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中国在近代化、现代化的进程中落后了，于是大家就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作怪，把责任推到传统文化上面去。一个民族失去了自主性，盲目追求别人的东西，最终的结果就是成为别人的附庸。  

　　到了上世纪30年代的中期，中西文化的争论就更激烈了。有一批学者公开举起了全盘西化的旗，影响很大。他们认为中国要发展，要走向现代化只有彻底否定自己的传统文化，要全盘西化才有可能。  

　　这一口号提出的时候是1933年，中山大学的一位教授陈序经，在《中国文化之出路》中提出中国的学术界一共有三派：第一派是复古派，主张保存中国固有的文化；第二派是折衷派，提倡调和的办法使中西文化融合在一起；第三派是西洋派，也就是全盘接受西方文化。他自己则是主张第三派，他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中国文化唯有彻底西化才有出路。那时他的思想和很多人有共鸣。他认为西方文化无论在思想上、科技上、政治上、教育上、宗教上、哲学上、文学上都比中国好，就是在衣食住行等生活上，我们也没有西方人那么讲究。在西方文化里面，可以找到中国的好处；反过来，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就找不出任何西洋的好处。这是非常极端的说法，但是恐怕现在也有不少中国人是这样的一种看法。  

　　公开西化的文化主张出来之后，1935年，有10位著名的教授发表了《中国本位文化的建设宣言》，可以说是针锋相对。所谓本位文化，也就是国学的问题。这个宣言里面开头的第一句话非常惊人。“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就是在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没有了中国人。”这和全盘的西化一样，也有些绝对。宣言中说到：“中国要有自我的意识，要有世界的眼光，既不要闭关自守，也不要盲目的模仿。”他们认为，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的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我想这提得非常切实。  

　　中国本位建设的主张提出之后，坚持全盘西化的人就批评说它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版本。当然，这种主张同时也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和赞同。尤其是一些学者认为：没有本位意识的话，是绝对不可以与外来文化接触的；一个民族失去了自主性，绝对不可以采取他族的文明，而只能是让他族文明征服。如果你失去了本位，盲目追求别的东西，最终的结果就是成为别人的附庸，被其他文化征服。  

　　当时的讨论非常深入，而且还提出了这样的命题：科学化与近代化并不与欧化同义。我们要科学化、近代化，而不必欧化。当时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现在我们也反思，提出了这个问题。  

　　这个争论从上世纪30年代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建立。在上世纪60年代初，港台的几位学者，主要有四位：牟宗三、张君劢、唐君毅、徐复观，他们当时发表了一个宣言，感叹中国文化“花果飘零”，呼吁要来复兴中国的传统文化。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当代新儒家的思潮。这个思潮一直到现在对港台还有影响，在内地也有相当的影响，尤其对学界（特别是研究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的学者）有很大的影响。  

　　我觉得，当代新儒家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他们的思想观念  

　　黄浦江可以看作是近代中国的门户，木质帆船和机械轮船一起出现在这里。  

里面还保留着一种儒家一统天下的观念。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提出要“三统并建”，意思就是儒家的道统、政统和学统这三统并建，即把“道”、“政”、“学”都统一到儒家里面，儒家一统天下。新儒家思想有不少支持者，看起来红红火火，但是意义恐怕并不深远，因为让所有的思想都统一到儒家里面是不可能的。后来有人强调儒学应该和政治剥离开来，因为儒家本身是学术流派，到了汉代独尊儒术之后才和政治结合的。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儒家的思想可以在伦理道德的建设和个人修养方面发挥作用，所以现代人在精神需求方面看到了传统文化意义的思潮。  

 　　从历史上看，中国在近代化、现代化的进程中落后了，于是大家就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作怪，把责任推到传统文化上面去。很多人就认为中国现在还需要继续批判传统、继续否定传统，要不然中国就没有走向现代化的可能和希望。但是另外一个事实却是：我们反复进行着彻底的否定传统的运动。我刚才讲到的新文化运动要从我们的价值观念、思想方式等方面来否定传统，但在生活样式和风俗习惯上并没有根本的改变，人们在日常的生活习俗、家庭观念等还保存着传统的概念。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又破除了“旧思想、旧观念、旧风俗、旧习惯”。文化最后的根子就扎在风俗习惯里面，融在风俗习惯里面的文化才有生命力。如果我们的风俗习惯都改变了，就不会认同这个文化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已经损失了许多。不过传统文化也很怪，你一定要把他搬到现在来运用是不可能的，但是要完完全全地把它彻底斩断也同样不可能。虽然我们挖断的根已经很深，但是里面有很多的须，还是未曾斩断。毕竟传统文化里面不仅有糟粕，还有很多的精华。  

