲”。传统上处理兄弟关系的伦理原则是“兄友弟恭”，即兄长要关心爱护自己的弟妹，而为弟妹者要尊敬顺从兄长。“友”的含义有友好、友善、友爱、关心、爱护，是兄对弟而言的道德要求。而弟对兄而言的道德要求是“悌”。“悌”又作“弟”，其义是恭、顺从等，“悌”就是要敬爱兄长。兄弟关系的传统家庭中最容易发生矛盾的人伦关系，兄弟之间共患难易，共富贵难，往往会为了争权夺利而阋于墙，乃至干戈相间。历代皇廷上兄弟之间为争夺皇位而互相残杀的事情屡见不鲜，所以传统的教育从小就注意处理好兄弟之间的关系。北齐颜之推形容兄弟关系为“分形连气之人”，兄弟之间“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后裾，食则同案，衣则传服，学则连业，游则共方，虽有悖乱之人，不能不相爱也。”[24]

段正元强调兄弟之伦重在“有序”：认为“圣人于兄弟之伦，重在有序者。正以兄弟之间，惟有顺序，而后兄先弟后，存乎天伦，不得以偏爱启争夺之渐。亦兄弟之间，惟有节序，而后兄友弟恭，各尽其分，不致有中弃不中，才弃不才之嫌。即如兄弟和睦，为家之肥，必有序而后和睦之家风可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必有序而后和乐之气象乃生。……即节序不紊，和乐自尔生焉。凡邻里乡党间，入其室，兄弟怡怡者，必其能兄兄弟弟。”[25]不仅如此，他还把兄弟一伦阔而大之，发挥孔子“四海之内，皆兄弟也”[26]的思想，以兄弟之伦为世界大同的起点。他说：“四海何以皆兄弟？强不凌弱，众不暴寡，智不诈愚，勇不苦怯，一言以蔽之，有序焉耳矣。有序维何？换语释之，礼让焉耳矣。能以礼让，世界大同矣，又安有兄弟阋墙之变相哉？耶稣亦谓人人皆为上帝爱子，即人人应当亲敬如兄弟，充斯义也，固不特骨肉参商，同根相煎者，适以悖天伦之序，而为礼法所不容，即弱肉强食，争夺相寻者，亦以干天地之纪，而为帝天所不容者也，君子所以凛有序之训，因之宜兄弟而教国人也。”[27]这就是说，以兄弟有序的原则处理不同教派、党派、民族、国家的关系，就不会有阋墙之变，争夺不休，弱肉强食的事情发生，人类就可以实现天下一家的大同理想。

第四，君臣之伦。君臣关系是古代社会伦理的主要的人伦关系，儒家为此提出了“君惠臣忠”的基本原则，先秦儒家在这问题上是持相对的观念，与秦汉以后在实际政治中所逐渐演成的“君叫臣死，不敢不死”的现象有根本的不同。孔子讲“君君臣臣”是强调为君要有为君之道，为臣也要有为臣之道，孟子也说：“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28]是所谓“君道”就是作为君主必须履行的职责和义务，也就是“君德”，诸如要求君主做到“君仁”、“君正”、“君义”、“爱民惠民”、“与民同乐”、“博施济众”、“君使臣以礼”、选贤任能、宽宏大量、天下为公等。所谓“臣道”主要就是“忠”。“忠”是臣对君的基本原则，但也是有条件的，这就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29]即“臣事君以忠”是以“君使臣以礼”为前提的。“忠”就是“勿欺也，而犯之”，[30]这是子路问孔子怎样侍奉君主时孔子的回答，是说“不要隐瞒欺骗，而可以直言冒犯”，孔子甚至认为，如果君主不听谏言，坚持错误，就可以抛弃他，另投明君。孟子的思想更为激进，“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31]“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32]“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33]可见，在先秦儒家那里君臣关系不仅是对待的，而且臣还有着积极的能动精神。忠也不是一味的顺从，荀子说：“从命而利君谓之顺，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逆命而利君谓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谓之篡；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已耳，谓之国贼。”[34]这说得很明确：忠不一定是顺。

段正元认为“君臣”二字包含甚广。“君者，主也。臣者，从也。天地间无论何事，离不了主从的关系，即离不了君臣的关系。国家、社会、个人均离不开主从关系。庄子曰：‘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由此可知，君，并非皇帝之专称。臣，非奴隶之性质。乃一社会、一国家、一团体间，作事兴工建功立业相互之团结也。不过有主有从而已。固不得以一提到君臣二字便是有皇帝思想，为帝国主义也。”[35]他强调君臣关系的基本原则是“义”，什么是“义”？“义者，宜也。即彼此团结作事，必令一人可行，推之万人有益；一方可行，推之万方有益。一时可行，推之万世无流弊。乃为义，乃为宜。”[36]因此，义就成为君臣共同应该遵循的政治道德原则，也是广义的君臣即社会各行各业领导与被领导者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

