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提出“阴阳相对”的差异性理论与“阳主阴从”的秩序性理论来解释生命现象，由此我们发现，该文本中的整个阴阳论，或者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道，作为形而上学宇宙论，实际就是一种基于生命现象并存在两级关联的严整的“层级性”三级理论架构。其中的一级关联是指阴阳的差异性与其相对立以孕育生命过程之间的内在联系。阴阳之间所具有的势的差异，以及可能同时具有的位的差异，都是在其两物对立以孕育生命过程中的一种必然反映。这个关联可以叙述为阴阳的差异理论与其生命理论之间的逻辑关联。二级关联是指阴阳的秩序性与其差异性之间的内在联系。确立了阴阳之间的势以及可能同时具有的位的差异，同时也就确立了阴阳之间的主从等级秩序。强调阴阳之间的差异性，就是为了成立阴阳之间的秩序性；阴阳之间的秩序性，直接以其差异性为基础。这个关联可以叙述为阴阳的秩序理论与其差异理论之间的逻辑关联。二级关联以前述一级关联为基础，这是显而易见的。这样，基于这两个必然性逻辑关联，整个阴阳论就形成了一种兼有生命论、差异论与秩序论等三个层次的“层级结构”。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一点，即所谓阴阳的生命性、差异性与秩序性，归根到底实则都不过是关于同一个孕育生命过程所具备三方面特征的一种表述。所以在整个阴阳论的层级结构中，生命论无疑是最为根本的。阴阳论中上层理论的提出，无论是差异论还是秩序论，在根本上必然都是基于生命论的，并且也都要最终服务于生命论。生命论必然贯穿于整个阴阳论，也是严格意义上的整个阴阳论的理论目标。但另一方面，在整个阴阳论层级结构中，生命论的发展，也必然同时要求存在其余两个上层理论的发展。
《周易》以阴阳论统贯“天”、“地”、“人”三者，而其整个阴阳论的根基则是一种生命论，因而在整体上也就都是自然主义性质的，所以，这个现实哲学体系的一个根本性质，同时也是我们理解它全副哲学精神的关键，就是它将明确具备自然主义性质的阴阳观点贯彻到了人伦领域，从而在理论上统一了整个自然与人伦，将整个人伦都同一性地陷溺在自然之中。由此可见，在这个现实体系中，“自然”与“人伦”并非对等概念，而是存在着从属关系的，其中自然是上位概念，而人伦则是下位概念，人伦从属于自然，人伦即是自然。这一理论特点尤其值得注意。这也就是说，基于阴阳论，在《周易》这个现实体系中，我们是提不出“人伦”与“自然”之间的任何差异的。
《周易》以自然主义性质的阴阳论来统贯自然与人伦，其直接后果就是使得人伦在理论上完全自然化了。这一点在今天看来尤其难以让人接受。我们说，如果一个现实社会已经建立起了等级制度，那么人类个体也完全可以去尊“君”与敬“父”，却没有必要将政治上的君臣、家庭内部的父子都特别强调差异性地“阴阳相对”化，从而最终也都完全地自然化。自周公制礼以来，现实社会确实已经建立起了自“王”而下的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的等级制度。［5］但是，这个制度自东周以来就开始逐渐遭到破坏，所谓“周室陵迟，礼崩乐坏，诸侯恣行”，［6］而到孔子所处的春秋末年，甚至出现了大夫谮用诸侯之礼的现象。［7］这就提醒我们去进一步追问，阴阳论的形成，是不是也迎合了统治者安立、强化现实社会统治秩序的愿望，并且也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这样一种理论资源？实际情形似乎也正是如此。《易传》作者在推测《周易》的初始创作动机时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系辞下传》）这里就已经渲染出了《周易》作者对现实社会的迫切关注与深切忧患。同时，该文本又说：“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系辞上传》）可见《周易》理论的直接现实目的，就是为了使人们能藉此安立起现实的人间秩序。具体如何安立呢？它说：“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系辞上传》）可见它努力去探求“天下”之理，就是要人们尤其注意其中每一物所当处的位，从而也相应地找到、安于自身所应当在的位。它所不断强调的“天地设位，圣人成能”（《系辞下传》），“圣人之大宝曰位”（《系辞下传》），以及“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卦象传》）等等，实则都是在表达那同一个意思。为什么要强调“当位”呢？因为“列贵贱者存乎位。”（《系辞上传》）人间的尊卑贵贱等级秩序获得安立的关键，就在于各自都有相应得当而不同的位。而反过来说也就是，只有各自都有相应得当而不同的位，人间的贵贱尊卑等级秩序也就都得到了安立与安定。这里直接沿用了什么理论？显然正是我们在前文所揭明的整个阴阳论层级结构中的二级关联理论，就是只要明确了阴阳之间势与位的差异性，也就确立起了其相互之间的主从等级秩序性。
然而，阴阳论的二级关联理论又是以其一级关联理论为基础的。整个阴阳论都基于生命自然现象，它的差异论与秩序论在根本上都要以其生命论为基础，也最终服务于生命论。那么，整个阴阳论到底是在关注哪些生命现象呢？《周易》自阴阳论而提出了天与地的相对，夫与妇或者男与女的相对，并且指出“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可见该文本显然关注到了生命是自何而来的这一现象，并且自阴阳论而认为这一生命现象是从阴阳相对而来的。但是，《周易》所关注的并不仅仅是这一生命现象。该文本同时还自阴阳论提出了君与臣的相对，父与子的相对，如果联系前述天与地的相对，再考虑到前所说整个《周易》理论在根本上都围绕人而展开，服务于人类的发展，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周易》实则也关注到了生命是如何存留的这一现象，并且也自阴阳论而认为这一生命现象是从阴阳相对而有的。同时，如果仔细分辨一下，那么我们也会发现，《周易》所提到的一切具体阴阳关系，它们实则都可以依从各自所具有的功能而分别归入对上述两个根本生命现象的解释。这就是说，作为整个《周易》阴阳层级结构理论根基的生命论，或者说，《周易》阴阳论在整体上作为一种生命论，它实则就是关于两种根本生命现象的理论，即关于“生命自何而来”与“生命如何存留”的理论。
因此，现在我们就可以说，《周易》阴阳论之所以能统贯自然与人伦，将社会人伦秩序按“邦”与“家”的大小两个区域，重新分别主要浓缩、概括为“君”与“臣”及“父”与“子”等两对阴阳关系，而根本上也就是一贯的“上”与“下”的一对阴阳关系，同时也将整个人伦同一性地陷溺在自然之中，并自汉代就确立起作为正统官方意识形态的事实地位，从而影响了中国以下两千余年，实际主要是源于这样一种层级结构所提供的以下两方面理论基础：第一，这个层级结构具有秩序性与差异性的二级关联理论，从而契合了统治者甚至一部分被统治者安立、安定社会现实尊卑贵贱等级秩序的主观愿望；第二，在根本上，也因为它能在当时条件下，比较完满地解释“生命自何而来”及“生命如何存留”等两种根本生命现象。
注释：
［1］《说卦传》以“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来总摄八卦。
［2］参阅陈炎《阴阳：中国传统的思维结构》一文，载《孔子研究》1996年第4期。陈先生在该文中称阴阳为中国的传统思维结构，并且也是一种具有“共时性”特征的思维结构。
［3］董仲舒《春秋繁露·阳尊阴卑第四十三》。
［4］王夫之《思问录》内篇。
［5］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王国维学术经典集·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页128。
［6］应劭《风俗通义·声音第六》。
［7］《论语·八佾》记孔子评季氏乱礼的言论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