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知识分子的生存目标正如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借司马谈之口所说的：“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在描述一个个或得意或失意的人生历程时，司马迁深刻地认识到，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不是上天注定的，而是知识分子要求充分张扬生命意志的性格与集权政治之间的矛盾和对立造成的。

　　司马迁是一位人生经历坎坷曲折的封建知识分子，在《史记》这部伟大的史学名著中，他试图透过历史的迷雾，寻找一条知识分子的生存之路，从而诠释他们的悲剧命运。《史记》中记述了三类性格命运各不相同的知识分子：第一类是因正道直行不容于世而被黑暗的政治势力所吞噬；第二类是为求自保，隐居避世；第三类是与统治者同流合污，但最终也难逃被毁灭和嘲讽的厄运。

一

　　第一类知识分子以孔子、屈原、韩非、贾谊、司马迁等人为代表。他们以才入世，因才遭嫉，被放逐或囚禁，最终或自戕、或被害、或郁郁而终。司马迁在字里行间倾注了自己的感情，其中饱含着他对人生、国家、人类命运的思考。

　　屈原“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因此得到了楚怀王的器重和赏识，“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贾谊“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文帝召以为博士”，“每诏令议下。 诸老 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所欲出，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然而，也正是他们的匡世之才而遭到了无耻小人的嫉妒，上官大夫与屈原“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齐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贾谊则从维护汉王朝统治的大局出发，“更奉之法”，使列侯就国等高瞻远瞩的建议而得到汉文帝的信任，“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然而却遭到小人的嫉妒，“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在遭受谗言与冷遇之后，面对昏聩的君主和朝中阿谀逢迎的小人的诋毁，他们没有跳出是非圈子，隐居遁世，独享清高，追求自保和解脱。而是坚持自己正确的政治主张，更加积极地投入火热的政治斗争中，屈原在对外政策上主张联齐抗秦的正确路线，反对联秦绝齐的政治短见，由此又进一步加深了与令尹子兰的矛盾。贾谊被贬到卑湿之地的长沙之后，仍心系国事，当文帝封淮南厉王子四人为列侯的时候，多次冒死上书，“言诸侯或连数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否则“患之兴自此起矣”。文帝不听。楚怀王死后，长子顷襄王立，屈原被放流，但他忠心不改，“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返， 冀幸 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返”；与屈原相比，贾谊还是幸运的，文帝在无聊寂寞中想起了贾谊，格外开恩，在宣室中召见了他，但向他咨询的不是治国之道，而是“问鬼神之本”，“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特殊的经历与知识分子特有的正直，使他们的灵魂如同一座座积雪的山峰、压抑的火山，一腔爱国情、报国志燃烧着他们那颗忧郁的心，使他们将为政治的人生转为为人生的艺术，为后人留下了《离骚》、《天问》、《招魂》、《哀郢》（以上为屈原著）、《鵩鸟赋》、《过秦论》（以上为贾谊著）等千古名篇。

　　司马迁是满怀着感情去描述两位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对他们寄予着深深的同情，时运不济，命运多舛，相似的人生经历，使司马迁更深刻地理解了屈原、贾谊，对屈原的自戕和贾谊的早逝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和痛心，他在《史记》中不无遗憾地替屈原谋划：“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当他读了贾谊的《鵩鸟赋》中的“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又“同死生，轻去就，爽然自失矣”。无论是怀石自沉汨罗江的屈原，还是因为“为陵游说”而遭腐刑的司马迁都在探讨自己的命运。屈原一生正道直行，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却没有认识到自己悲剧命运的根源，“人生禀命兮，各有所措兮”（《怀沙赋》），把自己的遭遇归结为“命”，并始终在命里挣扎，最后认命。司马迁纵观古往今来知识分子的命运，发出了“倘所谓天道，是耶非耶？”的质疑，但他终究没有敢说出那几个关键的字眼。

　　在专制社会里，知识分子超前的思想意识和坚定的道德操守，使他们在强权政治和个体生命意志的张扬之间，寻不到一丝生存的空间，为政治的人生意志又无法使他们超脱，冷酷虚假的现实更使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的心灵找不到一处可以休憩的港湾，在残酷的现实环境里，巨大的精神折磨使他们难以走出心灵的羁绊，因此他们选择了毁灭，以此来抗争，来张扬自己的生命意志。实际上，具有屈原、贾生、司马迁等同样悲剧命运的，他们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最后一批，孔子、韩非、以至后来明朝的高启、清朝的金圣叹等人的命运无不是他们生命历程的翻版。

二