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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纪事本末体史书初探
来源:  作者:  点击:次  时间:1970-01-01 08:00于哲学网发表

 

 

摘要: 晚清纪事本末体史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前辈学者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单篇研究上,本文拟对晚清纪事本末体史书繁荣的缘由,发展的趋势和编纂上具有的时代特点,做 一初步 的探索,期能引起学界对这一研究领域更多的关注。

关键词:晚清;纪事本末体史书;缘由;趋势;特点

 

 

 

  晚清是历史典籍极大发展的时期,纪事本末体史书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同晚清特定的历史背景相契合,纪事本末体史书出现了一些与传统史书截然不同的趋势和特点。本文拟用 “通识”的眼光,对晚清纪事本末体史书演变、发展的轨迹,编纂的特色,作 一 初步的梳理。不妥之处,敬祈指正。

一、晚清纪事本末体兴起的缘由

  纪事本末体史书受到晚清史家的青睐,并不是偶然的。首先,纪事本末体史书在反映历史事件上具有其它史书无法替代的优点,它具有“因事命篇,不为常格”和“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而用神”的优点,因而成为晚清史家记载战争史的首选体裁。其次,晚清客观变动的历史形势要求史家及时、准确地记录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时代的呼唤推动了纪事本末体史书的繁荣。

  (一) 章学诚 “辨析体例”对晚清史家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史书体例主要有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 本末体三大 体例。乾 嘉时期 的著名 史家章学诚 着重指出,编年体史书和纪传体史书尽管在发展中不断完善,产生了神奇的效果;但同时也逐渐产生了流弊,章学诚认为:“迁书所创纪传之法,本自圆神,后世袭用纪传成法,不知变通,而史才、史识、史学转为史例所拘,愈袭愈舛,以致圆不可神,方不可智。” [ [1] ] 纪传体由司马迁发凡其例, 纪表书 传诸 体配合 ,具有很大的包容量,本是编年体后 的良体 。但是后世的修史者不知根据需要变通,“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如 胥 吏之薄书,繁不可 删 。”纪传体发展到《宋史》、《元史》等集众修成的史书,史学成一家之言的传统废绝,“纪传体之最 鄙 者,如宋元之史,人杂体 猬 ,不可究 诘 ,或一事而数见,或一人而两传,人至千名,卷盈数百”,“溃败决裂,不可挽救,实为史学之河、淮、洪泽,逆河入海之会,于此而不为会狂障隳之功,则滔滔者何所底止!” [ [2] ] 纪传体史书在发展中出现的流弊,要求史家必须因时变通,以纪事 本末体补纪传体 之不足。

  在深入辨析体例的基础上,章学诚 提出改革史书编撰的方向是“今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他采取的办法有二种:一种办法是采用“纪”“传”、“图”、“表”四 体配合 ,用纪事 本末体来改造 纪传体。这样改造既保留原来纪传体中“本纪”的作用,又规避了“纪传之书,类例易求而大势难贯”的弊端。另一种办法是采用“别录”,即在全书前面标列出一个时代最主要的事件,在每一事件下将书中有关的篇名注明,以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

  章学诚对纪事本末体史书优点的分析以及改革史书编撰方向的设想,对近代史 家历史 体裁的选择上影响很大。陈其泰先生说:“章学诚的见解,很符合近代史家探索的需要:既要求史书反映历史的主线清楚,又使它能囊括丰富的内容。[3](p239) 魏源就是受到章学诚的影响,因而比较推崇纪事本末体裁。他说:“纪事之文贵从实,所以垂法戒也。”他认为纪事本末体史书的重要目的就是探索历史发展的因果嬗变之迹,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联系来考察史学的宗旨。他著的《圣武记》贯穿的中心思想,就是通过研究清前期的历史事件,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以为统治者借鉴为目的。魏源还对方 略这种 纪事本末体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方略之体例,至乾隆而尽善。若康熙中馆臣所撰《平定三逆方略》、《平定朔漠方略》, 专载上谕 ,不载奏疏, 既于情形不 悉。 且圣祖两征 准噶尔, 一 捷于乌兰 布通,再捷于昭 莫多。今方略从第二次亲征起,而初次 乌兰布通之役 不复追叙, 既于事 无根。至 第二次昭 莫多,亦不载费扬古捷奏,则两 创准夷 之功安在?若乾隆中修,平定准噶尔方略 》 , 则以前编 补述雍正西师始末,正编 扫荡准部 、回部,且章奏 文报灿然 指掌。 盖馆臣 禀承 睿 裁,故 体例明备 。 [4] 陈 黻宸 十分重视史书体例,1902年著《独史》一文,阐明了他对史书体例的见解,其中对纪事本末体尤为推崇,他说: “ 而 《 纪事本末又病 《 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史例亦颇详矣。然读其书者,或能明理乱兴衰之故,而不能知笔削断制之意。要之,纪传编年与纪事本末二者,理各有当,义取旁通,博采兼收,史裁乃出。而必欲于二者中择其一焉,则宜以纪事本末为准,此故读史者所易得而从事者。 [5] 这里,陈 黻宸 主要强调了纪事本末体在文字表述上“简约”的特点,读史者易于把握历史发展的线索和脉络,因而受到读者的欢迎。梁启超认为:纪事本末体史书的问世,“于史界别辟 一 蹊径焉。盖纪传体以人为主,编年体以人为主,而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夫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联系到晚清的历史现实,他特别指出:“故纪事本末体,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学最为相近,抑旧史学进化之极轨。 [6] 梁启超对纪事本末体的评价,强调了它在增加人们历史智慧方面的价值,认为这种史体同新史学重视事件的发展方向使一致的。

