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作《春秋》，孟子和司马迁言之甚详。但孔子作的《春秋》，并非“春秋经”，而是“春秋传”——即今以左氏命名的“左传”蓝本。

其实，对“春秋经”非孔子作这一点，从唐代刘知几开始，就以“惑经”为名作了初步的证明。这以后，历代学者如郑樵，朱熹，刘克庄，朱彝尊，石韫玉到“五四”以来的顾颉刚，杨伯峻等，都作了多方面的考辩，论定“《春秋》者，鲁史也。”但是，我们不能由此推断，孟子和司马迁说的孔子作《春秋》为虚妄。

    一、孟子说的“孔子作《春秋》”即指“春秋传”

孔子作《春秋》之说，最早始于孟子。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亦其惟《春秋》乎?”（《滕文公下》）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其一，孔子是“作”《春秋》，而非如后代经学家所鼓吹的只对“鲁春秋”进行“笔削”，作“一字之褒贬”。其二，孔子出于时代的历史性剧变的需要，怀着“罪我”之惧，首创私修《春秋》之举。“《春秋》，天子事也”，在孔子之前，修《春秋》是史官才有的权利，而孔子不仅“侵权”私“作”，而且还要以此“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太史公自序》）。故不得不担心“罪我”。从性质上看，孔子的《春秋》不同于今之“春秋经”，而同于“春秋传”。其三，从讨伐“乱臣贼子”而言，只有今之“春秋传”才“当得起”。“经”不仅记事简陋，而且褒贬不明。孔子身居的鲁国，有弑君五，逐臣二的史实，在“经”中无一得到反映。特别是对典型的弑君杀臣的“乱臣贼子’庆父，“经”中未讨一笔。相反，对被孔子叹为“良大夫”的赵盾，却强加上了“弑君”之罪。如此黑白颠倒，实在不足称道。唯有“春秋传”，才对这些被“经”所隐所讳的事实真相，一一予以披露，予以深诛严伐。言鲁史官之不能言，记史官之所不敢记，为后代保留了唯一的信史与珍史。在内容上，只有“春秋传”才悬明确针对“邪说暴行”“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现实而作的。

孟子还说，“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这里的《春秋》，同样是指孔子作的“春秋传”，而非“经”。因为在“春秋经”中，记载最多的是鲁襄公(51次)，鲁隐公(40次)，鲁成公(38次)，而提及齐桓公仅30次，晋文公仅8次(据友人赵生群君统计)。齐桓、晋文占的比例并不多，（绝未占突出地位），当不得“其事则齐桓，晋文”之说。“其文则史”更谈不上。唯独“春秋传”即今之“左传”中，“齐桓晋文之事”记载甚详，其中晋文公尤为突出，从其流亡各国到称霸中原，载之历历。晋史在全书中占了近五分之一，而晋文则是其中写得最详尽最个性鲜明的人物，的确符合“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的评价。由此可见，孟子所说的“春秋”，即指“春秋传”。

有人认为，孟子是出于“道统”“师尊”的观念，才吹捧“孔子作《春秋》”之功。则笔者可举并不尊儒的韩非子的记载，证明孔子作“春秋传”。《韩非子·外储说》上引证“春秋”晋文公攻原之事曰：“孔子闻而记之曰：‘攻原得卫者，信也’”此事不见于“经”而唯见于“传”。——考《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记曰：“冬，晋侯围原，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谍出，日，‘原将降矣’。军吏日：‘请待之’。公曰：‘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这里的记载，晋侯的“信，国之宝”的话与孔子说的，正可相互印证。说明《左传》——“春秋传”的这段史料，是孔子据“闻”而“记之”。

又，韩非子每每称引“春秋”史料，多指“春秋传”。如《奸劫弑君》篇：“故《春秋》记之曰：楚王子围将聘于郑，未出境，闻王病而反。因入问病，以其冠缨绞王而杀之，遂自立也。”此不见于“经”，而见于“春秋传”昭公元年：“冬，楚公子围将聘于郑，伍举为介，未出境，闻王有疾而还……问王疾，缢而弑之。”不仅内容吻合，而且字句也大同小异，说明韩非子引自“春秋传”原书。

不仅韩非子，战国时代其它书如《战国策》  《吕氏春秋》等等，所称引的“春秋”均指“春秋传”。刘师培考定“今考周季之书所述《春秋》，均指“左氏”，并进一步推论“是则战国儒生，均以《左传》即《春秋》，斯时公、谷未兴，‘春秋’之名，仅该左氏。”（俱引自刘师培《左盒集》卷二《左氏不传〈春秋〉》)

