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看来，马一浮“ 六艺该摄一切学术”的观点过于绝对，失之迂阔，却反映了他典型的儒家文化本位思想，这与他同时代的梁漱溟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梁漱溟从文化的发展阶段立论，主张“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认为“意欲”的方向决定了生活的样法，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路径，“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以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为其根本精神的”。西方文化是世界文化的第一期，中国文化是第二期，而印度文化是第三期，世界文化的未来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马一浮则认为，“六艺”既代表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又体现了人类思想文化的最高价值，涵盖了真善美以及自由、平等、解放等基本理念，因而必然是普遍的、前进的、日新的：

　　学者当知，六艺之教，固是中国至高特殊之文化。唯其可以推行于全人类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至高。唯其为现在人类中尚有多数未能了解，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特殊。故今日欲弘六艺之道，并不是狭义的保存国粹，单独的发挥自己民族精神而止，是要使此种文化普遍的及于全人类，革新全人类习气上之流失，而复其本然之善，全其性德之真。方是成己成物，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吾敢断言：天地一日不毁，人心一日不灭，则六艺之道炳然常存。世界人类一切文化最后之归宿，必归于六艺。

　　中国文化的自觉与自信何其充沛！有这等气象的，仅熊十力、梁漱溟数人而已。

二、六艺统摄于一心

　　马一浮断言六艺是人类文化的最后归宿，既是他儒家文化本位观的情绪宣泄，更是基于对儒家心性哲学体认至深，并以“六艺统摄于一心”观点为中心的学理建构。

　　“心”是中国哲学独特的范畴之一，不是生理之心，而是道德的形上本体。孔子未说“心”，只讲“仁”，孟子则以道德的本心摄孔子的“仁”，仁的全部意蕴皆收于“心”中。《孟子·尽心上》：“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则知天矣”，本心即性，则心可与天合而为一。人心自然具有知、能二作用，“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马一浮的注解是：“知是本于理性所现起之观照，自觉自证境界，亦名为见地。能是随其才质，发见于事为之著者，属行边事，亦名为行。故知能，即是知行之异名。行是就其施于事者而言，能是据其根于才质而言。” 知能即是知行，也就是人先天具有的道德本能。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牟宗三也强调，“心”不是经验层的，而是“虚明照鉴”之性体。

　　马一浮解“心”综合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他指明《尚书·洪范》要旨为“明天地人物本是一性”，“性”是天地人物共具之“理”，即自然的普遍法则。天地是“万物之总名”，人是“天地之合德”，“人者，天地之心也”（《礼记·礼运》），“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性则心之所具之理”（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人之性即天地之性，一人之气即天地之气，此即说明人与天地万物本为一体，本无睽隔。

　　马一浮统贯条陈，把宋明理学的“心”、“性”、“理”、“天”、“命”这些范畴一一打通，

　　天也，命也；心也，性也，皆一理也。就其普遍言之，谓之天。就其禀赋言之，谓之命。就其体用之全言之，谓之心。就其纯乎理者言之，谓之性。就其自然而有分理言之，谓之理。就其发用言之，谓之事。就其变化流形言之，谓之物。故格物即是穷理，穷理即是知性，知性即是尽心，尽心即是致知，知天即是至命。

　　在他看来，朱子理学和阳明心学并无窒碍。朱子讲格物致知，而知具于心，则理不在心外；阳明认为知善恶是良知，为善去恶就是格物。心外无物，事外无理，“一心贯万事，即一心具众理。即事即理，即理即心。心外无理，亦即心外无事。理事双融，一心所摄”。

　　六艺是人心性德中本来具有的义理，是此性德中自然流出的，“六艺之道，即吾人自性本具之理，亦即伦常日用所当行之事也。亘古至今，尽未来际，尽虚空界，无须臾而可离，无一事而不遍者也”，“在心为德，行之为道，内外一也。德是自性所具之实理，道即人伦日用所当行。德是人人本有之良知，道即人人共由之大路。”六艺之道与一心之德是内外统一，由此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