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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百年争论的实质
来源:  作者:  点击:次  时间:1970-01-01 08:00于哲学网发表

 

 

        最近看到不少媒体报道,国内一些大学或者是研究机构成立了国学院、国学课堂、企业家国学培训班。这几年,社会上很流行儿童读经,其内容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释、道。一些媒体称出现了又一轮国学热。我认为,不能说现在才出现这样的国学热,其实一百年间国学就没有中断过,虽然时高时低,时凉时热。为什么会这样?从这个现象中,我们能得到什么启示?这确实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 

国学的概念从诞生起就争论不断 

  我认为国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传统文化。文化在整个历史中是非常重要的载体,而历史又是我们认同这个国家的最核心的东西。 

  什么是国学?虽说百年来不断在讨论,但是并没有大家都认同的说法,因为这是个新名词。近百年来,西方文化东渐,产生了西方文化和中国本土传统文化之间的差异。最初用新学和旧学、中学和西学这样不同的名字来区别。后来又提出国学的名词,其实也就是中学,也可以说是一种旧学,因为它是国产的。在一段时间内,把中国的文化都加上“国”字,比如说中国的绘画称国画,中国的武术称国术,中国的戏剧称国剧,中医称国医。  

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小渔村  

高楼林立的广州夜景 

  国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现代的学科分得很细,有文学、历史、哲学、经济、法律、考古等等。哲学里面又分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美学……但国学应该归哪一学科呢?国学包括了文、史、哲,政、经、法等许多内容,是个综合的学科。因此按照现代的学科分类,国学很难作为单独的学科确立它的“名分”。我先简要回顾一下历史: 

  国学这个概念刚出来的时候,可以称之为国学大师的就是章太炎(即章炳麟—编者注)。他以传统的小学作为国学的基础。小学是中国古代的文字、音韵、训诂的学问,也就是阅读古籍基本的方法。从这里入手,再学经、史、子、集四部,章太炎认为这就是国学。这样说有没有道理?当然有道理。中国文化的传统,如果我们追根求源,都在这里。这是比较传统的说法。梁启超的思想就更开放一些,他认为国学应该是中国历代学术的思想史。后来钱穆传承了梁启超的说法。他讲的国学讲义录和章太炎先生讲的不一样:钱穆先生主要讲国学思想的转变。到了胡适先生那里,国学的范围就更扩大了,他心目中的国学就是国故学,也就是说一切属于中国传统的学问都叫国学。  

  在那个时代,知名学者对国学的理解就是不同的。还有这些知名学者研究的路线、范围不一样,更重要的是研究的态度、目的也不一样。章太炎、梁启超、钱穆先生研究的目的是弘扬传统文化,把优秀的成分传承下来。胡适先生研究国学,他自己讲得很清楚,从故纸堆里刨垃圾,把它们扫除掉。  

  我觉得给国学定义很难。比如有人认为国学就是西方的汉学(以汉文字为载体的就是汉学),但中国自己也有研究所谓“汉学”的啊!所以我的理解是:国学就是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如果把中国所有的学问都叫作国学,那范围就太大了,应该要把国学的研究范围限制在传统文化里。  

  尽管这些传统文化里有“道”、“器”、“艺”的分别,但是每一种文化里面都凝聚着这个民族的、地区的、国家的一些最根本的东西。文化凝聚了这个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法、生活样式、信仰习俗等。一个民族的价值观、风俗习惯都通过文化传达出来。而文化又是历史的载体。我们有着悠久的历史,如果我们把这个文化抽掉了,大家都不认同,我们哪有历史?所以,文化在整个历史中是非常重要的载体,而历史又是我们认同这个国家的最核心的东西。鸦片战争前,著名思想家龚自珍,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很有研究。他研究这段历史得出一个重要的教训:“欲灭人之国,必先灭其史。”也就是说,后人不知道他自己的历史,不知道历史就不认同这个民族、不了解这个国家。  

认同历史就要认同文化  

  鸦片战争使我们开始否定自己的传统文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又使我们反思这种否定。  

  为什么说认同历史就要认同文化呢?首先我们看看近代百年,我们是怎样开始怀疑否定自己的文化的。  

  鸦片战争前后,以魏源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接触西方文化的时候,看到西方列强船坚炮利,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所以,当时成立各种制造局和工厂拼命制造船、枪炮,以抵御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这以后形成了所谓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主要是要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器物文化,而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不能动,即中体西用。  

  洋务运动一下子搞了30年,代表是建立了北洋水师,可是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北洋水师却战败了。1895年严复发表了文章,认为只学西方的器物是不行的,还要学习人家的政治制度,所以要改革,并批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举例子说:牛和马,牛可以负重,马跑得快,不能要求牛体马用,马体牛用。意思是说,要有西用,就一定要有西体。  

  这个说法在当时看来非常有道理,可是现在看来这话不一定全面。而且,如果参照我们的邻国来看,当我们提出中体西用这样口号的时候,日本也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和魂洋才”,以他们本土文化为载体,来吸收西方的文化。日本后来没有改变这样的口号,一直延续下来。他们坚持本民族的传统,吸收了西方的文化,其中也包括了精神文化的方面。但是中国从这之后开始全盘否定自己的传统,去吸收西方的文化。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  梁启超、章炳麟、胡适这些知名学者曾经激烈讨论过我们应该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怎样的态度。 后来又发生了旨在“改变政治制度文化”的戊戌变法。但戊戌变法同样失败了,这时人们考虑到不仅仅是器物文化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政治制度文化的问题,而是在器物文化、政治制度文化的背后更深层次的精神层面的东西,所以才有后来开始的新文化运动。  

  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试图在整个的精神层面,也就是价值观、社会观念这个层面上进行改革,大量引进西方的东西,彻底地批判中国的传统。中国的传统,在当时来讲,跟中国的传统政治结合得最紧密的是儒家。所以要“打倒孔家店”,因此新文化运动是要彻底否定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  

  到了“五四”的时候,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整个的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冲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中国有很多人去那里考察,发现欧洲的文化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特别是它那种以物质文明为主体的文化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当时像梁启超去了欧洲考察以后,在1920年初就发表了一篇很大的文章,后来成了一个小册子,叫做《欧游心影录》。他反思了当年他们这一批人要完全否定自己传统的想法是不是对头,觉得中国传统文化中间也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自己来反思的东西。到了1921年,梁漱溟先生发表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也讲到了东西的文化其实是各有优缺点,而且是不同类型的文化。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一时期里其实有很多人都在反思: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行不行?  

  因为这种反思,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就不断出现了探讨国学问题的学会和组织。比如说,1905年就出现了国学保存会和国学扶轮社;章太炎举办了国学讲习会,曾经三次举办讲习会讲他对国学的理解等等;1915年成立了国学昌明社;1919年在四川还成立了成都国学院;1920年,在无锡成立了国学专修馆,培养了一大批讲授国学的导师。除了这些学会和组织,这个时期也出版了许多和国学有关的杂志,像北京大学的《国学季刊》,南京东南大学的《学衡》杂志等等。在这次反思中出现的国学热潮,一直延续到1936年左右。 

现代化不是全盘西化,中国传统文化也不能“一统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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