  由上可知,晚清史家之所以重视纪事本末体,同它的优点密切相关。纪事本末体史书,因事立目,独立成篇,较少受到体例上的局限,有广阔的容量容纳众多的史事, 使形式 和内容更协调一致;同时,它以事件为纲,着意于叙述每一件重大史事的发展过程、因果关系和产生的影响。

  (二)变动的时代呼唤纪事本末体的繁荣

  晚清变化的时代,需要有一种“宜疏不宜密的 新史体来 重写历史。而编年体和纪传体都过密,不适应于近代形势的需要,“惟记事一体,虽于史法中 最 疏,而求以当前之急用 最 宜。然惟其法之疏,乃更贵于作者之能别出心裁,或 取或舍 ,或详或略,皆有 凭于作者密运 其心,独抒己见,而后可以不为旧史成规所束缚,而成为一部人人易读之史。 [7](P173)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真正促成晚清纪事本末体史书迅速发展还是鸦片战争时期急剧变动的时代条件。

  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历史的急剧转折,中国以往的历史阶段从没有 象 晚清这样的“巨变”,这样的“变局”,这样的历史信息的高度浓缩。1840年英国对华发动的侵略战争,是西方列强以武力的方式征服中国的开始,其后,中国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战争中饱受凌辱,被迫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日益加深,民族危机日益加重。西方国家用强力的手段打开了中国闭锁的大门,打断了中国社会文化按照它自己的规则演进的进程,史学的发展也必须适应时代条件进行改革。魏 源面对 千古未有的历史变局,发出了“天地之气,其至明而一变乎?沧海之运, 随地环体 ,其自西 而东乎 ?地气天时变,史书体例亦因时而变。 [8] 陈 黻宸 也认为晚清的历史形势要求史家敢于创新体例撰写历史:“ 况 今日之史尤有不得不然者,五洲通道,各帝一方,例无高 卑 ,义殊华狄,史固不能详中而略外,为年月以统之。 [9] 纪事本末体史书因民族救亡斗争 而突放 异彩,产生了一批反映反侵略战争和国内战争的纪事本末史书,具体情况参见下文。面对纷繁复杂的战争,作者用纪事本末体撰写,就可以选择最能表达爱国主义思想的历史事件,对于某些同战争没有密切联系的小事,或者个人就可以略去不写。比如,姚锡光的《东方兵事纪略》设立篇目的依据就是要能反映“明耻教战,以雪国耻”的爱国思想。《东方兵事纪略》是作者在甲午战争失败后,割地赔款“痛深创剧”的打击下,为“明耻”而作的富有爱国思想的纪事本末体史书。该书于光绪丁酉(1897年)刊于武昌,共6卷12篇,主要篇目为: 衅始篇 第一; 援朝篇第二 ; 奉东篇 第三; 金旅篇 第四;辽东篇第五;山东篇第六;海军篇第七; 议款篇 第八; 台湾篇上第九 ; 台湾篇下第十 ;表第十一(未刊);图第十二(未刊)。这些篇目记载了甲午战争发生、发展到失败的全过程。由于采用纪事 本末体来写 ,因而它的价值 凸 现出来。邵循正主编的《甲午战争》说:“首篇《东方兵事纪略》虽不是第一手史料,但它的叙述系统相当清楚,对了解中日战争实况帮助不小,故将它全部采录. [10](P2)

  晚清社会处于转型时期,这时期的史学的根本任务就是关注现实社会的迫切需要。为了从战争中总结经验教训,反映各阶层浴血奋战的斗争,进行爱国主义历史教育,选择最能反映作者思想,又便于传播历史智慧的纪事本末体,确是时代的召唤,晚清纪事本末体史书的繁荣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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