第五，朋友之伦。朋友关系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在中国古代，“朋”是指同类，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友”是指与自己有着共同的志向、共同的爱好、感情深厚的人。有人类社会即有交际往来，就有朋友之伦。古人对交友有着非常多的见解，诸如“道不同不为谋”，“择良友而交之”，“君子之交淡如水”，“交友贵在交心”，交友要“故旧不遗”，等等。交友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大概就是诚信了，所以子夏就这样说过：“与朋友交，言而有信”[37]交友有信也是曾子“吾日三省吾身”的内容之一“与朋友交而不信乎？”[38]

段正元反复强调的也正是这个“信”字。他认为“中国古大圣人，于朋友一伦，以信为主，确立亘古不易之常经。”[39]“圣人于朋友之伦，重在有信者，一以立交友之极则，一以验群分之臧否也。盖信之实际，毕竟在平日不在临时，在精神不在形式。”[40]强调“信”的普遍性和本质性。他对“信”还有高度的发挥：“在先天言，信者，准也，即人生本来真面目。在后天言，信者，准也，即心口言行如一。试观宇宙，如日月往来不准，则明无由生。寒暑往来不准，则岁无由成。造化如此，何况乎人！人若言行不准，欺人终归自欺。岂仅朋友关系无好结果，必事乃皆无成就。”[41]

第六，师弟之伦。段正元在传统的五伦基础上还特别阐发了师弟一伦，并特别强调这一伦不是增加一伦，而是发掘其古已失传的本义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提出来的，是统摄前述“五伦”的。他认为师弟一伦实为人伦之主宰。为什么？因为“师弟关系，乃统摄夫妇、父子、昆弟、君臣、朋友、五伦而陶铸之，正五伦所赖以明者，是故谓之大伦，不徒第于五伦之次耳。舜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而《礼运》亦云：‘天生时而地生财，人其父生而师教之。’人何以必须师教？凡自有生以后，气禀不齐，本性多为所拘蔽。所谓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若使逸居无教，任情欲之迁流，势必至穷欲灭理，知诱物化，日近于禽兽之一途，则一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君仁、臣忠、友信之道无由明，其实践且邈不可得，人类社会将浑成一黑暗世界矣，有不焉澌灭者几希。此先觉觉后觉，先知觉后知，群类教化之所由兴，师弟大伦，所以至尊至贵也。”[42]这也就是说，前面的五伦怎么能够落实，有赖于通过师弟一伦的化育。人生后天，性格、气质各异，本真之性多为后天熏染，如果没有师教，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君仁、臣忠、友信之道就不能倡明，更不用说实行实践了。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他强调师弟大伦的至尊至贵。他还回顾师道的由来，在上古圣王那里君相师儒是合一的，尧与舜是君臣关系，也是师弟关系。周公以后，道不在君相而在师儒，而儒自孟子以后大道失传，师弟一伦，就若有若无。而秦汉以降，虽然也有所谓师弟，但他们之间所相与切磋琢磨的大都是训诂辞章、概念范畴之类的学术，实为大道之末。等而下之，自科举制度兴起以后，圣贤文章成了干禄之具，学问问学走上名利之途，甚至争名夺利，不一而足。所以，国家离乱，人道黑暗，盖有由也。然而，孔子为万世师表，亘古常昭，师弟大伦，贞义犹存，只是待其人而行。今天到了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下环球，融合一体的时代，“已启天下为公之绪，而选贤与能，共和创制，复兆大道之行之端。既是天不爱道，必且笃生弘道之师。师弟大伦，应昌明于今后之世纪矣。”[43]他认为《中庸》上说的“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同轨”即天下一家，“同文”即万教归于一道，而“同伦”就是天下人人同陶铸于师弟大伦的预言。所以，对师弟之伦在走向世界大同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满怀信心。

