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避讳

　　陈垣先生在《史讳举例》中讲到：“民国以前，凡文字上不得直书当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须用其他方法以避之，是之谓避讳。避讳为中国特有之风俗，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二千年。”朝代不同，所避之字不同，要求宽严不同。以避讳之风最盛的宋为例，为避宋钦宗赵桓讳，有桓、恒、完、莞、纨、丸、院、皖、垣等四十九字不得用；为避宋高宗赵构的讳，竟有句、苟、垢、诟、购、够、姤等五十五字不能用！王利器在《杜集校文释例》四十三《清人避讳改字》中说：“宋本卷十六《有感五首》之五‘胡灭人还乱',玉句草堂本作‘盗灭人还乱',此清人避讳改字也。……宋本卷第七《八哀诗》之三《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胡骑忽纵横'，《全唐诗》胡骑改贼骑；……同一胡字，恣意改之，竟一为寇，一为贼，一为边也”。因为清朝统治者为少数民族，忌“胡”字，当时的文献资料，只得更换字眼。类似的还有“明、虏、夷狄”等字。这么一改，既失原义，又失原本面貌，造成众本文字上的差异。

　　避讳改字，遍及经史子集。改经的如唐石经中的“洩洩其羽，桑者洩洩兮，无然洩洩，是絏袢也，俾民忧洩”，（7）洩本为泄，因唐太宗名字避世旁。改史的如《后汉书·儒林传》“孔僖因读吴王夫差时事，废书叹曰：‘若是所谓画龙不成，反为狗者'”，（8）狗本应为虎，是后人为避李渊祖父李虎的讳，窜改孔氏之语。再如李白《送韩侍御之广德》诗“昔日绣衣何足荣，今宵贳酒与君倾。暂就东山赊月色，酣歌一夜送泉明。”泉明实际上是渊明，是为避李渊讳而改。

　　避讳这种中国“特产”，给文献典籍带来的淆乱，主要表现在文字方面。它给文字造成的混乱程度，较其他原因为重。

四．作伪

　　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中讲：“古人好以己之著书假作他人，今人好以他人之书假作自己。”作伪有三种目的，或是为了牟取利禄，或是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或是借助古代名人以抬高本身、本派的身价。作伪的方式有1.伪造佚书。如汉成帝时张霸伪造“百二篇”，冒充《古文尚书》，籍此捞取利禄，被汉成帝用为博士。2.假托撰人。如《本草》托之神农，《内经》托之黄帝，纬书多托名孔子，占卜书多托东方朔、郭璞，凭此抬高身价，以期广为流传。3.改头换面。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说：“明人刻书有一种恶习，往往刻一书而改头换面，节删易名。如唐刘肃《大唐新语》，冯梦桢刻本改为《唐世说新语》。”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对伪书的种类归纳成10条：1、全部伪；2、一部分伪；3、本无其书而伪；4、曾有其书，因佚而伪；5、内容不尽伪而书名伪；6、内容不尽伪而书名人名伪；7、内容、书名不尽伪而人名伪；8、盗袭割裂旧书而伪；9、伪后出伪；10、伪中益伪。

　　由此可见，作伪导致的不只是文字的错误，更为严重的是整部书、整篇文章以及书名、作者的混乱。张之洞曾讲：“一分真伪，而古书去其半”，（9）张氏之说虽有些夸大，却也一语道破了伪书给古籍带来的严重后果。

五、刻印、校点、注释致误

　　古籍在传抄、刻印、校点、注释过程中造成的淆乱，涉及面最广，情况也最为复杂。

　　抄误雕版印书技术发明以前，人们主要靠传抄得以对文献占有、保存和流传。在传抄的过程中，由于祖本本身问题致使抄写者无法识别，或者抄写者疏忽大意，又或者抄写者水平所限，就难免造成讹误。葛洪《抱扑子·遐览》中引谚曰“书三写，鱼成鲁，帝成虎”，即反映了古籍在传抄过程中以讹传讹的现象。这主要表现在致讹、致脱、致衍和致倒四个方面。

　　刻误自唐代产生雕版印刷后，文献典籍流传的数量日益增大，同时书籍也开始大规模商品化起来，出现以赢利为目的的坊刻本。刻工或书贾的偷工减料，如删字句（甚至章节），给古籍带来淆乱。周辉谈到王荆公与宋次道同为三司判官时，“次道出其家藏唐诗百余编，托荆公选其佳者。荆公乃签出俾吏抄录，吏每于长篇字多倦于笔力，随手削去。……今世所传本，乃群牧吏所删者。”又如明代刻书风气极不严谨，建阳刻书虽多但因校勘粗略，纸墨俱劣，在当时就受到读书人的强烈批评。朗瑛在《七修类稿》云“我朝太平日久，旧书多出，此大幸也。惜为建阳书坊所坏。盖闽专以货利为计，凡遇各省所刻好书，闻价高，即便翻刻，卷数目录相同，而于篇中多所减去，使人不知……”清代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一《六经雅言图辨跋》中，对明人妄改乱刻古书，说过这样的话：“明人书帕本，大抵如是，所谓刻书而书亡者也。”即反映了这一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