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大学》一书言简意赅，却被认为是儒家学派“初学入德之门”。究竟这种评价有无道理？本文旨在从文本出发寻求正确定位其理论功能的依据。本文的观点是“格物”“知止”是理解《大学》理论价值的关键概念，《大学》的逻辑结构与实质内容正是据此得以建构，并具备了启蒙的理论功能。

关键词： 格物　知止　致知　

　　《大学》在儒家学派思想传承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一点在《大学》开篇处“子程子曰”中本已明确指出：“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但是由于一直以来学界围绕《大学》思想及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存在争论，所以仍然有必要找到能够印证这一观点的有力证据。

　　从“初学入德”这一评价来看，《大学》篇应当着重于儒家思想的基本概念及其之间的逻辑关系的表述；从“为学次第”的评价来看，《大学》篇应当具有方法论的理论价值。也就是说《大学》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授人以渔”。其重点并不是要详解思想内容，而是如同一本工具书或者说概述，使后人只要研习此篇就能够基本掌握儒家思想的主体脉络和进学方法。那么事实是否如此呢？我们可以从《大学》文本中寻找答案。

　　理解《大学》的关键在其首篇。第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实际上揭示出儒家学派的进学的重要方法或者说思路：从个体的道德体认和实践开始，通过道德观念的普及，实现大众道德实践的至善目标。尽管对于此句向来有许多种解释，但是，本文认为“ 万变不离其中”，从儒家学派治学目的来看， “明明德”是道德理论与实践教育的过程，“亲民”是道德观念与民众生活实践相结合的过程，而“止于至善”则是不断推进前面两个过程以达到天下大治的政治目标的过程。“明明德”与“亲民”都是可以具体操作的，而“止于至善”却是一个渐进和接近的过程，难以准确衡量。因此理解《大学》的明线是 “明明德”与“亲民”，也就是下文中所说的“明明德于天下”。

　　《大学》全篇并未详解何谓“明德”，但是却指出了“明德”是“自明”的。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德”，也都具有“自明”此“德”的潜质，但是这一潜质并非人人都能驾驭自如，大多数人需要被激发、被引导。因此“明明德于天下”，就是那些能够驾驭其潜质“自明”其“德”的君子或圣人，启发、引导其他人“自明”进而“自新”，并以“至善”为目标，不断“自明”“自新”，实现类似于螺旋式上升的自我发展的过程。这就是“大学之道”，是《大学》成书的旨趣所在。因此《大学》文本主要是就如何能够达成这一旨趣展开说明的。

　　“知止 ……能得。”一句指出了人们需要被启发引导的关键或者说突破口。前面我们谈到“止于至善”是一个渐进接近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往往可能因为各种因素的干扰而动摇、放弃“自明”“自新”，以致出现倒退。为此必须保持谨慎、不断检查、防范和匡正，以确保每一阶段和环节始终处于上升发展的状态，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至善”的目标。也正因为如此，“知止”本身应当不仅包涵着知道自己人生理想和目标是“止于至善”这一含义，而且包涵着知道与这一目标相悖离的思想和行为并禁止其发生发展这一层含义。过去的研究往往只从单一的积极的一面去解释，却很少从其对立面去考察，本文认为这是不符合《大学》作者的原意，也不符合人类认识规律的。我们知道教育孩子认识事物，必须告诉他“什么是什么”，同时也必须告诉他“什么不是什么”，通过比较区别才能在全面意义上建立起对事物的认知。仔细阅读《大学》文本，我们也不难从中找到证明：

　　如释“止于至善”时，一方面指出“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另一方面又在解释《诗经》中的“如琢如磨”时，强调“自修”的环节。朱熹批注“自修”说：“自修者，省察克治之功。”“省察克治”就是对与至善相悖离的思想与行为的“知”和“止”，说明“知止”当包涵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用功。

　　再如在释“诚其意”时，它没有正面解释而是直接用“毋自欺也”从反向进行说明。朱熹解释说“毋者，禁止之辞。自欺去者，知为善以去恶而心之所发有未实也。”说明即使被告知应当“止于至善”，人们也不一定能够做到，所以还是先从禁止错误的“慎独”开始。

　　在释“正心修身”时，也使用了这一手法：“身有所忿懥， 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朱熹解释说，有所“ 忿懥”、“ 恐惧”、“好乐”、“忧患”是人之常情，但同时也是使心不得其正的原因，因此君子必须常存检点之心“察乎此，而敬直之”。

　　释“修身齐家”时，文本首先指出由于人性所决定，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总是存在偏差：“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因此修身的关键在于全面认识事物的两面性，纠正这些悖离“至善”目标的偏差，做到“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否则“必陷于一偏而身不修矣”（朱熹批注）。

　　在解释“絜矩之道”时，先从正面谈上行下效以建立“当为”之规范，再从反面设立“不可为”的底线：“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这样就构建起一个行为框架，从而使人们知道何为当为，何为不可为，从而既有目标在前又有鞭策在后，自然就能够不断进步以达成“至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