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纪事本末体史书编纂特色及其发展轨迹

　　纪事本末体史书，是一种以历史事件为主的史书体裁， 这种史体在 晚清得到了迅速发展，如前文表列所示。经过对 这些史 著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它们在晚清发展的主要特点和轨迹，因此总结晚清纪事本末体发展的特点和轨迹具有重要的意义。

　　晚清纪事本末体史书作为记载重大历史事件的史体，经过魏源、夏燮、梁启超等人的变通和改造，在史书编撰方面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

　　（一）纪事本末 体不再 是单一的史体，晚清史家充分吸收 其它史体 的优点，形成以纪事本末体为主，多种体裁配合的新形式。

　　纪事本末体既有优点，也有缺点，要使这种史体适应晚清客观形势的需要，史家必须进行变通和改进。魏源撰著的《圣武记》主要将史论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体现出纪事本末 体学术 研究的色彩，在改造纪事本末体上作了初步的尝试。夏燮撰著的《中西纪事》则是 把序录 和纪事本末体结合的成功典范。作者在《海疆靖难记》说：“是编纪殉难之臣，不论文武，不叙官阶，悉以死事年月之先后为次，其兵勇、坤民、妇女之死难者附注于后，仿序录之例，兼备纪事之体， 俾 后之蓃八史志者，得以考见其本末。 [15] 这里，作者以传记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形式，把在定海战役中殉难的官民事迹记录下来。这样处理，把人物和事件紧密结合，有效地改善了传统纪事本末体过分重视叙事，忽视了人的精神的跃动。从夏燮的改造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定海失守的始末，还看到 了典吏全 福等人在战争中的表现。钱穆先生认为，只有编年体和纪传体才能克服纪事本末体在写史中存在的忽视人的精神等弊病，他说：“我所认为中国史学最精邃之深义所存，乃在其分年分人逐年逐人之记载，初若不见其事。 [16]（P169） 夏燮的尝试实际上就是用编年体对纪事本末体进行改造的尝试，不管这种改造对纪事本末体的发展究竟起了多大作用，但是这样做本身对后世纪事本末体的编撰是有借鉴意义的。

　　梁启超对纪事本末 体理论 阐述最透彻，在体例改造上也作了成功的尝试。在编撰方法上，晚清史家努力克服传统纪事本末体过分注意一事之始末，纪事范围太窄的弊病，注意 从时、空二方面 整体把握事件之间的联系，扩大纪事本末体记载事件的范围。这方面，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就是他改造传统纪事本末体的成功尝试。梁启超认为，改造纪事本末 体首先 要确定“史迹之集团”。因为，划分“史迹之集团”意义相当重要，如他所说：“历史的事实，若泛泛看去，觉得很散漫，一件件的摆着，没有什么关系，但眼光锐敏的历史家，把历史过去的事实看成为史迹的集团，彼此便互相联络了。 [17] 《戊戌政变记》就是梁启超用“锐敏的眼光”，把戊戌变法作为“史迹之集团”来看待的。举凡与戊戌变法有关的史实，梁启超将此“整个而活”的全体相摄于心中。这种全体 相表现 在梁启超“因事命篇”时，特别注意事件之间的联系，全书的五卷正文是按照戊戌政变的原因、经过和结果来展开的，并以第一篇第一章《康有为任用始末》所叙以康有为为中心的改革路线和变法运动，作为主线构建全文框架。在阐述变法产生的原因时，强调康有为的影响，但这样记叙并没有阐明变法的远因，故梁启超在附录里设《改革起源》，从审视历史的角度，回顾和总结了自鸦片战争后半个世纪中国社会改革的四个阶段，以此同第一章《康有为响应始末》衔接。在阐述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时，梁启超以《废立始末记》和《政变前纪》二卷六章来叙述，篇 和篇之间 相互照应，从不同侧面来论述变法失败的原因。

