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王韬撰著的纪事本末体史书《普法战纪》，也是将史论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代表性著作。王韬注意从史料中挖掘历史事实，表达作者对历史的态度和观点。书中用“逸史氏王韬曰”对战争爆发的原因，战争双方胜败的分析，战争性质进行论述，体现出作者独到的眼光和视角。他认为法国政治浑浊，拿破仑的黩武主义，以及官民不和，是其失败的根本原因。他说：“法为欧洲强国，虽壤土不广，而勇悍好战，争地争城，素为列邦所摄。” [⑨] 法国依仗在欧洲执牛耳的地位，拿破仑时代发动了一系列对外兼并战争，招致国内反对派和欧洲被征服国家的联合进攻，导致帝国最终解体。普法战争中，法国的失败是其“威兵力则以慑人”的结果。他还特别强调民心向背对战争的影响，他说：“盖必先得民心，然后能得土地。未有民心不向，而能常有其土地。” [⑩] 他认为普国的胜利是由于君臣一心、将帅和谐，统治者的决策正确所致。由于王韬善于在叙事中发论赞，借以表达作者对史事的认识，获得很好的学术和现实效果。当时学人对这部书评价很高，丁日昌认为它“具有史笔兼才学识三长” [11] ；日人冈千仞说：“《普法战纪》传于我邦，读之者始知有紫诠王先生，（先生）以卓识伟论，鼓舞一世风庳，实为当时伟人也。” [12]

　　重视史论也是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编撰的鲜明的特色所在。梁启超一生以善于论辩闻名，著史以“笔锋常带感情”的史论见长。他表明对史论的观点：

　　中国旧文体，凡记载一人事迹者，或以传，或以年谱，或以行状，类皆记事，不下论赞，其有之，则附于篇末耳！然夹叙夹议，其例实创自太史公······后人短于史识，不敢学之耳，著者不敏，窃附斯义！ [13]

　　上述观点虽有感于编年体之弊而发，但实际上梁氏戊戌后的史著，由于受进化论的影响，和西方史学思潮的刺激，要求改革传统史书编撰形式，重视以史论来探索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已经成为梁氏编撰史书的重要趋向。《戊戌政变记》虽系纪事本末体史书，但其史论对揭示变法的“本末”以及变法失败的原因等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新政诏书恭跋》详细记载了变法“始末”，阐述了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新政的看法。在此篇中，梁启超借助跋体，以“按语”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同传统的跋体是“图书在流传过程中写上的有关版本源流、流传情况的文字”不同，梁氏运用跋体，偏重于事件始末的议论，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如对光绪帝 4月23日下诏改革的上谕，梁启超的“按语”就是一篇对晚清六十年变法历程及阶段划分“自成一家之言”权威观点。 梁启超将这一时期的变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即所谓的“四界”。第一界，自道光二十年割香港，通五口，魏源著《海国图志》，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说，为变法的萌芽时期。第二界，起于同治初年，为学习西方技艺时期。第三界，始于中法战争后，识者渐知西法不能尽拒，谈洋务者亦不为深耻，为渐知西学，而莫肯讲求。第四期，始于甲午战争后，自甲午东事之败，朝野乃知旧法不足恃，于是言变法者纷纷，为变法时期。梁氏以精炼的文字，勾勒出“四界”的大致轮廓，着重指出不同时期的特点，并对阻碍变法的内外因素进行剖析。因此，可以说梁氏的“按语”是对光绪帝下诏改革的历史背景的阐明，突出了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

　　从上述例证不难看出，用史论改造纪事本末体史书已经成为晚清史家的共识。试想如果没有这些史论来阐述作者对于事件的观点和态度，没有用史论对与事件有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做分析，只是平直叙事，读者如何能领略作者的思想感情？

　　二、 借鉴传统的编年体、纪传体等编纂方法，使之较好地和纪事本末体相融合，拓展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反映面，增加人物在纪事本末体史书中的位置。 由于传统纪事本末体各条目相对独立，缺乏纪传体的综合性和编年体的时间联系性，对此，晚清史家作了积极的改造。要展现历史的全貌，就不能仅记载大事，还应该将与史事有关的历史人物、学术文化等内容记载下来。晚清史家注意吸收纪传体的优点，增加人物在纪事本末体史书中的位置。如夏燮撰著的《中西纪事》则是把序录和纪事本末体结合的成功典范。作者在《海疆靖难记》说：“是编纪殉难之臣，不论文武，不叙官阶，悉以死事年月之先后为次，其兵勇、坤民、妇女之死难者附注于后，仿序录之例，兼备纪事之体，俾后之蓃八史志者，得以考见其本末。” [14] 这里，作者以传记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形式，把在定海战役中殉难的官民事迹记录下来。这样处理，把人物和事件紧密结合，有效地改善了传统纪事本末体过分重视叙事，忽视了人的精神的跃动。从夏燮的改造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定海失守的始末，还看到了典吏全福等人在战争中的英勇表现。钱穆先生认为，只有编年体和纪传体才能克服纪事本末体在写史中存在的忽视人的精神等弊病，他说：“我所认为中国史学最精邃之深义所存，乃在其分年分人逐年逐人之记载，初若不见其事。” [15] 夏燮的尝试实际上就是用编年体对纪事本末体进行改造的尝试，不管这种改造对纪事本末体的发展究竟起了多大作用，但是这样做本身对后世纪事本末体的编撰是有借鉴意义的。