中国文化的核心特点是“和而不同”  

　　 我们现在传统文化里面很多内容都是吸收了外国文化而融入本土形成的，这样中国传统文化才会不断发展。“人文立本，成人之道；科技利用，强国之器”。我觉得教育要把培养人放在第一位，而掌握知识技能是其次的。本和用要分清楚，道和器要摆正。  

　　时间到了上世纪末，又出现了一次文化热潮。  

　　首先是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新一轮的西方文化热，主要对象是尼采、萨特等人的思想。当然，在这样的情势下必然会涉及国学和西学的讨论。于是一种彻底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思潮又重新出现了。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黄土文化、封闭的文化，没有自我更新的机制。西方的文化是海洋的文化、蓝色的文化、开放的文化、不断进取的文化。我想大家对这些印象都会很深。  

　　这时候也有许多反对意见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这个样子的，从中国的历史就可以看出来，中国传统文化有包容性、开放性。我们现在传统文化里面很多内容都是吸收了外国文化而融入本土形成的，这样中国传统文化才会不断发展。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佛教。佛教从印度传进来，开始和传统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冲突，而且冲突还很尖锐———你出家就不能顾家，不顾家就不能尽孝道，不孝则不会忠君。中国的因果观念也和印度的因果观念不一样：印度的因果观念是自作自受；但是中国父母造的孽，子女还要承担，就是父债子还，这种观念在西方和印度没有。在中国，父母的生命在子女身上延续着，父母死了之后，有子女就行了，所以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从礼仪到观念上，印度的佛教和中国的都有不同，但是我们就把它化进来了。有的我们接受它的，有的他们接受我们的，这样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分都分不出来。此外，我们现在很多传统的东西包括器物、艺术等都是外来的，像琵琶、胡琴都是当时从西域传来的。  

加拿大人大山拜相声演员姜昆为老师。 

　　因此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有核心特点———和而不同，所以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说法。先秦的诸子百家到战国中期就开始互相的融通，到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的儒释道三教也是这样，但是又都保持了各自的特性，你是你，他是他，我是我。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才在不断发展、不断前进。  

　　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为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我写了专门的文章《论传统文化》，希望我们不要在吸收外国文化的时候，忘记自己的传统文化。也是在这个时候，北京大学成立了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当时《人民日报》专门进行采访，载了一大版，说国学热在燕园悄然兴起。  

　　后来到了上世纪90年代，大家都在思考：新世纪我们的文化应该怎么走向？怎么发展？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亚洲一些国家的经济崛起，引起了世界的瞩目，他们的成功经验，也引起了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高度关注。于是就有所谓“儒家资本主义”的提法。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引起了东西方政界、经济界、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与此同时，随着全球范围内环保等问题受到关注，我们中国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在西方也引起了重视。这个时候大家都觉得中国的文化可能是有一个复兴的过程。但也有人认为那是西方文化已经进入了“后现代”时期，所以在东方寻找他们想要的东西；而东方，特别是中国，还没有进入到现代化，所以我们还是要抛弃那些传统文化的东西，以后进入“后现代”阶段再找回来也不迟。  

　　那时，我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对于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建构的思考》。这里我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发展中有两个偏差，一个是自然科学的比重和人文科学的比重的偏差；另外一个偏差就是西方文化占了主导地位，中国传统文化只占次要地位，甚至是极微的。当时我也在设想，新世纪的情况会不会改变，如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至少可以平起平坐，好一点的愿望是人文科学应该比自然科学的地位更高些。另外，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至少也能各占50％，如果好一点的话，中国的文化应该占更大的比重。当时就有这样的愿望。但是说实在的，现在进入21世纪已经6年，情况没有多大改变，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最近中国科学院要编一套书介绍中国学术情况的书，他们打电话给我，说能不能给他们题个词。当时我提了两句话：“人文立本，成人之道；科技利用，强国之器”。我觉得教育要把培养人放在第一位，而掌握知识技能是其次的。本和用要分清楚，道和器要摆正。  

国学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保护我们的传统文化  

　　文化是精神产物，是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积累。一开始我们否定自己的传统，决定要走向现代化必须要吸收西方的东西。现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了，就开始文化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