　　梁氏所确定的“史迹集团”，不仅着眼 于事件 之间的联系，而且还具有空间方面的意义。《戊戌政变记》叙述维新变法运动时，《新政诏书恭跋》主要记叙了中央方面变法的实情，但是梁氏认为这样并不能反映戊戌维新运动在全国的情况，因此附录二《湖南广东情形》对中央以外变法实情作了较完整的叙述。如刊登梁启超致陈宝箴书《论湖南应办之事》， 梁认为 “此书即为湖南办事之起点，后此湖南一切事，皆以此书次第行之。”书中论述了创设时务学堂以开启民智， “ 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湖南官绅有见于民智之为梁认为“此书即为湖南办事之起点，后此湖南一切事，皆以此书次第行之。”书中论述了创设时务学堂以开启民智，“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湖南官绅有见于民智之为重也，于是有时务学堂之设。”湖南时务学堂是湖南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取得的成绩是清廷实行“废八股，兴学校”政策的结果，这就照应了《新政诏书恭跋》对维新事业的论述，表明新政所取得的成绩不限于中央，具有空间上的广泛性。

　　郭孝成1912年编撰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借鉴章节体叙述的优点，编撰出新式纪事本末体史书。商务印刷馆刊印序言中说：“郭君孝成有鉴于是，乃荟萃见闻所得，详加 纂 定，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一书，都凡三编： 第一编曰中国 革命缘起及湖北革命始末； 第二编曰各省 革命志略；第三 编曰民 清议和 及 共和立国。一编之中，各分章节，措辞浅显，叙事翔实· ····· 后之 欲考革命 信史者，当以是书 为源汇矣 。 [18] 二十世纪初，随着章节体史书在中国的盛行，它在历史编撰上所具有的优点逐渐被史学家承认。尤其是纪事本末体史书由于它同章节体有相通之处，因而更加受到章节体的影响。郭著《中国革命纪事本末》显示了纪事本末体和章节体有机结合的趋向。

　　这种以纪事本末体为主，其它体裁相配合的史著编撰思想，体现了近代史 家强烈 的逻辑意识，他们试图更加清晰地反映历史史实之间的因果关系，记录历史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从晚清史家改造的历程看，其中发展的轨迹宛然可见。我以为，在梁启超之前的史家，如魏源、夏燮等人，他们对纪事本末体史书的改造都还是不自觉的，没有实现革命性的改造；梁启超不仅对纪事本末体有中肯的理论分析，同时在实践上也作了革命性的改造。《戊戌政变记》主张确定“史迹集团”，“以传记之法补纪事本末之体”，扩大史论等三个方面来改造传统纪事本末体史书，这在传统纪事本末史书中从未有人做过尝试。从历史编撰学角度而言，《戊戌政变记》的问世，是纪事本末体由传统型向 近代型 转变的重要标志，对现代编撰纪事本末体史书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此后，纪事本末 体开始 和章节体相结合，其编撰方式上的近代化趋势更加明显。

　　（二） 纪事本末史书的编撰与急剧的时代变动和史家的忧患意识相结合，内容上以记载当代史和战争史为主。

　　晚清著名历史学家陈 黻宸 说：“时乎时乎，夫史者固与时俱变也。 [19]（P324） 他认为，近代西方的侵入造成的严峻形势，要求史家因时变革，敢于创新体例，撰写符合时代需要的史书。晚清纪事本末史书的显著特点表现在：它 不象 传统纪事本末史书重考证，也不是对正史简单的改造和补充；它强调的是史学家的“独识”，要求史家结合社会思潮和时代变动，从事件发展的脉络中，表现出史家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弘扬人们的爱国思想和对时局的关心，写出人民大众对帝国主义和统治阶级的憎恨，表达鲜明的民族主义情结。因此，这类史书关注的重点是当代史。

　　魏源撰著的《圣武记》就是紧密结合“经世致用”思潮，记载清朝由盛而衰，总结军事指挥上成败得失的著作。全书内容先记载清代开国、平定三藩叛乱、康熙至乾隆间为巩固统一发动的战争，后记几次重大的少数民族起义，从军事政治史的角度回顾了清朝统治由盛而衰的历程。《圣武记》总结清朝极盛时期 统治者统军治国 的历史经验，主要为针砭现实而发。魏源说：“自古及今，或以殷忧启圣，或以道谋溃成，庙算不定，而大难克削者，未之前闻。”明确地将康熙帝和道光帝在军事指挥上的才能相对照，隐含着对道光帝“举棋不定”的谴责，表达出作者深沉的愤慨和爱国御侮的决心。最能表现魏源历史见识的是他通过对清代史事的系统整理和思索，表达清代盛衰大势的看法：“国家极盛于乾隆之六十年，版舆生齿 倍 雍正，四夷宾服逾康熙。· ····· 湖北、四川‘教匪'旋起，蔓延河南、陕西、甘肃，· ····· 与 五省环攻之 兵力， 且抚且剿 ，犹七载而后定，靖余孽者又二载，先后 縻饷逾 万万金，视伊犁、回部、大小金川几再 倍 之。且前代流寇皆 发迹未造 ，川 壅 必溃，未有蠢动于庞豫之余，劳师 殚 武如今昔者。 [20] 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清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在乾隆末年。由于“红苗”、“教匪”起义不断，使清朝几乎面临历代王朝灭亡前的“川 壅 必溃”的局面。