　　王闿运（ 1835-19160 ，宇壬秋，又字壬父，长沙府属湘潭人。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述及晚清人创作的纪事本末体史著时就说： “ 最著者有魏默深源之《圣武记》、王壬秋闿运之《湘军志》等。 …… 要之壬秋此书文采可观，其内容则反不如王定安《湘军记》之翔实也。 ” [ 16 ] 光绪元年（ 1875 年），由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出面，邀请 “ 文翰颇翩翩 ” 且又与湘军将领多有交往的湘潭名士王闿运来主持纂修《湘军志》的工作。光绪三年二月，王正式着手《湘军志》的编纂工作。光绪四年十一月，《湘军志》初稿成。光绪七年闰七月，《湘军志》最后定稿。王作《湘军志》共 16 篇，即：湖南防守篇、曾军篇、湖北篇、江西篇、曾军后篇、水师篇、浙江篇、江西后篇、临淮篇、援江西篇、援广西篇、援贵州篇、川陕篇、平捻篇、营制篇、筹饷篇等。王闿运在《湘军志》中对改造传统纪事本末体史书上作了不少探索，成就不可小视。（ 1 ）注意吸收纪传体的优点，增加人物在纪事本末体史书中的位置。其曾军篇和曾军后篇以人物命篇，重点记载曾国藩创建湘军的历史背景，湘军的建制分合，以及成军后所经历的战役，突出了曾国藩创建湘军的历史功绩。篇中还记载了胡林翼、彭玉麟、罗泽南、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在战争中的表现。（ 2 ）扩大纪事本末体史书的记载范围。传统的纪事本末体史书主要以事件为主，很少涉及军事制度、经济等方面的内容。王闿运在《湘军志》中专设营制篇、筹饷篇来记载这方面的内容。营制篇说：凡立营，十人为队，八队为哨，队、哨有长，队有斯养，队十二人，其正制也。八队之械：一、五抬枪，二、四、六、八刀矛，三、七小枪。抬枪迟重则增二人。故百六人而成八队，统以哨长，哨百七人，置哨官领之。四哨为营，亲兵六队，队长、斯养如哨之制，队十二人。六队之械：一、三主炮，二、四、六皆刀矛，五为小枪，凡七十二人，不置哨长，合四哨四百二十八人，皆统于营官，故曰营五百人，而哨、营官不数。曾国藩设立湘军营制的方针，是以封建宗法关系控制将领和军队。湘军各部，上自统领，下至哨长、士兵，从其开始招募成军，即是以同乡、亲友、师生等关系为纽带而维系着的武装集团。湘人王闿运在论及湘军时说：“湘军之可贵者，各有宗派，故上下相亲”；又说：“从湘军之制，则上下相维，将卒亲睦，各护其长，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 [ 17 ] 可以说，营制篇比较清楚地记载了军事体制。筹饷篇则重点记载了湘军军费的来源和开支情况，对其中的蚕食军饷的积弊多所指陈。上述对纪事本末体史书的改造，致使《湘军志》有别于传统纪事本末体史书的编纂模式。王闿运评论《湘军志》时说：“此志自以纪事本末为易嘹，但非古法尔！” [ 18 ] 后人曾评价它“敛雄才于方纪，纳万变于小篇”，认为“史裁之丽密”超出了同时代著名史家的著作。

　　再如清人黄鸿寿 1915年定稿的《清史纪事本末》在体裁运用上，十分注意汲取纪事本末体史书编纂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借鉴其它体裁的优点，形成比较成熟的纪事本末体编纂模式。该书吸收此前各家编纂纪事本末体的经验，如仿《左传纪事本末》的体例，凡一人一事关乎清朝盛衰的人和事都列为专篇加以记载，如《和坤之贪》、《乾隆极盛》、《增加兵额》等。仿《左传纪事本末》和《金史纪事本末》体例，于一事之末尾间附评论，表明作者的观点和看法。该书还十分注意其他体裁的优点，如吸收学术史编纂的方法，特设《诸儒学问出处之概》一篇论述二百年清朝学术变迁的轨迹。

　　三、初步确立近代纪事本末体史书的编纂模式。 20世纪初，“史界革命”的浪潮开始冲击传统史学。在新史学思潮如火如荼的历史情境下，史学家面对新的历史观，新的史学方法，开始思考如何改造传统史书编纂模式，建立富有近代色彩的史书编纂模式，以契合时代的需要。其改造的方式（路向）有二种：（1）辨证分析纪事本末体的优劣，整合传统史书体裁的思想资源，建构近代纪事本末体的编纂模式。（2）借鉴章节体叙述的优点，编撰出新式纪事本末体史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