从战国诸书普遍征引“左传”却无一人提及左氏之名，而唯见称道孔子作“春秋”，这不能不使人怀疑，诸书所称引的“春秋”(“左传”)即孔子作的“春秋传”。司马迁说“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说明孔子曾亲自通过其高足弟子传播过“春秋传”。《韩非子》中曾提及“子夏之说《春秋》”，可为佐证。正由于孔子学生的广泛传播，所以“春秋传”才得以广为流传，遍为各书家征引。这应是合于情理的解释。

二、司马迁称“孔子作《春秋》”亦指《春秋传》

除了孟子称述孔子作《春秋》外，司马迁是后代史家第一人。《史记》的《世家》，《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序》、《太史公自序》等多处再三称述并推崇孔子作《春秋》的丰功伟绩。司马迁所称的“春秋”亦指“春秋传”，而非“经”。

首先，看《年表序》中对此的称述：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现近势，亦著八篇，  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拾《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

上述引文中值得推敲者有几点：

首先，左氏、“左氏传”与孔子《春秋》的关系问题。—从左丘明“因孔子史记”而“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析，“论”。者，“论纂’或“论说”之谓，即左氏对孔子史记作过整理，编纂或评点论说，今“传”中恰有“君子曰”，“仲尼曰”之议论，可为佐证。而“传”的蓝本是孔子写下的。再者，虽然司马迁把《左氏春秋》与《虞氏春秋》，《吕氏春秋》，《铎氏微》相提并论，皆作为孔子《春秋》的“衍生品”而从属之，然而也突出显示左氏与孔子《春秋》之间的特别密切的关系，与其他著作的不同。整部《史记》，对《左氏春秋》亦唯此处一提，可见，“左传”——“春秋传”的原作者应是孔子而非左氏。孔子作的“春秋”就是“春秋传”。否则，司马迁决不会如此“详小略大”褒贬失当。因为不论从哪一方面说，“左传”都要远远超越于“经”的价值。

    其次，从所谓“兴于鲁而次《春秋》”而论，今之“春秋经”，不仅记事残阙不全，详小略大，褒贬失当，弊端百出，而且还存在许多“有时而无事”的赘笔，完全是史官例行公事式的原始记录，毫无加工编“次”的痕迹。故这里的“次《春秋》”必是“春秋传”才符合实际。即孔子以“鲁”《春秋》为‘兴’，依其体例编次史料。考今之“传”，恰恰正是依“经”而“立”，发其凡，起其例、略其详，补其缺，处处与之紧相呼应。(据人统计，“传”全书中直接解“经”者1030条，不直接相关者仅300条)。很显然，作者纂写“春秋传”时是直接紧扣“鲁春秋”遂字逐条编次的，这完全吻合了“兴于鲁而次《春秋)》”的说法。

    第三，从上引文中“不能尽观《春秋》”“上采《春秋》”，“删拾《春秋》”，“捃摭《春秋》”的提法看，孔子“春秋”，必体大精深，内容繁富。  《太史公自序》中也说孔子作“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聚散皆在《春秋》”，可为佐证。故从规模字数上看，孔子《春秋》亦当是“春秋传”而非“经”。第四，司马迁在《史记》中每提及《春秋》，除了极个别情况外，多指“传”而非“经”。唯有两处有异议，一是《孔子世家》记：“……践土之会，实召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考《史记·晋世家》：“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日：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可见“经”非孔子所修。而“春秋传’的记载，也同样隐讳了“实召天子”这个事实。  “传”记曰：“作王宫于践土……献楚俘于王……王享醴，命晋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普侯为侯伯……，曰‘王谓叔父，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俨然是天王巡狩的排场，丝毫没有凌越“召王”之迹象。故太史公说孔子作《春秋》“讳”之。

    《史记》(《赵世家》)还有一段记载同样值得斟酌：“孔子闻赵简子不请晋君而执邯郸午，保晋阳，故书《春秋》曰：赵鞅以晋阳叛。”查《春秋经》定公十三年记：“初，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二者文字有出入。显然这里并非引“经”原文，而只是讲孔子记载了赵鞅以晋阳叛这件事，而“春秋传”对此载之甚详。故“书《春秋》”同样可以看作是指“传”。若孤立地看，此处固也可解释为指“经”。但顾炎武《日知录》在“《春秋》阙疑之书”条指出：“史之阙文，圣人不敢益也。《春秋》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日，官失之也”……以圣人之明，千岁之日可坐而致，岂难考历布算，以补其阙?而夫子不敢也。”既然“经”中连天文历象之阙失都不敢补正，则人事之是非，自然更是“圣人不敢”了。难道夫子独独于上引二处破例去“书”去补了么？这是难以解释通的。