　　夏燮著的《中西纪事》也是关注当代史的代表作。在鸦片战争后社会时局大变动时，面对内忧外患的形势，作者在“经世思潮”的影响下，感慨国事而着手编撰《中西纪事》。他说：“道光庚子之夏，洋 氛不 靖，蔓延三载。· ····· 于是 蒿目增伤 ，裂 眦 怀愤。 爰 搜辑 邸 抄文报， 录而存之 。 [21] 这部书起于“通商起源”，迄于咸丰10年各国换约，凡24卷，较完整地记录了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史事，揭露了英、法、美等国侵略的罪行，清朝统治阶级的腐朽，表彰人民反侵略斗争，体现了作者反对资本主义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首先，对于外国资本主义用鸦片侵略的本质和战争爆发的原因有较深刻的认识。他认为，资本主义用鸦片侵略的本质不在“通商”，而是借此打开中国的大门，政府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后果不堪设想。他对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作了精辟的论述：“论者皆谓中西之 衅 ，自烧烟启之。今载考前后，乃知衅端之原于互市，而非起于鸦片。”并明确指出：“即使鸦片不入中国，亦未能保外洋之终于安靖而隐忍也。 [22] 夏氏以史家卓越的“史识”，从复杂的历史事件嬗变 之迹中 ，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商品进行侵略，发动侵华战争的必然性，这是他超出同时代人认识的高明之处。其次，忠实地记载了投降派误国卖国行径和人民群众的反侵略斗争。再次，在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指导下，考虑问题以中国的时局和前途为出发点。他清醒地认识到，在清朝腐朽统治下，外国侵略势力进入中国已经不可逆转。因此，出于对中国前途的隐忧，他尽量搜集东南人民反侵略的史事，以激励人们的爱国热忱。他说：“是编纪殉难之臣，不论文武，不叙官阶，悉以死事年月之先后为次，其兵勇坤民妇女死难者，附著于后，仿叙录之例，兼备纪事之体， 俾 后之搜入史志者，得以考见其本末。 [23] 作者表彰殉难烈士，目的是激励人们的爱国情结，为民族前途和国家独立勇于献身。

　　（三）历史观由初期的变易史观、循环史观、伟人史观向进化史观演进。

　　晚清前期的史家撰写纪事本末体史书主要还是以变易史观、循环史观来评论事件和人物。如魏源就是用变易史观看待清朝盛衰的。在他看来，“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认为其原因是由于“治久习安，安生乱；乱久习患，患生忧，忧生治”。似乎历史就是这样循环往复的演变。因而他提出：“故真人之养生，圣人之养性，帝王之 忻天永命 ，皆忧惧以为本焉。真人 逆精以反返气 ， 圣人逆情以 复性，帝王逆气运以 拨乱反治 。 [24]（P39） 魏源就是用这样的变易史观来指导《圣武记》的编撰的，他希望清朝能以“忧惧为本”，“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则清朝一定会出现“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五官强，五兵昌，禁 止令行，四夷来王，是 之谓战胜 于庙堂” 的衰而 复兴的局面。

　　再如王闿运的《湘军志》则是用伟人史观撰写的比较有名的纪事本末体史书。王 闿 运（ 1832－1916），湖南湘潭人。王 闿 运生当清末动荡的时代，属于当时封建地主阶级的复古派。王 闿 运的伟人史观贯穿在《湘军志》中。例如，《湖南防守篇》说：“湖南兵威之盛未有过于此者也。无他故， 专灭洪寇之功耳 。 然洪杨 之盛，则亦由湖南始。然 合围而纵之 ，后起偏师追而歼之，岂天数耶？一、二 人谋力之 所之也。 [25]