至于三纲，近代以来的思想文化革命，主要是反对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礼教。最近几年，人们逐渐对“仁、义、礼、智、信”五常有了较为开明的认识，挖掘其适应现代社会的积极意义。但是，一谈到“三纲”，很少有人重新进行反思，对“三纲”仍然抱着决绝的批判态度，认为推倒三纲毫无疑义，未能就三纲的贞义加以重新解释与发挥，以作为建设新世纪的伦理规范和准则的资源。段正元是赞成打倒旧礼教的，认为三纲五伦八德是儒家后学用以教人的策略，但在长期的实行过程中造成了许多流弊，以致今天人们对其口诛笔伐。他说：“古之圣人恐人心不古，不得已用理学教人，以为社会人道主义之防，故立三纲，表率一切。是‘纲’有领袖群伦之任，整恭率物之则。居纲之位者，必须以身作则，为人模范，使在下者，若网在纲，有条不紊，而纲之义始尽，不然不足以为纲。……后人不知真意，误解三纲，而居上位者反借此压迫在下之人，以假乱真，颠倒是非，贼人祸世，害国殃民，遂至酿成邪说诬民，充塞仁义，君要臣死，不敢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等种种流弊。今日言打破人伦，打倒礼教，固其宜也。”[44]在《政治大同》中他还专门就三纲五伦进行了正本清源的解释，也可以说是一种现代转化。他说：

语云：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今人将此三纲訾为最专制、最黑暗、最不平等的杀人礼教。岂知三纲正义，不但不专制，而实最自由。不但不黑暗，而实最文明。不但非不平等，而实为最大平等。真正人道主义，必由此完成而进化。盖以纲字而言，非谓君可任意杀臣，父可任意杀子，夫可任意压制妻。乃以凡为人君、为人父、为人夫者，必要整躬率物，以身作则，为臣、子、妻之模范，以共保人道之平安也。此等礼教，正将维持人道纲纪之责任归之于上，重视主事人之责任，非重视其权威也。

谚云：“上梁不正下梁歪。”已从反面道破三纲真义。“而中养不中，才养不才，贤父兄所以足乐也。”三代以降，真正之礼教凌夷，三纲失坠。为人君父者，往往自己专横放纵，而反责臣子以忠孝；为人夫者，往往自己奸盗邪淫，而反责其妻以贞节；一班伪儒曲士，又从而推波助澜。此篡弑所以相寻，淫僻所以多罪，人道之沉沦，皆由三纲不正起也。若为君者，先尽君道，足以为群僚之表率。为父者，先尽父道，足以为子女之仪型。为夫者，先尽夫道，足以为妻室之仰望。则“纲举目张”，“上行下效”，一切善良政治，美好风俗，由此而生。社会上又安有不自由，不平等，不文明之腐败现象。

说明三纲中的“纲”，本意首要、主要是对君、父、夫的要求。纲是扬起鱼网的大绳，网目的张弛全赖纲能否振起。所以，君、父、夫作为纲，就是要在人伦的实践着起模范的作用，负主要的责任，并不许有无理的压迫。这样，才能纲举目张，上行下效，人伦秩序井然，风俗自然美好，政治自然良善，人类文明的理想境界也不过如此罢了。

关于三纲与伦常的关系。段正元说：“三纲既正，则五伦自明，何也？……三纲立，而人人有所观化适从，犹曰五伦不敦者，未之有也。今时欲人实行八德，敦重五伦，必先整顿三纲。以为道德之根本，然后纲举目张，一唱百和，同游于熙熙之天。人道昌明之世，乃谓之真共和，乃谓之真自由，乃谓之大平等。”[45]他还指出，将来天下太平，大同世界，除了五伦之中要明师弟大伦外，三纲之中还必须立师道大纲。因为，正三纲，明五伦，尊八德，都赖于于师弟大伦。

