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史家中，对纪事本末体史书理论阐释最透彻，改造最具成效的当数梁启超。梁启超对纪事本末体有比较辩证的看法，对其优点竭力推崇，如说：“纪事本末体与吾侪理想之新史学最相近，抑旧史学进化之极轨也。” [19] 但对其不足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如说：“纪事本末体是历史的正宗方法。不过中国从前的纪事本末，从袁枢起，直到现在，我都嫌他们对于集团的分合未能十分圆满。即如《通鉴纪事本末》把《资治通鉴》所有事实，由编年体改为纪事本末体，中间有些地方分得太琐碎，有些地方不免遗漏。也因为《资治通鉴》本身偏于中央政治，地方政治异常简略，政治以外的事实更不用提。所以过去的纪事本末，有共同的毛病，就是范围太窄。” [20] 这段话对传统纪事本末体的批判，归纳起来有二点：（ 1）过分注意一事之始末，忽视对史迹“集团”的把握。梁启超对史迹“集团”解释为：“史迹集团之名，吾所自创，与一段之‘纪事本末'，意义略相近（本末仅函时间观念，集团兼函空间观念；但此名似仍为妥，容更订定。）” [21] 梁氏的解释体现了他对纪事本末体崭新的界定，即撰写纪事本末体应从时、空二方面整体把握事件之间的联系。而传统纪事本末只见“本末”，不见“空间”，且分目太细，忽略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2）纪事范围太窄。传统纪事本末体所记史事，无法处理好中央和地方，政治与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致使它成为皇朝政治史，大大降低了它的史料价值。

　　梁启超对纪事本末体理论阐述最透彻，在体例改造上也作了成功的尝试。在编撰方法上，梁启超努力克服传统纪事本末体过分注意一事之始末，纪事范围太窄的弊病，注意从时、空二方面整体把握事件之间的联系，扩大纪事本末体记载事件的范围。这方面，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就是他改造传统纪事本末体的成功尝试。梁启超认为，改造纪事本末体首先要确定“史迹之集团”。因为，划分“史迹之集团”意义相当重要，如他所说：“历史的事实，若泛泛看去，觉得很散漫，一件件的摆着，没有什么关系，但眼光锐敏的历史家，把历史过去的事实看成为史迹的集团，彼此便互相联络了。” [22] 《戊戌政变记》就是梁启超用“锐敏的眼光”，把戊戌变法作为“史迹之集团”来看待的。举凡与戊戌变法有关的史实，梁启超将此“整个而活”的全体相摄于心中。这种全体相表现在梁启超“因事命篇”时，特别注意事件之间的联系，全书的五卷正文是按照戊戌政变的原因、经过和结果来展开的，并以第一篇第一章《康有为任用始末》所叙以康有为为中心的改革路线和变法运动，作为主线构建全文框架。在阐述变法产生的原因时，强调康有为的影响，但这样记叙并没有阐明变法的远因，故梁启超在附录里设《改革起源》，从审视历史的角度，回顾和总结了自鸦片战争后半个世纪中国社会改革的四个阶段，以此同第一章《康有为响应始末》衔接。在阐述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时，梁启超以《废立始末记》和《政变前纪》二卷六章来叙述，篇和篇之间相互照应，从不同侧面来论述变法失败的原因。

　　梁氏所确定的“史迹集团”，不仅着眼于事件之间的联系，而且还具有空间方面的意义。《戊戌政变记》叙述维新变法运动时，《新政诏书恭跋》主要记叙了中央方面变法的实情，但是梁氏认为这样并不能反映戊戌维新运动在全国的情况，因此附录二《湖南广东情形》对中央以外变法实情作了较完整的叙述。如刊登梁启超致陈宝箴书《论湖南应办之事》，梁认为“此书即为湖南办事之起点，后此湖南一切事，皆以此书次第行之。”书中论述了创设时务学堂以开启民智，“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湖南官绅有见于民智之为梁认为“此书即为湖南办事之起点，后此湖南一切事，皆以此书次第行之。”书中论述了创设时务学堂以开启民智，“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湖南官绅有见于民智之为重也，于是有时务学堂之设。”湖南时务学堂是湖南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取得的成绩是清廷实行“废八股，兴学校”政策的结果，这就照应了《新政诏书恭跋》对维新事业的论述，表明新政所取得的成绩不限于中央，具有空间上的广泛性。