　　总之，晚清前期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在历史观上局限性较明显，有的史书不乏为皇帝、伟人歌功颂德的语句。这一时期纪事本末体史书在史学思想上的特点，鲜明地体现在爱国主义思想和封建保守思想同时并存。新史学思潮兴起后，史学家开始接受从西方传入的进化论，并用它来撰写纪事本末体史书。如《中国革命纪事本末》就是郭孝成用进化史观指导撰写的优秀成果。作者运用进化史观分析了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近则朝政紊乱，贿赂公行，佯托立宪，实益专横，非但不为人民谋幸福，吾民有所请援，御之如寇仇，外人有所挟求，奉之若神明。· ····· 盖至是而革命之热潮，膨胀迸裂于吾民之脑中，不可须臾缓也。”又说：“ 噫 嘻！经世界而观之，我中国专制之成立最早，而 其运独长 。郁之既久， 发之必昌 ，民智之发达，行且于列强雄长于全球，为巩固之中华民国，岂尚能受君主之 羁勒哉 ？· ····· 君主之神智者，顺其势而利导之，遂为君主立宪之国；君主 之愚暴 者，逆其势而压制之，遂为民主共和之国，此万国政治进化之公例也。 [26]（P1-3） 商务印刷馆为《中国革命纪事本末》作序也指出： “夫天人相会，而事变生因果循环，而真理出中国。此次革命其发之 也虽骤 ，而 其种事所伏 ，实蕴积于数千年专制之淫威，益以晚季朝局 秕 政横行，欧美邻封 新潮奔住 ，天时人事交媾 互 ，虽 一 触而不可遏抑如是。 [27] 作者认为辛亥革命的发生是因为腐朽的专制制度压迫人民，造成人民对封建制度的憎恨，再加上欧美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天时人事交媾互遌”，辛亥革命的爆发 遂不可 遏制。这种看法由于有进化论作指导，抓住了问题的核心，比较符合历史实际，颇具历史见识。后世史家分析辛亥革命爆发原因时，也主要围绕这二个方面来展开论述的。这表明运用进化史观分析历史事件，见识极大地提高，得出的结论也比较符合历史的真实。历史观的进步，是史学发展十分重要的表现。从纪事本末体史书历史观发展的轨迹来看，它同 其它史体 一样，随着时代的进步也不断发生质的变化。

　　晚清纪事本末体的上述特点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晚清是社会思潮波澜起伏，整个社会发生空前深刻而激烈变动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发生了五次大规模的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和近百次的国内战争。历史学家要想客观、生动地记载急剧变动的历史事件，探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就必须改造体例，尽可能真实地反映晚清丰富、复杂的客观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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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章学诚.文史通义. 外篇三 .北京：中华书局,1985.

[2]章学诚：文史 通义外篇三 .北京：中华书局,1985.

[3]陈其泰：《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4]魏源：《圣武记》卷11《掌故考证》，道光二十四年 古微堂重 刻本，下同。

[5]陈黻宸 ：《独史》，《新世界学报》1902年第3期，下同。

[6]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饮冰室合集·专集》（73），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下同。

[7]钱穆：《张晓锋中华五千年史序》，《中国学术通义》台湾学生书局1976年版。

[8]魏源：《海国图志》卷5《东南洋叙》，道光32年 古微堂 刻本，下同。

[9]陈黻宸 ：《独史》。

[10]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一）《叙例》，上海书店1959年版，第2页。

[11]参见姚继荣：《清代方略研究》第75页的有关论述，北京师范大学史学史及史学理论专业博士论文未刊稿。

[1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13] 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凡例》，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

[14] 崔文印：《纪事本末体史书的特点及其发展》，《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第13页。

[15] 夏燮：《中西纪事·海疆靖难记》，1884年江上草堂刊本。

[16]钱穆：《张晓峰中华五千年史序》，《中国学术通义》，台湾学生书局1976年版。

[17]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99）。

[18]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序言》，商务印刷馆1912年刊本。

[19]陈黻宸 ：《读史总论》， 陈德溥主编 《陈黻宸集》，中华书局 1975年版。

[20]魏源：《圣武记·嘉庆川陕湖靖寇记》。

[21]夏燮：《中西纪事·原叙》，同治七年刻本。

[22]夏燮：《中西纪事·互市档案》，同治七年刻本。

[23]夏燮：《中西纪事·海疆殉难》。

[24]魏源：《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

[25]王闿运：《湘军志·湖南防守篇》，光绪七年长沙刻本。

[26]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中国革命之缘起》，商务印刷馆1912年版。

[27]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民元商务印刷馆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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