三、段正元对传统道德伦理进行现代转换的意义

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斯宾格勒在1918年出版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把人类文化分为8种：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墨西哥的玛雅文化、西亚和北非的伊斯兰教文化、西欧文化。每一种文化最初都是青春的活力蓬勃兴起，在其根生土长的地方成长壮大，发荣繁茂，然后枯萎凋落，完成了它的生命周期。在他看来，这八种文化的前七种都已经死亡了或僵化了，而西欧文化也是在劫难逃，它的衰亡乃是无可奈何的事。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研究了人类历史上从古至今的几个大的文明系统，提出了文明生态理论，认为文明正如生命体，它有自己发生——发展——衰亡的过程，并且反复流转着。在人类近6000年的历史进程中，共出现了26个文明形态，其中有21个得到了发展，但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有的中衰，有的消亡，有的裂变，有的被征服而变异，至今只有8大文明仍然存在，它们是：西方基督教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在这8大文明当中，只有中华文明是一脉相承地发展下来的，没有中断、没有灭亡、没有转移的最具有持久性的文明，并且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在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汤因比充分肯定中国秦汉以后两千年“所建立的功绩”，赞扬“中华民族一直保持下来的美德。”[46]那么，中国文化为什么能够绵延不绝、一脉相传地发展到今天？中外学者曾经为这个历史之谜写下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有许多卓见。段正元肯定的则是纲常伦纪的历史意义，“四千年文明古国，庞然大地，独号中华者，即此纲常伦纪，完完全全，无稍欠缺也。又以知迭经丧乱国亡，而种不灭，主权易，而教化犹存，凌夷至今，文弱而未被蚕食者，非必罔生之徒所能幸免，正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诸大圣人，树此纲常伦纪，顶天立地，流风馀韵，有以默系于其间也。”[47]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21世纪，全球化的浪潮势不可当，建立人类的普世伦理越来越迫切，除了已经为世人认可的忠恕之道之外，中华民族可以贡献给人类的还应该有纲常伦理。传统的纲常伦理经过近代以来的批判、洗刷之后，必然恢复其本原的面目，成为人类处理基本关系的大经大法。段正元一生奋斗虽然有志未殆，却对大同理想坚信不疑，变预言大同世界伦常应该有相应的变化，“大同世界，仍是人伦昌明之世界，并非另有神奇玄妙不近人情之异端。不过，天下为家的小康时代，伦常之演绎谨而严。天下为公的大同时代，伦常之演绎大而化耳。若夫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人人俱存一大公无我，一视同仁之高尚思想，则不但伦常中不生悖逆问题，而资本劳动，既无相对立异之情形，自然贫富均安，亦无发生阶级斗争之余地。”“人道昌明乃人类永久的平安幸福，终必以大同为归宿。”[48]也就是说，即使人类走向大同社会，纲常伦理必然还是要有的，只是可能更开放、自由，更符合人性、人情，更能体现人道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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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政治大同》，北平道德学社1930年单行本。

[②]道德学会总会印《师道全书》卷十一，《大同元音》。

[③]道德学会总会印《师道全书》卷十一，《大同元音》。

[④]道德学会总会印《师道全书》卷十一，《大同元音》。

[⑤]道德学会总会印《师道全书》卷十二，《自在元音》。

[⑥]《政治大同》，北平道德学社1930年单行本。

[⑦]《道德约言》。

[⑧]以上均见《政治大同》，北平道德学社1930年单行本。

[⑨]《政治大同》，北平道德学社1930年单行本。

[⑩]《政治大同》，北平道德学社1930年单行本。

[11]《政治大同》，北平道德学社1930年单行本。

[12]道德学会总会印《师道全书》卷十一，《道德和平》。

[13]《孟子·离娄下》。

[14]《孟子·滕文公上》。

[15]陈寅恪：《挽王静安先生》，载《王国维学术经典集》附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

[16]见《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17]道德学社总会印《师道全书》卷五，《道德学志》。

[18]《政治大同》，北平道德学社1930年单行本。

[19]《政治大同》，北平道德学社1930年单行本。

[20]《孟子·万章上》。

[21]《仪礼丧服·子夏传》。

[22]道德学社总会印《师道全书》卷五，《恒德》。

[23]道德学社总会印《师道全书》卷五，《恒德》。

[24]《颜氏家训·兄弟》。

[25]道德学社总会印《师道全书》卷五，《恒德》。

[26]《论语·颜渊》。

[27]道德学社总会印《师道全书》卷五，《恒德》。

[28]《孟子·离娄上》。

[29]《论语·八佾》。

[30]《论语·宪问》。

[31]《孟子·离娄下》。

[32]《孟子·万章下》。

[33]《孟子·梁惠王下》。

[34]《君子·臣道》。

[35]《政治大同》，北平道德学社1930年单行本。

[36]《政治大同》，北平道德学社1930年单行本。

[37]《论语·学而》。

[38]《论语·学而》。

[39]《政治大同》，北平道德学社1930年单行本。

[40]道德学社总会印《师道全书》卷五，《恒德》。

[41]《政治大同》，北平道德学社1930年单行本。

[42]道德学社总会印《师道全书》卷五，《恒德》。

[43]道德学社总会印《师道全书》卷五，《恒德》。

[44]道德学社总会印《师道全书》卷二九，《圆道》。

[45]道德学社总会印《师道全书》卷五，《道德学志》。

[46]《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第287页，旬春生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

[47]道德学社总会印《师道全书》卷五，《恒德》。

[48]《政治大同》，北平道德学社1930年单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