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类知识分子以范蠡、张良等人为代表，他们抱着立身扬名的思想参与政治斗争，功成而身退。范蠡是战国时期的越国重臣，刚愎自用的越王勾践不听范蠡的劝告，以致兵败夫椒，失败了的勾践才听从大臣的忠告，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伐灭了吴国。伐吴战争胜利之后，范蠡在长期与勾践的共事过程中，深深认识到了勾践的本质，所以他毅然决然地“取珠玉，率从属”而隐居于齐国，“自谓鸮夷子皮，耕于海畔，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万。”并同时发信给同朝大臣文种，提醒他“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但文种最终也没有清醒过来，一直对已志得意满的勾践抱着一丝希望，然而等待他的却是赐剑自裁的命运。范蠡在齐国又被聘为相，但对统治者有着深刻认识的范蠡始终保持着头脑的清醒，“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致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就辞掉了相印，散尽余财，隐居于陶，终其天年。在集权政治与个人生命意志张扬之间难以寻觅生存空间，转而跳出政治斗争的漩涡，是范蠡对勾践这个曾共患难的君主有了清醒的认识后的明智选择，毅然放弃了临时的荣华富贵而去追求生命的解放和自由。

　　汉留侯张良年轻时侠肝义胆，为给韩国报酬，曾与一壮士在博浪沙谋刺秦始皇，以后加入刘邦集团，为刘邦的帝业立下了赫赫功勋，刘邦对张良高度评价并给与了丰厚的赏赐，“运筹帷幄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择齐三万户。”但深深了解刘邦的张良知道这个无赖皇帝不过是一时的心血来潮，遂推卸了这份厚赐。几年后，“前年杀韩信，去年醢彭越”的血的现实证明了张良的判断。刘邦死后，吕后称制，张良预感到一场政治风波的到来，也清醒地认识到吕后的残忍本性，因此他自称“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竟然煞有介事地“学辟谷，导引轻身”，向吕后显示自己并无颠覆的野心，没必要对自己下毒手，最终以这种“隐于市朝”的特殊方式躲过了杀身之祸，保全了自己和家人的性命。这是一种以消极方法对抗集权政治迫害的生存方式，司马迁对这种明哲保身的生存方式没有发表任何评论，表达了一种无奈的认可。后世的知识分子如陶渊明等多有采取这种方法，以求得心灵的解脱和思想的自由。

三

　　第三类的知识分子如苏秦、张仪、李斯、陈平等人，他们在从事政治活动中，为成名而不择手段，献媚邀宠，深知权变，有时不惜牺牲自己的人格。司马迁对这种人的品行是鄙视的，并以生动形象的描述揭露其心灵的肮脏和丑陋。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把一个无状文人的丑恶嘴脸刻画得淋漓尽致。李斯一生的愿望就是要做一只“仓中鼠”，这就决定了它日后西说秦王，之后又长期为相，嫉贤妒能陷杀同学韩非，为自己私利，与赵高同谋，杀扶苏，立胡亥，最终被赵高陷害腰斩于市的生命轨迹的必然性。利欲熏心的李斯至死方才醒悟，人之一生，最可宝贵的就是生命，“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司马迁对李斯的一生作了简要的评述，“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嫡立庶。诸侯已叛，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

　　汉丞相陈平少时游手好闲，为立身扬名于世，“仕魏不容，亡归楚；归楚不中，又亡归汉”，归汉之后任督尉，典护军，又大收贿赂。但陈平自恃才高，又能曲折陈述事上，化解了刘邦对他的疑忌。协助刘邦在历次困境中以无赖的手段化险为夷，世称为“陈平六出奇”。刘邦临死前，命陈平捕杀吕后的妹夫樊哙，后来闻听刘邦死讯，当即释放了樊哙。为了消除吕后的猜疑，他“日饮醇酒，戏妇女”，对于吕后有损于刘氏天下的做法，曲意逢迎。吕后死后，陈平又与周勃以兵诛吕氏集团，被汉文帝封为丞相。陈平以牺牲自己的人格为代价，战战兢兢地哺其糟而啜其醴。司马迁评述说：“及吕后时，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脱，定宗庙，以荣名终，称贤相，岂不善始善终哉！非知谋孰能当此者乎？”可能陈平的子孙在当时还有位居高官的，司马迁不能像评价李斯那样直抒胸臆，但于褒中见其贬，对陈平的做法提出了疑问，最后得出了陈平只不过是一个智谋之士的结论。