　　郭孝成1912年编撰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借鉴章节体叙述的优点，编撰出新式纪事本末体史书。商务印刷馆刊印序言中说：“郭君孝成有鉴于是，乃荟萃见闻所得，详加纂定，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一书，都凡三编：第一编曰中国革命缘起及湖北革命始末；第二编曰各省革命志略；第三编曰民清议和及共和立国。一编之中，各分章节，措辞浅显，叙事翔实······后之欲考革命信史者，当以是书为源汇矣。” [23] 二十世纪初，随着章节体史书在中国的盛行，它在历史编撰上所具有的优点逐渐被史学家承认。尤其是纪事本末体史书由于它同章节体有相通之处，因而更加受到章节体的影响。郭著《中国革命纪事本末》显示了纪事本末体和章节体有机结合的趋向。

　　这种以纪事本末体为主，其它体裁相配合的史著编撰思想，体现了近代史家强烈的逻辑意识，他们试图更加清晰地反映历史史实之间的因果关系，记录历史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从晚清史家改造的历程看，其中发展的轨迹宛然可见。我以为，在梁启超之前的史家，如魏源、夏燮、王闿运、姚锡光等人，他们对纪事本末体史书的改造都还是不自觉的，没有实现根本性改造；梁启超不仅对纪事本末体有中肯的理论分析，同时在实践上奠定了近代纪事本末体史书的编纂模式。《戊戌政变记》主张确定“史迹集团”，“以传记之法补纪事本末之体”，扩大史论等三个方面来改造传统纪事本末体史书，这在传统纪事本末史书中从未有人做过尝试。从历史编撰学盛角度而言，《戊戌政变记》的问世，是纪事本末体由传统型向近代型转变的重要标志，对现代编撰纪事本末体史书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此后，纪事本末体开始和章节体相结合，其编撰方式上的近代化趋势更加明显。

　　　 

　　 

　　 [①] 钱穆：《四部概论》，《中国学术通议》，台湾学生书局，1976年版，第23页。

　　[②] 钱穆：《四部概论》，《中国学术通议》，台湾学生书局，1976年版，第24页。

　　[③] 钱穆：《中国史学之特点》，《历史与文化论丛》，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5年版，第124页。

　　[④] 钱穆：《四部概论》，《中国学术通议》，台湾学生书局，1976年版，第24页。

　　[⑤] 刘知几：《史通·论赞》。

　　[⑥] 魏源：《圣武记》序言。

　　[⑦] 魏源：《圣武记·康熙戡定三藩记》。

　　[⑧] 魏源：《圣武记·康熙戡定三藩记》。

　　[ ⑨ ]

　　[ ⑩ ] 王韬：《普法战纪 ·前序》。

　　[ 11 ] 王韬：《普法战纪 ·前序》。

　　[ 12 ] 王韬：《扶桑游记 ·冈千仞跋》，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46页。

　　[13] 梁启超：《中国近四十年大事记·序例》，《饮冰室合集·专集》（3）。

　　[14] 夏燮：《中西纪事·海疆靖难记》。

　　[15] 钱穆：《张晓峰中华五千年史序》，《中国学术通义》，169页。

　　[ 16 ]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 73）。

　　[ 17 ] 王闿运：《湘军志》卷 15 《营制篇》， 1875 年成都官书局刻本。

　　[ 18 ]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上海商务印刷馆 1927 年版，第 124 页。

　　[19]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73）。

　　[20]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99）。

　　[21]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73）。

　　[22]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99）。

　　[23] 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民元商务印刷馆序言，1912年商务印刷馆铅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