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批判封建的礼法
东汉《白虎通义·三纲六纪》云:“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孔颖达疏引《礼纬·含文嘉》云:“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关于封建礼法的明确表述。到了唐代,韩愈在《原道》中对君主专制和封建法统进一步作了阐述,“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韩愈认为,君为整个国家的主宰,臣、民都是遵守君的号令的,而且 都是为 君服务的。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就是利用这种封建法统残酷地剥削压迫广大人民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封建礼法的基本原则。封建政权确立后,统治者一方面高谈礼乐的妙用:“礼只是一个序,乐只是一个和。” (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 ) 极力掩盖等级差异和阶级对抗的现实矛盾;另方面,所谓神学倡导的“三纲可求于天”,何晏、王弼之玄学的“名教本于自然”,佛学的“贵贱来自因果”,理学的“伦理通乎天理”,使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等级法权成为“天生铁定底道理”,成为不能违抗的威临人类的异己力量。黄宗羲揭开了其神学、哲学的外衣,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王法”,不过是保护封建统治者的既得利益的手段。封建法权的特点在于维护封建等级特权,实质上是“一家之法”,在广大民众看来,都是“非法之法”。
他说:
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唯筐箧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 (《原法》)
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 (《原法》)
“一家之法”企图把天下的“福利”垄断于“筐箧”之中,而天下之人则把仇恨集中于“筐箧”,于是法网愈密,疑惧愈多,祸乱愈深,治乱之法成为兴乱之因,统治者从制法者变为制于法者。黄宗羲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利益对抗看到了产生“非法之法”和“天下之乱”的社会根源 , 这一认识是比较深刻的。
黄宗羲认为同“非法之法”相对立的是“天下之法”,“天下之法”应该取代“一家之法”。那么,何谓“天下之法”呢?黄宗羲的“天下之法”有如下规定性: (1) 立法的根本目的是为百姓休养生息,而不是为了对百姓巧取豪夺,是为民, 而不是为君主;这是“天下为主,君为客”原则的进一步体现。 (2) 立法的原则是平等,“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根据“天下之法”,朝廷与“草莽”是平等的,更 何况 君臣呢? (3) “天下之法”还为百姓树立道德伦理规范, 对其进行礼法方面的教育和引导,以防其乱和淫。 (4) “天下之法”的特点是“无法之法”, 而“法愈疏而乱愈不作”。这实际上是休养生息的思想。
2 、对民主政治制度的勾画和设想
为实现“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政治思想,黄宗羲总结历史经验,开创性地提出了新的民主政治方案。
---- 限制君权,学校议政。他主张:
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 (《学校》)
限制君权的具体办法是,由国家设立“太学” ( 类似西方的议会 ) ,太学设有“祭酒” ( 类似议长 ) ,天子应当受太学祭酒的监督。太学祭酒有权直接批评朝廷政事;郡县设立学校,学校设有学官,郡县官吏应受学校监督,郡县学官有权“纠绳”直至驱逐郡县官吏。这种学校议政的主张,是对“庶民不议”的传统观念的否定,是对自孔子开始的只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儒家愚民思想的否定,也是对东林党和复社政治斗争经验的继承。在《明儒学案·东林学案》中,他对东林党人的“清议”作了极高的评价,说:“清议者天下之坊也。”黄宗羲的这种思想萌芽是光辉的,但带有幻想成份和封建杂质。
---- 计户授田,工商皆本。明代末年,土地高度集中,“屯田”占去耕地的十分之一,“官田”又占去十分之三,豪绅地主的庄园,动辄占地千万顷,落到中小地主及农民手中的土地,为数少得可怜。在这种情况下,黄宗羲主张恢复古代井田制,“丈量天下田土” ( 《田制》三 ) ,“以实在田土均之” ( 《田制》二 ) ,改变土地过分集中的现状。这种自上而下的平均授田制度,目的在于让百姓获得一定土地作为发展小农经济的基础,客观上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
明中叶以后,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工商业。封建统治者“崇本抑末”,对工商业进行了残酷地压抑。黄宗羲站在城市自由民一边,要求为工商业的发展扫除障碍,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工商皆本”的口号,认为“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 ( 《财计》三 ) 。为促进工商业的发展,黄宗羲还主张改革币制,整顿市场,调整物价,扩大贸易,以造成“封域之内,常有千万财用流转无穷” ( 《财计》二 ) 的经济繁荣局面。
---- 废除科举,提倡“绝学”。黄宗羲对明末空谈性理的腐朽学术空气以及窒息人才的科举考试制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说:
举业盛而圣学亡,举业之士亦知其非圣学也,第以仕宦之途寄迹焉尔!而世之庸妄者,遂执其成说,以裁量古今之学术。有一语不与之相合者,愕眙而视曰:“此离经也,此背训也”。于是六经之传注,历代之治乱,人物之臧否,莫不各有一定之说。此一定之说者,皆肤论瞽言,未尝深求其故,取证于心。 (《南雷文案·恽仲升文集序》)
他指出,科举制度不只使人们满足于“肤论瞽言”,造成思想僵化;更大的危害在于使人不关心国家兴衰、民族存亡的大事,而热心于玩弄语录、欺世盗名的勾当。他说:
儒者之学经天纬地,而后世乃以语录为究竟,仅附答问一二条于伊洛门下,便厕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徒以“生民之极,天地立心,万世开太平”之阔论,钤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 (《南雷文定后集·赠编修弁玉 吴 君墓志铭》 )
黄宗羲还着眼于农业、手工业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特别主张鼓励研究“绝学”,促进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发展。他说:
绝学者,如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之类是也。郡县上之于朝,政府考其果有发明,使之待诏,否则罢归。” (《取士》下)
黄宗羲不仅提倡“绝学”,而且自己对某些“绝学”也颇有研究,写了不少著作。如《授时历假如》、《西历假如》、《大统历推》、《回历假如》、《勾股图说》、《开方命算》、《律吕新义》、《今水经》、《春秋日蚀历》、《割圆八线解》、 《圆解》等,可惜这些科学著作,大都散失了。
黄宗羲所处的时代是社会历史急剧动荡、变革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反映在社会思潮上的变化和斗争是十分错综、尖锐的。但它的基本趋势是:在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存在和演变的、代表封建文化形态的宋学走向没落,陷入绝境;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文化形态迅猛发展起来,而黄宗羲是这一文化领域内的开拓者之一,《明夷待访录》可以称为十七世纪的中国民主宣言。
《明夷待访录》的民主思想虽已属于近代民主思想的范畴,但其中还掺杂着很多封建的成份;它虽继承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但它大大突破了民本思想。《明夷待访录》的思想是近代早期的民主启蒙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