《史记》中的以上两则材料，只能证明，孔子确实书过“春秋”。但此“春秋”非“经”而是“春秋传”。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春秋古经》十二篇，《左氏传》三十卷，《经》十一卷(自注公羊、谷梁二家)。”笔者认为，这《春秋古经》很可能即司马迁读的“春秋古文”(“春秋传”)，它与左氏、公、谷三家体、例各不相同，之所以有“十二篇”，因其依鲁十二君而编次。“左传”之文常有割裂之痕，如鲁庄公十八年记：“冬，巴人因之以伐楚”，十九年又记：“十九年春，楚子御之，大败于津。”笔者疑其在孔子“春秋古文”中，二段当连载于一篇中，“冬，巴人因之以伐楚，楚子御之，大败于津，”如此方连贯。

司马迁时，孔子写的“春秋古文”尚存于世，司马迁读的是他的原本而非“左氏春秋”，故为之大加褒扬，树碑立传。而到刘向、刘歆时，孔《春秋》大概已亡佚，唯“左氏春秋”尚存。孔子作《春秋》遂成疑案。但司马迁是说得明明白白的。

 

三、从《左传》证实孔子作“春秋传”  

以上所说，还只是从侧面证明孔子作“春秋传”。我们还可进一步从《左传》中找到有关的正面证据。

（一）《左传》中贯穿全书的五十多则“仲尼曰”；“孔子曰”透露了孔子作史之迹。

它们虽为左氏或孔子门徒所加，但都用以补充或阐发孔子对所载史实内涵及其褒贬挹损之义的评论。这不仅反映了《左传》创作思想与孔子思想观点的高度一致，而且也从不同角度透露了孔子搜集史料作史的侧影。

《左传》成公二年记载，卫、齐之战中，新筑人仲叔于奚救了卫大夫孙桓子，“既，卫人赏之以邑，辞，请曲悬繁缨以朝，许之。仲尼闻之曰：‘惜也，不如多与之邑。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此年，孔子尚未出生。“闻之”，明孔子非从书面而是从传闻中搜集到此史料。(这段话是听时所发感慨，可能为其门徒所记，被左氏补书于此。)

《左传》成公十七年记：  “齐庆克通于声孟子，与妇人蒙衣乘辇而入于闳，鲍牵见之，以告国武子……”庆克与声孟子设计陷害，“刖鲍牵而逐高咎……仲尼曰：鲍庄子之知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此事亦发生在孔子出生之前。孔子对《左传》里的“中媾之事”宫室丑闻的细节如此了如指掌，若非亲自写作，是不可能说出这番话的。与此相类的例子还有，《左传》宣公九年记载，陈灵公与孔宁仪父共通于夏姬，皆“表其衵服戏于朝”。陈大夫泄冶为此劝谏国君，反遭杀戳。“仲尼闻之曰：诗云‘民之多辟，无自立辟’，其泄冶之谓乎?”说明了孔子对其内情的熟悉。这个“闻之”，同样说明孔子是从传说佚闻中搜集到这段“野史”的。

孔子不仅熟悉《左传》的细节，而且谙熟其中的行人辞令，人物对话。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详载郑国子产面对晋国的“问(人)陈之罪”，侃侃陈辞，使晋人语塞，“不能诘”，终于受礼而舒之，保全了郑国的地位免受大国蹂躏。文中载“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此年孔子方数岁幼童，故这段“仲尼曰”也是孔子事后深入了解子产的这段辞令内容而发。孔子在《左传》成书前即对其中人物对话如此谙熟，若非亲自创作，也是很难做到的。

不仅如此，《左传》的记载中，还有直接反映孔子师徒收集记录行人辞令的迹象。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宋人享赵文子，叔向为介，司马置折俎礼也。仲尼使举是礼也，以为多文辞。”这“仲尼”句，明显是后人插入的语气。这个“举”字，据《十三经》注疏引沈中宾语；“举谓记录之也。”又引《正义》云，  “盖于此言也，宾主多有言辞，时人迹而记之。仲尼见其事而善其言，使弟子举是宋享赵孟之礼以为后人之法。”说明孔子曾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记录搜集过行人辞令。《论语》中孔子向学生说过“一言以伤邦”“一言以兴邦”的话，说明孔子让学生记录历史人物外交辞令，当非偶然。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还记载了叔向的议论：“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产有辞，诸侯赖之，若之何其释辞也”，这与襄二十五年的“仲尼曰”，与《论语》中的有关记载，同出一辙，正可相印证。

笔者认为，《左传》的行人辞令之所以传颂千古，成为史家绝唱，“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史通，申左》)它与孔子的卓越努力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