　　对这些政治不倒翁，司马迁深恶而痛绝之，对他们不坚持自己的道德操守，一味地迎合统治者，在政治斗争中顺流而下，有时甚至为虎作伥的做法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这样的人即便是能得善终，也不过是些权变之人罢了。五代时期的冯道，“临难不赴，遇事依违两可，无所操决，唯以圆滑应付为能事”，历仕五朝九君，自称长乐老人，可谓是深得其中三味。

四

　　知识分子最悲惨的结局莫过于因“文人相轻”而导致的自相残杀，给黑暗的血淋淋的政治斗争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李斯为了能够保有相位，不顾同窗情谊，陷害韩非向秦王大进谗言：“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听信了李斯的谗言，把韩非逮捕入狱，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

　　袁盎与晁错同朝称臣，然由于互相猜疑嫉妒，“晁错所居坐，盎去；盎坐，错亦去，两人未尝同堂语”。终于发展到了在皇帝面前互相诋毁，彼此都欲置对方于死地。“七王之乱”刚爆发时，晁错进言景帝，袁盎受吴王金钱，说吴王不会造反，请诛袁盎。袁盎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说诸侯反叛皆由晁错削藩所致，汉景帝听信了袁盎的话，“使中尉召错， 枱载行东市。错衣朝衣斩东市。”

　　公孙弘与主父偃也是同朝的臣子，但公孙弘“为人意忌，外宽内深。诸尝与弘有隙者，虽佯与善，阴报其祸。杀主父偃，徙董仲舒于胶西”。因为一己的私利，借主父偃的小过错，向汉武帝进言“齐王自杀后，国除为郡，入汉，主父偃本首恶，陛下不诛主父偃，无以谢天下。”乃遂族主父偃。司马迁从主父偃的遭遇中再次感受到了世态炎凉，“主父偃当道，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同为读书人，有的甚至还是同学，然在名利面前，却互相攻讦，置友谊、亲情于不顾，又令人感到做人的艰辛。

　　司马迁在写《公孙弘、主父偃列传》的时候，一定想到了自己的遭遇，李陵之祸本可以用金钱赎罪，免于腐刑，但“左右亲近莫为一言”，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司马迁只好去受刑，忍受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令人唏嘘不已。死于知识分子之间的斗争的，寒心于知识分子之间的冷漠的，主父偃、司马迁都不是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唐代的刘晏死于杨炎的陷害，后来杨炎又死于卢杞的陷害，历史总是有其惊人的相似之处，包括人生。

　　司马迁在《史记》中，以其如椽巨笔，剖开那一座座千年古坟，把里面的每一个文人都拉出来，曝晒在阳光下，一个个端详，一个个地评说他们的过去，沿着他们生命的轨迹，拷问着他们，也拷问着自己的灵魂：不能与统治者同流合污，你们就不会隐居江湖，以求自保吗？隐于江湖就一定能够使那颗清醒的心宁静下来吗？难道一句“难得糊涂”就能使进取火热的心麻木沉寂下来吗？扭曲、改变自己的性格，见风使舵，又怎能逃得过后人的诘责？牺牲他人，保全自己，用同伴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就能够永远心安理得地安眠于地下吗？

　　沧海桑田，不变的是对人生终极目标的探索和追求，历史拖着它沉重而又执着的步伐从昨天走到了今天，又必然会从今天走向明天。时间无尽头，探索无止境，可悲的是在探索前辈生命轨迹的同时，我们也正在重复着他们的心路历程，忍受着知识分子特有的煎熬与痛苦。

　　有的人本来就不清醒，你糊涂什么？有的人已经清醒了，你又糊涂得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